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超前衛批評家奧利瓦曾説批評家與藝術家的關係是：批評家是藝術家最內部的敵人。我引伸一下：批評家不但是藝術家最內部的敵人，而且更是批評家最內部的敵人。

有關批評家和藝術家之間的關係，在中國的理論界至少也講了30年了。奧利瓦説的批評家是藝術家最內部的敵人也就是從這一層面上來説的，而不是説藝術家和批評家是一種身體上的敵人。藝術從宮廷和教會解放出來以後，其運作制度也公共化了，它從各個環節上分化並組成各自獨立的系統並互動和制衡，這種制度結構與當代社會政治結構是一樣的。

藝術家之間至少不會像凡高和高更那樣為了爭誰畫得好而動刀，即藝術家再説自己好也沒有用，藝術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退到自己的工作室做自己作品。而批評制度從此開始建立，即批評家需要內部的反批評和學術監督。

我們為什麼老是説，批評家之間要有學術辯論，這就等於在説，個體批評家有發言權但沒有壟斷力，他的觀點只有通過辯論後達成臨時共識後才能成為臨時的標準。批評是公共領域的事，我們説批評是對事不對人就是指這個意思，但在現實中做到這一點不容易，如果沒有專欄評論家制度，或者獨立的學術機構的保障，那也沒有批評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批評也是與制度建設有關的一項工程。説批評家是批評家最內部的敵人也就是從這方面來講的。

如果誰想成為批評家那就要作好思想準備，他的每一個觀點都要面臨辯論程式，而他只能用學理去回應而不能拒絕回答或者不講理地惡罵。最近因為段君事件，批評家與藝術家之間的問題又顯現出來，但與其要求藝術家能聽取批評家正反兩方面的觀點，還不如在批評家之間能允許各種不同的聲音，自己都做不到，要求藝術家有這種態度那也是缺乏自我反思的表現，自己但都沒有批評，憑什麼要求藝術家接受批評呢？而相反批評家要展示給藝術家看每個批評家其實就一個辯論機器，當藝術家看習慣了這樣的學術他們就知道何為批評了。

相比較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批評，隨著藝術市場的發展，學術爭論越來越少，批評家變成了各個不同的“坐臺共同體”，在佔據利益的份額。如果某批評家的批評聲音太多也就意味著會失去“坐臺”的機會和拿不到“坐臺費”。所以中國當代藝術界從1990年代晚期形成的“坐臺批評家”其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如果以中國批評家年會的年齡結構來看，已經是四代同堂了。因為坐臺的陣容越來越大，直接可以達到獨立門戶的狀況，而“坐臺批評家”也可以專門稱為“坐臺家”，而且在這樣一個時期，因為坐臺與利益結合得太緊，加劇了坐臺批評家對批評家的排斥，凡學術爭論的批評家都被冠之於心胸狹窄，人品不好。而“坐臺家”卻成為了道德模範，有太多的展覽和太多的文章和書都證明了這一點，那些圍繞著“坐臺家”的提供項目的機構和出版機構，更可以稱為是“坐臺家的坐臺家”了。

正像我在《“坐臺”與“批評”不能兩全：有感段君》文章之後的感嘆那樣，2015年開始我們可以設兩個不同的崗位上，一是批評家，一是坐臺家。要麼坐臺，要麼批評，兩者選一，改變目前以批評家名義來坐臺的混亂，還原真正的美術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