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題:疫情侵襲全球,如何看待各國的政策選擇?“群體免疫”真的可以使經濟免受疫情衝擊嗎?以經濟停擺的代價阻擊疫情到底值不值得?
本期微評:沒有經濟停擺的強制政策,通過“群體免疫”經濟就會“自認”恢復的想法,不僅天真,而且簡直是“癡心妄想”。把感染者人數壓制在一個能接受的水準上,才是政策的核心。疫情持久戰下,一個國家的經濟部門應該被甄別區分為關鍵部門和非關鍵部門兩類,不做出關鍵與非關鍵部門的區分,就不會有真正的經濟安全。
特約評論人:陳玉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
本期責編:張寧銳 江虹霖
帝國理工大學全球傳染病分析中心模型項目負責人尼爾·弗格森(Neil Ferguson)的團隊發佈一篇報告影響很大,國內也不乏支援者。報告認為,在沒有疫苗的假設下,如果沒有社會干預政策,其結局就是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多數人都要被感染一遍,從而到達群體免疫狀態,疫情的流行也就終止了。很多人對此的反應是,要麼有疫苗,要麼群體免疫。甚至有人認為既然早晚要靠群體免疫,那就儘快早點達成群體免疫,一了百了。這種見解不僅愚蠢而且怯懦。“群體免疫”的概念不能被誤讀成放任自流。
有人質疑,如果採用壓制疫情的政策,造成的負面效果和成本(主要是經濟衰退及其帶來的間接後果)是否值得;疫情若暫時被壓制,數月之後隨著該政策的退出,疫情重新泛起,會又回到起點。
我們用經濟學成本收益權衡的方式,來思考抗擊疫情的戰略選擇。
最近,經濟學家馬丁·S·埃辛鮑姆(Martin S. Eichenbaum)等人寫了一篇“流行病的宏觀經濟學”論文。該論文認為:回避風險的消費者,會權衡取捨,通過減少消費和消費活動,減少自己被感染的機會。顯而易見可以推論,當疫情變得嚴重,消費者會急劇減少消費活動,對經濟造成巨大的需求衝擊。這對經濟的影響很大,制定抗疫戰略必須將之納入考慮。所以,此文的觀點是,要想讓消費活動下降得少點,就要讓人們感覺被感染的風險小點。因此,把感染者人數壓制在一個能接受的水準上,才是政策的核心。所以我們需要做的是:壓制政策如何選擇合適的強度,而不是要不要壓制政策。
有觀點認為,外國實現了群體免疫而中國沒有,這樣的免疫落差,會讓中國失去優勢。恰恰相反,若是某些國家放任疫情蔓延,短時間內完成群體免疫,其人道災難將是歷史上罕見的,後續的社會經濟動蕩無休無止,何談相對於中國的優勢?曾有論文考察了歷史死亡人數較多的15次瘟疫及其影響,發現疫情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達三四十年之久。所以,政府強力干預,延緩疫情高峰的到來,是有極大價值的。這樣壓制政策也是為疫苗的研究爭取時間。
我認為,疫情持久戰下,一個國家的經濟部門應該被甄別區分為兩類:關鍵部門和非關鍵部門。經濟統計與決策部門應該隨時觀測經濟關鍵部門的運作情況,這是底線思維。不做出産業的關鍵與非關鍵部門的區分,就不會有真正的經濟安全。那些關於全球産業鏈受衝擊,以及各種疫情之下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沉渣泛起的聲音,都會干擾一個國家的明智決策。將經濟區分為關鍵部門與非關鍵部門,就知道底線在哪,就可以大膽地開放,深度且自信地參與全球化的進程。
“防疫情”與“穩經濟”並舉,檢測病毒的能力是關鍵。我們應該進行國際合作,加大檢測技術的科技投入並提升産能。這是“壓制性戰略”可持續的技術條件和基礎。如果將所有人都進行社交疏離,沒有經濟體可以長期承擔。只有快速、準確地甄別出感染者,只對感染者和家屬隔離,才能降低社會經濟成本。
我還建議大力加大醫療衛生領域的投入,這是謀長遠,也是應對當前疫情所需。如果疫情反彈,我們應該有更強大的醫療健康體系。中國第一階段抗疫成功,為我們贏得了加快加強醫療應急能力的寶貴時間,要利用間歇期,加強衛生部門的能力建設。今年,我國財政投入兩萬億強化“大衛生領域”,將會被歷史證明是最明智的政策。另外,市場參與者也要深謀遠慮,思考如何參與健康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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