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飛:專注于塑造人物與鑲嵌歷史——讀長篇小説《黃泥巴小街》

來源:中國網 時間:2022-09-29 14:36:41 編輯:李柯佑

文學是照亮時代前進的燈火,鄉土書寫與民間敘事一直是中國文學呈現社會變革的重要方式。中國作家們一批批以鄉村歷史為題材的主題小説由此脫穎而出,描繪巴渝大地的鄉村故事也漸漸走進人們的視野。由重慶市委宣傳部、重慶市作家協會重點資助,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説《黃泥巴小街》,是一部有力量、有寬闊社會視野,正視社會矛盾、對中國鄉村發展歷史有深刻認知的作品,其對鄉村的風雲變幻,歷史與現實、民俗與民情、世態與心理的入木展示,極具正面意義。在這部小説裏,作家李光飛不僅發現了貯藏于生活生命之中的源頭,更重要的是他能夠捕捉承載這份真情的合適器皿,從而讓作品更具有感染力親和力,也讓作品具有廣泛的可讀性。  

好的長篇小説往往是一面鏡子,主人公和讀者互為鏡像,印證著文本內外的交叉重疊。小説以許一松一家五口為主線,以上世紀50年代的系列事件和新時期改革開放為背景,以渝東北農村黃泥巴小街為故事發源地,反映兩代人在黃泥巴小街發生的故事,深刻地再現了其命運、生存狀態與生存環境變化,顯現出鄉村近百年曆史中的那些鮮為人知的困頓與思索,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小説在人物命運中展示人性,有懸念、斷裂、切割,有真情、思考、批判,再現了那個時代特有的標誌,如球鞋、籮筐、大背篼、黑五類、洋馬兒(自行車)、《白毛女》《沙家浜》等。小説以其文學表達,復活了那段讓人無法忘卻的歷史,真切地講述農民對祖輩土地的深情以及人民群眾自強不息的精神風貌,對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滄桑巨變給予正能量的傳播。

《黃泥巴小街》是人間煙火的小故事,但卻反映出時代背景下的大鏡頭,是一部過去鄉村生活的教科書。從一條小街的變遷,到一個個走心的細節與情結,從一個時代的縮影到另一個時代的對接,小説寫出了群像與個體、精神與實際、崇高與實在的種種內涵。其通過歷史和現實生存狀態,從這些鄉村人物和鄉村事件中提煉出的思想與行動、土地與農戶、身份與情感、觀念與環境,真實構建了那個時代的鄉村架構,準確地呈現強烈的理性思辨色彩,再現了那個時代人與人,人與事帶來的各種複雜而矛盾糾結的命運感。作者著眼于敘事時間上的隔斷與敘事空間上的切割,生動地表達其對於社會發展變革的敏銳思考與應對,將思考與敘事融為一體,重置一種陌生閱讀路徑,讓故事在紛繁的敘述中,愈顯感人。

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曾説,“文學是微妙與矛盾之所,而不是簡單化的聲音。”如果把《黃泥巴小街》整個故事比做一棵大樹,敘事時間與敘事空間的巧妙佈局,如同有風搖動一樹枝葉。而作為情節的每一根枝杈,和細節的每一處葉片,同時被風搖響,這樹的生命力就脫穎而出。這棵“樹”在小説第17個字,主人公許一松便“迫不及待”地出鏡。

小説敘事元氣十足,人物的行為方式與事件的發展邏輯,分別在不同的場景中互為證據,互為供詞。隨著故事的深入,各種表像與隱藏、各種細節與情結漸漸顯露倪端,各個人物、每個細節勾勒得甚為飽滿。更重要的是,小説不僅寫出了人物命運的跌宕感,還寫出了命運選擇和生存至暗時刻的力量和光芒。比如,許一松生存的環境註定是苦難的,從小背負著母親是地主成分而被歧視,他自卑軟弱,但他又是堅強的。其內心在磨難中逐漸變得強大,與母親一起吃苦,與家人共同承受生活的重擔,承擔起超其年齡與能力的男子漢角色。四娃子的死無疑是促其性格由軟弱轉變為堅強,最終成為嫉惡如仇並從此立志的轉捩點。許一松的轉變與擔當,讓這個家有了安全感。但要衝出苦難,許一松註定要經受傷害、承受挫折。許一松與其同學江小雪的淒美曲折愛情讓許一松更加成熟,讓其在面對各種困苦,面對職業受挫、甚至斷腳致殘等難關時,他才能沒有趴下。

誠然,許一松的成長經歷和環境與其母親徐晚霞密不可分,正是徐晚霞的言傳身教讓許一松具有了堅強的根基。徐晚霞是一位平凡善良,懂得隱忍的中國女性形象,與其説許一松是主線不如説徐晚霞是內核,在她身上展現的人性光輝要比任何人都鮮明。

在塑造徐晚霞這個形象時,作者沒有採取一邊倒式的求全視角描寫,而是在徐晚霞身上注入了人間煙火和普通人的喜怒哀樂,一個個細節描寫讓人動容。比如她由一個知識女性迅速變身為吃苦耐勞的鄉村農婦:上山打柴、下地割麥、進城賣菜;比如遭遇張守成圖謀不軌,她堅決反抗並機智脫險;比如人工呼吸搶救解放軍戰士;比如面對饑荒,村民討論多分自留地,她挺身而出成為大家的主心骨;比如社教運動開始,她受難挨鬥、忍辱負重;比如在一梅、一竹姐妹相互謙讓唯一的高考名額,兩難的抉擇擺到母親徐晚霞面前等。在最能體現徐晚霞堅強的那一段,作者是這樣描寫的:“她放下了敵敵畏瓶子,將照片在胸前貼了貼,站起來,擦了擦淚水。看了看缸裏,沒有水了。她拿起扁擔,挑了水桶到小街背後的井裏去挑水。井水很清澈。她站在井邊,清澈的水面映出了她臘黃的臉。”徐晚霞終於從親人的支撐中站了起來。對徐晚霞來説,總有一種——“我下不了地獄,也上不了天堂,只能在人間掙扎出一點點星光般的希望”之感。整部小説中,徐晚霞的形象比許一松更鮮明,更生動,更耀眼,更能代表這部小説對人性的定位。

對於其他人物的刻畫,小説也非常到位。無論在行為行動乃至表情語言上,都把外在內在給予最真實生動的展現。比如帶領村民抗旱救災、順應民意祈雨、推廣良種、率先落實家庭聯産責任制的公社書記陳子山;為了鄉親飲水鑿石打井奮不顧身的解放軍戰士、為救一松壯烈犧牲在鐵路建設一線的華班長、故事藝人文述、爛詩人、捏泥人刻年畫深沉神秘的民間藝人方炳盛、愛憎分明活潑可愛的許一竹;霸道潑辣又常幫助徐晚霞的兆祥媽;博學的許井西;堅貞愛情的江小雪;美麗善良而又懦弱的吳順秀;普度眾生的妙禪大師;重情重義的費處長等等,正是這些極普通而又不普通的蕓蕓眾生,成為人間煙火中最值得關注的地方。這些人物事物的或明或暗、或荒唐或真實、或溫暖或期待,那些生死、愛恨、情義、真假、苦難與甜蜜、偉大與渺小、高尚與卑鄙,這些生存狀態的表像敘述、群像的人性表達,自然環境、生存環境的描寫都成功地製造或渲染出了時代的特色,也鐫刻著本鄉本土歷史文化的深刻印痕,這些細節都促進提升了人物表像與內涵,在推動情節發展、突出主題方面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作者多廣角多維度地挖掘梁平地域文脈價值,讓民間藝術語言化入文本,並得以親切自然地表現表達,成為揭示巴蜀地域文化內涵的重要亮點。比如重慶市級非遺梁平草把龍,國家級非遺梁平木版年畫、燈戲、癩子鑼鼓、抬兒調等;還有滑石古寨、蟠龍古洞等風景名勝,以及西南名剎雙桂堂;更有貫穿全文的農事活動、方言、童謠、民謠、口頭語、順口溜、打油詩以及鄉村婚喪禮儀與抗旱、祈雨、民俗等非常生動精彩地描寫。小説的結尾處,亦溫暖明亮,令人回味。難怪評論家王本朝這樣評價:“這是一幅渝東北農村的風俗畫,一幅鄉村百態圖。作品有鮮活的創傷性記憶。”

作品的命運是由讀者決定的,它的生命力取決於讀者的喜愛度與認同度。

在城市化的今天,熟悉那段歷史的人越來越少,作者能把這段歷史真實而藝術性地呈現出來,除卻創造一種有別於其他歷史敘述的鄉村個體生命史外,或許也指向了作家一種隱秘的心理與期待。從時代與個體命運來説,這部小説是一個不斷向原點返回的過程,一個不斷返回到深厚的過程。能把歷史正確地展現,不得不説作者是在為時代立傳,與過往相認,為那條小街已逝的歲月立言。 (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