1951年，斯坦福大學創建斯坦福科技園，並向企業出租場地獲得收入，因此吸引了一批新創企業，形成高技術工業園區，這成為矽谷雛形。矽谷最早的創業者就是斯坦福大學的兩名畢業生，威廉·休利特(Wiliam Hewlett)和戴維·帕卡特(David Packard)，他們創辦了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對於企業來説，斯坦福無疑是最理想的人才池，而開放辦學的機制，也讓斯坦福的人才更能了解社會和企業所需。

　　“用辦企業的方式來辦教育，這句話我覺得可能會引發爭議或者是不一定對。我覺得還是要按教育規律來，在此基礎上，吸納一些企業經驗。武院跟企業合作，是符合教育規律的。”

　　武漢學院定位為國際化應用型專業大學，專業涵蓋經濟學、法學、管理學、文學、理學、工學和藝術學7個門類，方向更為落地。為增強學生的實操能力，還聘任企業高管開班授課，如搜狗公司王小川、騰訊人力資源副總陳雙華、港中旅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長許慕韓、ICAEW大中華區總監黎日忠等人。

　　“他們都不叫特聘教授，而是叫應用型教授。這跟企業是最直接相關的，相互融合，後面還要加大這個方向上的開拓。”陳一丹説。

　　除了校企合作，陳一丹也希望與其他學校增加交流，比如教學、研究上的合作，現有交換生機制如何從單方面輸出拓展為雙方互動等。互動對象並不限于國內高校，國際化已是武院發展的必經之路，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探索。

　　“這是個開始，我想後面會引入更多資源。比如某個創新項目，如果誰願意，那就來投入。校監負責建立這個平臺，武院要走多遠，大家一起來嘍。”

　　公益文化更重要

　　退休後，陳一丹仍是騰訊慈善基金會名譽理事長，除了一些老同事找他交流企業文化方面的事務之外，他在騰訊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公益部分。每次來辦公室，幾乎都是約了負責公益事務的同事。

　　騰訊創立初期，企業的發展讓管理者開始思考回饋用戶和社會。陳一丹回憶，那時候零零碎碎總想做點什麼事情，比如向貧困地區捐贈舊電腦一類的硬體設施。

　　2004年6月1日，《基金會管理條例》正式施行，半個月後，騰訊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陳一丹考慮將騰訊細碎的公益支出系統化、制度化。

　　兩年後，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成立，這也是中國首家由網際網路企業發起的公益基金會，此後，騰訊每年會從企業利潤中撥款給基金會。資金與人都具備了，陳一丹開始探索網際網路公益模式。

　　“探索網路是我們的優勢。”陳一丹至今記得早期騰訊的一些網路公益嘗試。“在騰訊平臺，你做了好事，捐了一塊錢，你的賬號會長出一個愛心果，我記得那個産品還長棵樹，有里程碑的。”

　　2008年汶川地震，騰訊基金會向災區捐款2000萬。“但網民怎麼參與?”陳一丹將網路支付、公募基金會等資源進行整合，因騰訊基金會是非公募基金會，便用“拉郎配”的方式，將公募基金會對接給捐款人。“結果捐了兩千多萬，很多都是一塊錢兩塊錢。”陳一丹説，這才是最讓他開心的，因為錢的背後，是更多人的參與。

　　“公益是什麼?對公有益，對身邊的人有益，對我們所連接的世界有益。這個有益僅僅是出錢嗎?不是的。我是希望能夠出現一種公益文化。”

　　2008年之後，公眾捐贈熱情大幅回落，沒人捐款了。

　　陳一丹提出公益2.0模式，並開展一些常態化公益項目，在騰訊主持開創了“騰訊月捐”“騰訊樂捐”“騰訊築德基金”“騰訊築夢新鄉村”等多個創新公益項目。

　　2012年，陳一丹推動搭建的騰訊網路捐款平臺收到網友捐款累計突破1億元。

　　今年9月初，騰訊發起中國首個網際網路公益日活動“99公益日”。活動啟動當天，陳一丹為活動做了題為《信任連接公益的時代即將開啟》的致辭。

　　自9月7日0時至9月9日24時，網友參與99公益日活動，通過騰訊公益平臺捐款1.2億元，參與人次超過200萬，捐贈金額、參與人數均創下國內網際網路的募捐記錄。

　　這一成果讓陳一丹覺得欣喜，也很感慨。“在PC年代，騰訊公益平臺用五六年時間不斷創新項目，才達到一個億，我們當時很開心啊，已經全國最大了。”當時的他沒想到，社交網路下的99公益日，3天就超過了5年的數字。

　　“今天到3.0、4.0、5.0，再變成移動物聯網、社交化，但總體這個趨勢是跟社會連結互動的，這個精神沒有變，你不是孤單地做自己。”

　　對於陳一丹來説，今年的99公益日不過是個開始，明年還會有更多的想像空間，出現更多的公益玩法。他希望99公益日能成為公益概念甚至是一種公益文化，長遠地走下去。

　　自創辦至今，騰訊網上募款平臺累計募款額已達5億。陳一丹覺得另一組數字更重要——捐款人次超過3600萬，對於在整個社會建立公益文化來説，這或許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