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對重慶抗戰文化遺産搶救和保護的思考

抗戰文化遺址，作為歷史文化名城——重慶最富價值、最具代表性的資源，是最重要的文化遺産和城市發展的寶貴財富。一段時間以來，重慶市在抗戰文化遺址的保護利用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在認識、規劃和投入等方面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不少遺址特別是城市中心地帶的一些遺址因為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影響而毀損嚴重，原來俯拾皆是、後來散存民間的抗戰遺物，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正在消亡之中。隨著這些歷史印記的消失，重慶在近代歷史上的作用或許將會逐步被人們淡忘，一種地域文化也將隨之失色。因此，加強對重慶抗戰文化遺址的搶救和保護已經刻不容緩！

抗戰文化遺址是重慶最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産之一

歷史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基，只有不斷去發現、確認、搶救、保護歷史文化遺産，才能延續文脈，傳承歷史，融入現代，使城市發展從歷史走向未來。一個城市不能被代替的個性內容，就在它的歷史遺存之中。一旦失去了歷史遺存，與歷史中斷，看不清自己的性格輪廓，必然會在彼此走入雷同、陷入迷茫。

抗戰史是重慶曆史上的輝煌一頁，是重慶之所以被命名為“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原因，抗戰時期的重慶與華盛頓、倫敦、莫斯科一起被列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四大歷史名城。抗戰爆發後，全國1/3以上的高等院校（40余所），2/3以上的軍事工業，90%的專家學者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夏衍、臧克家、冰心等文藝界人士，冼星海、光未然、賀綠汀、馬思聰等音樂界人士，徐悲鴻、豐子愷、傅抱石、李可染、劉海粟等美術界人士，張伯苓、胡庶華、周均時等教育界人士紛紛遷往重慶，從而實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文化中心由東向西的歷史性大遷徙。國共兩黨無數軍政界名人要人，文學、科學、藝術、教育、理論學術、經濟等諸多領域的大師級人物，都在重慶這塊土地上留下了厚重的歷史印痕。

抗戰時期留下了大批以國民政府遺址為代表的政府機構遺址、外國使館遺址和眾多經濟、政治、軍事、文化要人舊居等人文景觀。據不完全統計，重慶重要的抗戰遺址遺跡有260余處，實際數目還不止於此。其中不少是國家級及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一部分已辟為紀念館或紀念地正式對外開放，成為蜚聲國內外的旅遊參觀景點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沙坪壩區為例，全區分佈著200余處抗戰文化遺址，重要遺址100多處，佔全市抗戰遺址的一半，除去早已被毀的一部分，剩下的經過近年來的搶救性保護得以保存，如郭沫若故居、馮玉祥舊居、蔣介石官邸、美齡樓、美齡舞廳、馬歇爾公館、林森公館、林森墓、《新華日報》印刷所舊址、國立音樂院舊址，等等。這些抗戰遺址，是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卓越貢獻的史證，也是國共合作，共赴國難的歷史見證。

搶救保護好這些抗戰文化遺址，關係到重慶城市文化的建設與創新，關係到重慶人文精神的培育，關係到重慶實現科學發展的競爭力和軟實力。搶救、修復、保護有價值的抗戰遺址，體現了對民族的認同，有利於促進愛國主義統一戰線建設和兩岸關係的發展；搶救保護好抗戰遺址，就是給後人留下一份生動而長久的國情與歷史教材，是加強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弘揚抗戰精神的需要。同時，搶救保護好抗戰遺址，充分挖掘利用其內涵，對重慶現代化建設和現代文明發展至關重要。

近年來，重慶市從市級到各級區、縣政府都加大了抗戰文化遺址保護工作的支援力度。以沙坪壩區為例：沙坪壩區的抗戰文化資源數量多、價值大，有郭沫若寫出《甲申三百年祭》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暨文化工作委員會舊址，被譽為“中國交響樂的搖籃”的位於青木關鎮的國立音樂院，還有國民政府眾多軍政機關如行政院、監察院、考試院，管理外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及其他各省蒙古族、藏族聚居區的行政、宗教及其他各項事務的蒙藏委員會舊址等。沙坪壩區委、區政府近年來投入3 000多萬元，修復了馮玉祥舊居、郭沫若舊居、重慶談判紀念館、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磁器口抗戰教育博物館）、張治中舊居等抗戰文化遺址，啟動了歌樂山（山洞）地區的抗戰遺址群保護及抗戰文化風貌街區的打造。

但是，目前抗戰文化遺址保護工作仍存在種種問題和困難，主要表現在：

一是抗戰文化遺址的損壞嚴重。重慶大量抗戰歷史遺址遺跡失管失修的情況嚴重，除一部分革命歷史遺址外，其他遺址遺跡資源的保護與開發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不少抗戰遺址僅僅得到文物保護的確認而已，充其量有一塊牌子，有的甚至連牌子也沒有。由於産權多元化和房産交易等原因，很多遺址遺跡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大都已灰暗破舊、斷壁殘垣、湮滅在雜草之中。

二是缺乏專門的保護、開發規劃和行之有效的保護措施。在保護規劃方面，作為《重慶市城市總體規劃》重要組成部分的《重慶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已陸續將很多重慶抗戰遺址納入了規劃中。迄今為止，重慶市還沒有一個全面對重慶抗戰文化資源進行保護、開發的專門規劃，是重慶抗戰文化資源保護、開發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已有的規劃無論是在規劃的指導思想和科學性方面，還是在規劃的可操作性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一方面缺乏專門的保護歷史文化資源的法規和措施，另一方面對已有的城市規劃和文物保護法規執法還缺乏力度。

對抗戰文化遺址保護工作的建議

把重慶的文化資源優勢轉變為文化産業優勢，是當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這就需要我們突破思想上的束縛，突破管理體制的障礙，突破運作模式上的制約，把抗戰文化資源保護好、利用好。為此，提出四點建議：

一是尊重歷史，面向未來。加強抗戰文化資源的搶救與保護工作，就要在思想上與時俱進，不能僅僅停留于傳統的思維方式。抗日戰爭時期，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時期，重慶抗戰文化資源的精神主體，體現的是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團結禦侮、救國圖強的民族精神。正確認識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意義，肯定其在抗日戰爭中發揮的作用，是加強抗戰文化遺址保護力度、促進重慶抗戰文化發揚光大的重要體現。

二是建議立規立法。資源遺址的産權、文物的管理權和開發經營權分屬不同的管理部門，是制約重慶抗戰文化資源利用的重要體制因素。如擁有中正樓、美齡樓、馬歇爾公館、林森公館以及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下榻處的林園，文物價值極其珍貴。但屬於軍事管制地區，建議採用以地置換的辦法來實現此類遺址的保護性利用。

同時，文物管理機構的權力十分有限，也是制約重慶抗戰文化遺址保護與開發的重要因素。很多珍貴的抗戰文化資源因為城市建設而遭到破壞，但文物部門卻沒有足夠的權力和辦法加以制止。建議制定專門的《重慶市抗戰文化遺址保護條例》和《重慶市抗戰文化遺址保護管理辦法》，切實做到“將抗戰文化遺址保護工作納入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納入城鄉建設規劃，納入財政預算，納入體制改革，納入領導責任制”。

三是統一規劃，多層次、多渠道、多辦法進行保護性開發。現有的重慶抗戰文化遺址保護模式，大多是由各級政府投資修復，但財政經費有限，難以籌措大量資金用於這些文化資源的保護和開發。大批遺址無法修繕對外開放，許多被單位和居民使用的遺址由於經費缺乏無法實施搬遷。突破現有運作體制障礙，一方面爭取中央相關部門專項經費，一方面多渠道融資，鼓勵産權單位、知名企業、個人等參與抗戰文化遺址保護工作，“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同時，改革運作模式，引導已開發和正開發的抗戰遺址在實現其社會價值的同時，逐步實現其經濟價值。

四是建立一座綜合性抗戰歷史博物館。搶救和保護重慶抗戰文化遺産，最好的一個途徑是在歌樂山建立一座綜合性抗戰歷史博物館，系統地介紹抗戰文化的內涵，從而讓人們全面了解抗戰文化的豐富內容，增強對重慶文化的認識，進而深切地感受重慶的魅力。（原文見《重慶日報》理論版。作者：李波 係重慶市“巴渝新秀”青年文化人才，重慶市歷史文化名城專業學術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 圖片由沙坪壩區文物管理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