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北京之行的印象，業界中浮沉已久的斯托對藝術圈的氣氛自然有著極其敏銳的嗅覺，雖然考察期只有短短幾日，但其言辭卻屢中要害。就中國的當代藝術全景而言，斯托認為中國的攝影、影像、行為等藝術形式都已經非常國際化，並且能夠在世界範圍內産生影響，無論是藝術家擁有的自由度，還是他們表現出的創造力，都令西方世界感到驚奇。然而，另一種局面又讓他多少感到有些失望，那就是一些藝術家為了向市場推銷自己，而不斷重復自己賴以成功的風格，為了商業上的回報而停滯不前。斯托希望那些真正有雄心的藝術家更多地去説“不”，如果對自己有信心，就去研究、發展和超越自己，從一個藝術高度達到另一個藝術高度，而不是永遠去懷念自己在北京成名的那一刻。“從藝術品交易的角度來説，他們也應該有這樣的遠見，”斯托解釋道，一兩年內不做任何的展覽，潛心來發展自己，對藝術家，尤其是年輕藝術家來説，確實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其實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最終會受益更多，“如果你現在學會了説‘不'，將來人們會加倍期待你説‘是'”。

　　斯托坦言，即使像 798這樣海外聞名的藝術中心，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問題，這裡的許多藝術家把自己知名度有多高、賣到多少價錢、賣得好不好看得比藝術本身更重要，“對於我這樣一個來自於物質極其豐富的地方的人來説，不得不有一些擔心”。斯托以他非常相熟的藝術家路易斯·布爾茹瓦為例，這位當代大師的名字已經被奉為傳奇，幾乎所有最重要的博物館都在努力收藏她的作品，然而她每天的物質生活只不過是吃沙丁魚、喝喝茶、穿著睡衣而已。而在西方，成功藝術家這樣的生活狀態實屬司空見慣，他們可能一整年都不會談到任何和金錢有關的事情。“可能是他們過慣了窮日子吧”，斯托略帶調侃地説。在他看來，如何全身心地關注藝術本身而不脫離自己本來的軌道，是中國許多藝術家和策展人都面臨著的巨大挑戰和考驗。

　　中國國家館：任重道遠

　　斯托同樣津津樂道于自己對中國國家館的期待。因為今年的聖保羅雙年展取消了國家館，使得威尼斯雙年展成為目前惟一一個設立國家館的國際藝術大展。在他看來，國家館的存在有其重要意義，因為藝術家可以在自己的國家館中對本國藝術進行定義，而不需要為了去迎合別人而做一些不真實的表現。當然，國家館體制本身也面對著一個難解的癥結：很多時候藝術的展示變成了國家間的政治較量。如果不清楚上一個世紀的國際關係結構，基本上可以到威尼斯雙年展的國家館分佈圖裏去考古：國家館聚集的中心地帶——綠園城堡的空間已完全被先期入駐的西方發達國家瓜分，其他數十個以第三世界國家為主的參展國，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自行尋覓展場，對“位置為王”的展覽來説，國際政治中的強者邏輯由於地皮的稀缺而凸顯得更加強烈。中國館雖然已經進入了威尼斯，但如何從臨時搭臺過渡到一個擁有永久居所的國家館，仍然是一場複雜的談判。因為組委會雖然已經承認上一屆的中國館展場、位於軍械庫展區的“處女花園”已是“中國的場地”，但如何利用這一片有“場”無“館”的露天空地，無疑對任何一位策展人來説都是不小的考驗。

　　正是為了改變舊的國家館體系，作為一次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嘗試，斯托將屬於自己的主題展空間——軍械庫的一部分貢獻出來，設立了三個臨時國家館：土耳其、印度和非洲聯合體，這三個國家和集團均是首次以國家館身份參展。另外，東道主義大利的國家館也將從處女花園遷出至和中國館毗鄰的位置。這樣，如果明年的中國館仍設立在舊址，軍械庫展區就將有五個國家館，形成獨立於綠園城堡之外的另一個中心，尤其對中國館來説，和東道主做鄰居無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當然，利用和改造場地仍然是中國館面前最首要的攻堅任務。斯托直言，上一屆威尼斯雙年展的中國館確實有不錯的作品，但是由於場地的限制，一些只能在室內展出的作品，不得不被塞進處女花園旁邊堆滿了油桶、可用空間異常狹窄的油庫，導致視覺效果非常粗糙。如何改變原來因陋就簡的局面，將國家館的外觀提高到國際水準，是 2007年中國館入手要解的第一道題。斯托提出了一個曾與上屆中國館策展方交流過的構想，即在中國館的建築展和視覺藝術展之間實現對接，先根據建築展的設計來搭建中國館的建築，再把隔年舉辦的視覺藝術展的作品納入這個建築之中。當然，這個計劃稍微顯得有點烏托邦，因為這樣一項工程不但耗資巨大，而且要得到義大利方面的積極配合併非易事，“義大利是一個古老和保守的國家，你們要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