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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林懷民攜“雲門舞集”經典作品《流浪者之歌》巡演于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武漢六城。與巡演配合的，是一系列的講座、採訪和新書籤售，慕“雲門”之名而來的觀者安靜地享受著與林懷民的對話。
“林懷民”與他主創的“雲門舞集”，已然成為一個文化符號，成為中華文化和台灣文化的重要部分。過去38年，雲門舞集在世界舞臺贏得讚譽無數，然而林懷民津津樂道的總是雲門舞集的戶外公演，在他看來，跳舞給基層的民眾看，培養台灣民間優雅的品質，才是雲門舞集最初和最終的理想。
常著一身黑衣的林懷民，從容不迫，溫和謙恭，即使講座上遭遇不禮貌的問題，亦淡然微笑著作答。他談舞蹈、藝術、社會和未來，一下子就深入人的內心。
人的內心需要這些東西
《南風窗》：您在多個場合説過，如果只能留下一部作品，您希望是《流浪者之歌》，這部作品有什麼特別的存在意義？
林懷民：它給觀眾一個安靜、安寧的空間。這種空間，不僅現在的人們需要，到了22世紀、23世紀，人們依然需要。
對於雲門舞集來説，這是一個轉捩點。從這部作品開始，舞者不再僅僅專注于表面的技巧，而更加關注身體和吐納，因此近年的作品更多地融入靜坐、太極、拳術和書法等元素。
《南風窗》：在《流浪者之歌》中，一個扮演僧人的演員在臺上站了90分鐘，黃色的稻穀細瀉到他的頭頂。整部作品都帶有這種宗教的寧靜，超脫于浮躁的社會。您會擔心作品離社會太遠嗎？
林懷民：這部作品在大城市也在台灣南部的鄉下，在台灣、大陸也在海外上演，無論在哪，都沒有改變任何元素，但無論城市的藝術家還是農村的大娘，都同樣看得很專注。人的內心是需要這些東西的。
《南風窗》：雲門舞集創辦于1973年，在1988年曾經暫停。您説過暫停雲門舞集，是因為看到社會一些很浮躁的東西，雲門舞集徹底不能與世界對話了。後來選擇回歸，是找到了重新與社會對話的方式嗎？雲門舞集變了還是台灣變了？
林懷民：1991年我回到台北，回來的第二天，在計程車上司機突然跟我説話，“林先生，你為什麼停掉雲門舞集？”我講述雲門舞集經營遇到的種種困難。他表示理解，過了一會又説，林先生，每個行業都有艱辛的一面，我們開車子跑台北，生活也不容易。我下車以後，他搖下玻璃窗，伸出頭來，朝我大聲喊：林先生，加油！那時我感覺非常慚愧。在那一個月中，很多朋友對我説，雲門舞集不可以停掉，有的以訓話的語氣，有的以規勸的口吻。我慢慢意識到，對於這些基層的朋友來説，雲門舞集可能是他們生活的重要意義。我決定重新開始。我們不再那麼在意成敗，只是堅持做自己想做的事。
《南風窗》：雲門舞集創辦之初，就被賦予了一種社會責任感嗎？
林懷民：如果只是為了滿足創作或生活需要，我可以寫小説，或者去大學教書。但那時我25歲，剛從美國回到台北，心裏充滿著改變社會的渴望。如果某個環保團體需要我，我也會毫無猶豫地投身。只是恰好遇上了一批舞者和音樂家，大家心裏都涌動著想做點什麼的渴望，這點什麼後來變成了雲門舞集。創建雲門舞集，最初是基於這種改善社會的願望，因此從一開始，雲門舞集的發展方向和經營方式就不同於傳統的舞團，除了主團，還有二團，是專門到社區、學校和鄉下演出的。
《南風窗》：作為一個民間舞團，雲門舞集本身也面臨很多困難，賦予它這種社會責任感會否過於沉重了？
林懷民：基層的演出雖然比較麻煩，但從中獲得的鼓勵是巨大的。你想像一下，民眾把家裏的電腦電視關掉，坐著公車騎著摩托車，大老遠地來看演出，在地上一坐就是兩三個小時。有一次下大雨，也沒有人離開，幾萬人披著雨衣坐在水裏看。演出結束後，全部人鼓掌，給我們，也給自己。這是一種很舒服的對話。
很多舞者喜歡通過跳舞與基層民眾交流。這是一種態度，沒有什麼沉重不沉重的。真正的壓力在於在基層演出必須有好的作品，把觀眾吸引得目不轉睛，才能維持現場良好的秩序，如果作品不好，觀眾站起來就走了。所以最後還是要回歸到作品本身，即你有沒有一部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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