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年間，本是行武出身卻又雅好詩文的東莞人張敬修，解甲返鄉後建了個園林，欲取名為“意園”。他大擺筵席，請來文人墨客，飲酒遊園，聽取園林命名的意見。哪知大家並沒有什麼高見，都點頭稱讚：“可以，可以。”不過這倒啟發了張敬修：“以”與“意”音，“可”在“意”前，叫“可園”豈不更好？可以的園子是自謙的稱呼，但又是可人的園子，合人心意。於是，他遂命名為“可園”。而今，“可園情懷——蔡顯良書寫張敬修詩文書法作品展”正在東莞可園進行。
顯良先生師出名門，在大學從事書法教學與研究，並有《宋代論書詩研究》著作問世，無疑他就是美國美學家托馬斯·芒羅説的那種“哲學型的藝術家”。如今他在可園展出的數十件書法作品，用筆清利飄逸，結字率性多變，墨色秀潤淡雅，一幅江南才子的風流瀟灑模樣。儘管他的書法線條還欠風骨與厚重，但是當我走進展廳，那飛揚的神釆會使我眼前一亮，清新宜人的書卷氣撲面而來。顯良先生的書法帶有風流才子似的狂狷和隨性，這正是作為一個學者書法家的難能可貴之處。
改革開放以後，書法復興，而各大院校的學者是最早覺醒的一群人。學者書法家登上書壇，他們著書立説，逐漸取得對書法藝術的話語權，開始在書壇上攻城略地。所以，當今書壇上，學者書法家可謂多矣！他們在各自的學術研究領域卓有建樹，同時他們又鍾情于書法，成為一位書法名家的願望往往比成為一個學術權威的慾望還要強烈。學識給予學者書法以極大的幫助，為其書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礎，免除了書法的粗野陋俗之氣。如果這位學者又是自幼習書，或得名師指點，精研八法，功力深厚，那麼他的書法便很容易出彩，有著非同尋常的書卷氣。正因為這樣，我們看到，很多學者書法家例如曹寶麟、張桂光、陳永正、陳初生等，都已經成為廣東書壇的翹楚。
不過，學識可以滋養書法，但是不能代替書法。畢竟書法是一門需要長期修煉才能熟練掌握的藝術，哪怕你就是一位從事書法研究與教學的教師，也並不等於你就能成為一位書法家。這就像一位大學中文系教授並不一定會寫小説、是小説家一樣。當今許多學者在書法上已經先天不足，後天也沒有下過多少功夫，卻因喜歡舞文弄墨，便以書法家自居。其實他們的書法平淡無奇，僅為寫毛筆字而已。
書法需要學識、功力，更需要神采。南朝書法家王僧虔在《筆意讚》中説：“書之妙道，神釆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神采本指人面部的神氣和光采，這裡是指書法的點畫線條及其結構組合中透露出的精神、格調、氣質、情趣和意味的統稱。一幅好的書法作品，就像是一個神采奕奕的人站在你面前，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散發出迷人的魅力和光彩。所以，抒寫性靈，追求點畫線條與空間組合的和諧美妙的神采，始終是書法家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一幅好的書法作品總讓人眼前一亮，光彩照人！
那麼，怎樣才能使一幅書法作品獲得神采呢？明代書法家祝允明説過：“有功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功，華而不實。”他認為書法藝術應“銜華而佩實”，只有功性兩見，技道交臻，才能達于妙境。可見，書法要有神采，一方面必須經歷長期師法古賢名碑的焠礪，八法精熟。這是前提和基礎，即所謂“功”。另一方面，創作心態恬淡自如，創作時心手雙暢，物我兩忘，書寫出真情至性，融入自己的學識修養和審美趣味。這即所謂“性”。做學問需要認真嚴謹的態度和冷靜週密的思考，而書法藝術創作更需要澎湃奔涌的激情。學者書法家往往容易為自己的學問所累，于一點一畫斤斤計較，結果書法作品拘謹呆板，就像一個病人無精打釆；而寫得差者其書更是“如排算子”，成為俗氣的字匠了。這就是祝允明批評的“有功無性”。
漢代書法家蔡邕《筆論》中説：“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免毫不能佳也。”可見，學者書法家要突破書法“瓶頸”，需“先散懷抱，任情恣性”，進入忘我的自由境界，隨心所欲，書寫出自己的真性情，這才會象蔡顯良先生的書法那樣自然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