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我的困擾與求教
劉益謙
12月23日，我對《功甫帖》事件發表公開聲明，原本是想敦促上海博物館方面早日公佈相關的學術報告，讓事件回歸正常的學術討論，而非停留在於事無補的街談巷議。始料未及的是，包括中央電視臺、《華爾街日報》在內的海內外多家媒體紛紛要求對我進行採訪，就此事件發表進一步的看法。由於上博遲遲不肯公佈正式的學術報告，以鐘銀蘭為代表的上博書畫部在《新民晚報》拋出結論性的觀點後，也未就此事發出任何公開的聲音，因此，作為單純的買家，我面對媒體的熱情關注和相關領導、朋友的熱切詢問，是頂著很大的壓力的。為此，我覺得有必要就我目前所面臨的困擾求教於事件的挑起方上海博物館，期望儘快得到具體的答覆，同時也算是對媒體朋友和關心此事的民眾再一次表明我的心跡和立場。
首先，我想要請教上海博物館的是，你們沒有選擇在專業的研究刊物發表研究成果的學術爭鳴的常規做法，而是先在《新民晚報》這樣的大眾媒體以官方的名義發佈結論性的觀點，是由於《功甫帖》真偽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出學術規範和學術尊嚴的價值，需要你們集體展現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感了嗎？如果真是這樣，為何不在我出於國寶回歸的熱忱于中秋之夜與各國大收藏家激烈爭奪而最終拍得《功甫帖》之初就表明你們的觀點？或者在我們以激動的心情以電視媒體向廣大民眾表示《功甫帖》將在龍美術館（西岸館）的開館展展出之時就提出你們的結論？這樣一來，我個人避免可能的經濟和名譽損失事小，國家也不必為《功甫帖》的合理回歸動員寶貴的保稅資源，同時熱愛傳統文化的廣大民眾也不必為此可能滿懷期待地空歡喜一場。從競拍成功到成功回歸，其間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你們對《功甫帖》的鑒定結論又是如此的簡單且毋庸置疑，或許作為一個民間收藏家，上博這樣一個學術權威機構對我沒有預先提醒和事後幫助的義務，但是你們在挑起爭議之後又不肯拿出詳盡的學術報告，對關注此事的廣大民眾和同樣從事文博事業的專家學者而言，是不是過於草率從事了？
其次，對於上博的鑒定結論和目前所見的論據，我個人雖然也充滿疑惑，但我畢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加上買家的特殊身份，也不便對此發表評論。我從事中國書畫收藏二十餘年，投入的精力和體會的甘苦，固然不足與外人道，但僅資金一項也有數十億之多，也收藏到了一些學術界公認的至宋代以來的重要書畫作品，這主要歸功於我的鑒定團隊的出謀劃策，他們中間既有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學者教授，也有曾經從事過文博行業的老一輩專家顧問，還有在藝術市場上拼搏多年的鑒賞好手。《功甫帖》事件出來以後，他們在驚訝的同時，也表示本著學術爭鳴的原則，願意傾聽一切學術上的不同意見。由於未能等到上博的進一步説法，他們委託我向以鐘銀蘭為代表的上博書畫部求教幾個具體的疑問：一、“雙勾填墨”對古代書法作偽而言並非難以識別的高級手段，為何張蔥玉、徐邦達等老一輩過手此帖的專家沒有提出這一疑點，反而判為真跡？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經手此帖的蘇富比和其他相關專業人士也沒有看出端倪，而上博的專家團隊僅憑與拓本的主觀比對就能得出摹本無疑的結論，是上博的學術團隊在古代書畫的鑒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嗎？可否與大家分享這一成果呢？二、原帖翁方綱的題跋，原本是最無爭議的部分，現在也被判為偽作，證據何在？可以説所有關注此事的相關專業人士對此都表現出強烈的求知欲，期待上博學術團隊傳道受業解惑。三、日前有“知情人士”爆料，此帖早年曾出現在上博，後又由上博流出。這一複雜的來由，與上博官方的這次匆匆表態有無關聯？作為國家的公共文化機構，或許上海博物館有説明原因、以正視聽的義務吧？
與此同時，我創辦的龍美術館在這次事件中也受到了無端的牽連。龍美術館原本是我投資創辦的公益性藝術機構，且不用説在前期建設上投入的大量資金，即便是維持它的正常運轉，也需要可觀的運營成本。好在自龍美術館成立以來，得到了文化部、上海市、浦東新區、徐匯區政府和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援，我才有信心把私立美術館作為百年大計運營下去，為愛好藝術的民眾服務。這次龍美術館對外表態將要展出《功甫帖》，只是出於與大家分享古代藝術瑰寶的美好初衷，而上博將其定性為“美術館展出偽作”，這使龍美術館也陷入了輿論的漩渦。在如何排除輿論干擾，堅持自己的學術主張方面，上海博物館是有較為豐富的經驗的。因此，龍美術館管理方也委託我向上博方面請教：一、1999年，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傅抱石金剛坡時期作品特展”，所展出的全部四十余件作品皆被專家學者和畫家後人指證為偽造品，你們是如何向民眾做出解釋，並順利度過信譽危機的？二、2003年，上海博物館耗資450萬美元公款，以當時中國書畫作品的最高價格在海外收購四卷《淳化閣帖》，在學術界引起爭議，你們除了將宋代原版“祖帖”的説法改稱“最善本”，又是如何説服官方和民眾，這筆公款收購完全是物有所值的？作為改革開放的産物，民營美術館這種新生事物是一種十分脆弱的存在，除了國家政策的護持，也離不開國營同行老大哥的幫助，還望上博不吝賜教，幫助龍美術館這個小兄弟健康成長。
最後，我還是要感謝在這一事件中，保持公正立場、心懷善意的所有媒體朋友和各界人士。我個人的委屈不算什麼，重要的是客觀還原《功甫帖》以本來面目，共同營造並努力維護傳承中華文明的良好氛圍。希望上海博物館本著國家公益文化機構的社會責任感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