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我們的書法創作從技術上愈來愈逼近古代帖學的正統，這自然是一種進步；但是，當整個書壇沉迷于同一種風格流派和同一種審美趣味並據此設定了一種排斥異己的風格取向的時候，這種導向性的“正統”顯然就與“百花齊放”的初衷相背離了。
如果用一個最主要的特點來描述中國書法近30年來與傳統書法史之間的變異，大概莫過於當代書法創作的生態環境所發生的巨大改變，以及由此帶來的當代書法創作“專業化”的趨勢。曾幾何時，書法是中國古代文人養性怡情的賞心樂事。自中國書法從傳統的文人修為轉入新式的學院教育，成為現代學術體制與分工中的一門“專業”以來，中國書法與文人學養便分疏久矣。學養的缺失必將在整體上限制當代創作的格調和藝術水準。接受新式教育的書法家在技法方面不斷追求專業化的同時，對於文化學養的生疏與荒廢的趨勢也逐漸明顯。不可否認，現代中國書畫教育的先驅者們在“分科教育”和促成書法創作專業化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但是這種學院教育的弊端和容易導致的缺陷也在所難免。其中所涉及的諸多話題，值得一一追問。其後果在創作領域體現為種種流弊，當代書風的趨同便是其中之一。
從地域特徵來看，近30年來，北京、浙江、江蘇、河南、四川、廣東等省市在全國範圍內已經發展成為書法強省(市)，緊隨其後的是安徽、遼寧、陜西、山東、上海等文化大省市。整體來看，中國西部不僅經濟落後，在書法創作方面整體上也乏善可陳。這些省市或者傳統文化底蘊深厚，或者佔據天時地利之優勢，或是有系統地開展書法教育，或是經濟基礎雄厚。總之，缺乏上述條件中的任何一個，都有可能限制該省市書法活動向著更高的層面開展。
在上述省市中，北京不必多言，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國書法家協會，以及中央美術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首都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書法學術機構均設於此，每年培養大批的書法碩士、博士研究生，開辦無數的展覽、論壇。許多藝術家寧願做“北漂”一族，也不願回到自己的省份中去。相比之下，浙江省雖然沒有這樣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但由於“西泠”的傳統，以及中國美術學院獨樹一幟的書法教育，使得浙江省歷來就有“書法強省”的名號。
與此相類的還有江蘇、安徽。在江蘇，有南京師範大學、南京藝術學院等完全有實力和京、浙等地書法院校“叫板”的書法教育；在安徽，則有“中國宣紙之都”的天時地利。而合肥則作為與南京地理位置上最靠近的省會城市，自然在書風上易與南京聯姻。近年來，“金陵四家”“江淮書風”為代表的書法思潮，更為以南京—合肥為中心的蘇皖書法積累了很好的資源。河南省的情況與此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作為文化大省，河南書法有很好的歷史傳統，當地古跡甚多，熏陶了中原人獨特的重視文化的氛圍。然而河南省的劣勢也同樣明顯：由於經濟建設比較落後，當地的高校在書法教育方面無法與江浙等地相抗衡，這無疑制約了河南書法向著更高層面的發展。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由於經濟基礎雄厚以及領導的重視，廣東省近年來正在逐漸步入“書法強省”的第一陣營。
然而，如同很多人所看到的那樣，當代書法創作千人一面的現象，並沒有隨著地域的崛起而有明顯的改觀。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當代書壇吹起了“風”。不論哪一種書體或者風格佔據一個時期的主流，此時期各種全國性的書展上一定是清一色的“跟風”潮，而這在行草書、隸書創作中的體現尤為明顯。大概10年前，以“中青展”為陣地的“流行書風”曾經吹遍全國，各地的書法創作幾乎都或多或少地開始了對於“流行書風”進行模倣。然而僅僅10年後的今天，就開始了“城頭變幻大王旗”，那種拙意逼人的“流行書風”已被認為是“過時”，從而逐漸讓位於源於“二王”、孫過庭、趙孟頫、董其昌一路的小行草書，外加“拼貼”而成的當代“帖係書風”。
可以説，30年來“競賽”和“展覽”的機制催生了“書風”這一當代書法創作中的重要現象。如果説早年上海《書法》雜誌承辦的“全國群眾書法評比”和隨後的“全國大學生書法比賽”首次展現了中國群眾對於書法賽事的熱情的話，那麼接下來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所“壟斷”的歷次“國展”和已經停辦的“中青展”，則一直扮演著為業界樹立風向標的重要角色。簡單説，在“守正創新”這個並列的短語中，“國展”提倡的是“守正”，而“中青展”提供的是“創新”。長期由劉正成、石開、王鏞、王澄、何應輝等人擔任評委會主力的“中青展”，不僅推出了“廣西現象”乃至後來的“流行書風”，也曾經一度為“現代書法”搖旗吶喊。相對而言，“國展”的評委則是以相對傳統或曰保守派佔據主流。在“國展”的號召下，“新帖學”“激活唐楷”“二王書風”等等復古的風潮佔據主流。只可惜在現代“展廳文化”的籠罩之下，種種“復古”常常在形式和內容上表現為一種“偽古典”，雖然貌似出現了一批“二王”一係帖學功底很到位的書法家，但只要深入追問諸如很多行草書作者在創作時需要謹小慎微、刻意為之，以及只能寫小字不能寫大字等現象時就可以發現，這些“二王”的當代後學們所追摹的其實並不是真的“魏晉風度”，更不是符合時代要求的真正的創新，而只不過是機械地製造經過趙孟頫、董其昌甚至一些當代書家所改造過的“準”二王、“偽”二王而已。
回顧整個20世紀後半葉的書壇，其實各個時期都從不缺乏于右任、沈尹默、林散之、沙孟海、啟功、沈鵬這些在行草書創作中自成一家、風格各異的先行者，他們並不“跟風”，若論及臨寫當代“二王風”在形似方面的逼肖程度，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恐怕都無法和當代一個善於模倣的書法專業本科生或“國展”獲獎作者相提並論，但無疑他們有著更高的藝術成就，是書壇的一座座高峰。毫無疑問，我們的書法創作從技術上愈來愈逼近古代帖學的正統，這自然是一種進步；但是，當整個書壇沉迷于同一種風格流派和同一種審美趣味，並據此設定了一種排斥異己的風格取向的時候，這種導向性的“正統”顯然就與“百花齊放”的初衷相背離了。
其實，美術、書法界對於這種“千人一面”的現象並非沒有過反思，但跟風、抄襲的趨勢依然有增無減。這不禁讓人追問，在“跟風”之風盛行的當今書法創作領域，種種千人一面的“書風”，究竟真的是一種類似于“晉尚韻，宋尚意”般無可厚非的時代風尚，還是當代書家創作缺乏思想和原創性的一種表現？這些追問，事關當代創作的藝術成就，也指向當代中國書法文化的精神高度。個中緣由，值得書壇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