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有文脈，畫有畫脈。但文脈對於一個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來説是靈魂，是國家精神的集中體現。畫不是。從大的方面講“文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畫可能是不朽之事，但不是經國之大業。思想、學術、歷史可以通過文永久、準確、完整地傳播下去，用畫來傳播其效果就微乎其微了。自從文字産生以來，各種學説、思想及歷史都是靠文字傳流下來的，不可能靠畫傳流下來。
“半部《論語》治天下”。直到現在，我們都靠一種主義，一種理論或某種思想治理天下，這都是文脈的一部分，不可能靠畫去治理天下。一篇文章可以治天下，一篇文章可以亂天下，“文化大革命”的號角就是靠一篇文章吹響的。畫的功用不會有如此之大。有很多人是因為讀了一本書或一篇文章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或走上了獻身民族事業的大道，畫的力量不會有這麼大。
讀書不獨能改變人的氣質，而且能養人的精神，長久讀書(優秀的書、高雅的書)，人的心胸開闊，氣質非凡。“腹有詩書氣自華”，內在充實的是文雅之氣，表現在外的“華”也絕不同於凡俗。畫家畫人物重在畫出人物的內在氣質，工人、農民、士兵、商人(奸商、儒商)、賣菜的、挑擔的、文人學者、教授，各有各的內在氣質，這氣質正是內在蘊藏的外現。人們經常説“學者氣質”而不説“畫家氣質”，也不説“作家氣質”，更不説“農民氣質”(其實各有各的氣質)，就因為學者以讀書為職業，讀的書多了，這氣質必然非同一般。作家、畫家也必須讀書，但較學者讀書為少，氣質也無法和學者相比。而且學者讀的書非淺薄之物，多高深之理，義理融通，文精詞妙，境界非凡，人的精神在讀書中得到涵養，精神變了，氣質也變了。孔子説：“古之學者也為己，今之學者也為人”。“為己”就是充實自己，豐富自己，改變自己，自己好了，為政自然公正有方，作文自然高雅有理，繪畫自然格調不俗。
藝術是自我代表，繪畫更是自我表現，你的氣質不凡，格調高雅，學問精深，人品不俗，自然會在畫面上有所表現，心手不可相欺。當然需要一定技巧，藝術的表現方式是技巧，沒有技巧無法表現，有了技巧，表現了你自己，你沒有學問，在畫上怎能顯示出學問；你沒有不凡的氣質，畫面上怎能顯示出不凡的氣質。多讀書，多為文，改變你的氣質、精神，才能改變你的畫。技巧是表現的手段，人才是主體。人的改變靠文，不能靠畫，畫的改變也靠文。
明李日華有一句名言：“大都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挂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妙，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為主。”正是這個道理。
中國歷史上是文官治政的國度，唐人“以詩取士”，詩寫得好才能中進士，才能做官。而西方一直是貴族和教會把持政權，貴族和教會需要藝術，全由匠人去創作，匠人的審美觀決定藝術的品質。而中國的文官需要藝術，一方面以文人的審美左右藝術，一方面文人自己參與創造藝術。所以世界上只有中國有文人畫，而且其他畫種和藝術也都借鑒中國畫，文人畫又以書法為基礎，書法更是文人的專利和文人必備的基礎。
文官治政，一切都要以文為基礎。中醫、園林、繪畫等等，都有很強的文化性。畫上要題詩，還屬於文在畫上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內涵。董其昌題畫詩云：“一一毫端百卷書”，每一筆上都蘊藏有百卷書的基礎，好的文人畫上一筆一墨中都有百卷書、千卷萬卷書的底子，否則不可稱為文人畫，也不會有文人畫的內涵。明代的周臣曾指導過唐寅繪畫，但後來畫的名氣趕不上唐寅。有人問他，老師不如學生，應作何感想。周臣回答：“但少唐生三千卷書耳。”周臣在繪畫技法上可以作唐寅的老師，但畫境和畫的內涵都趕不上唐寅，還是讀書少了。不讀書，不學文，豈能作好畫。
前面説過，文的功能大於畫，孔子、莊子的思想，黑格爾、達爾文、馬克思的思想都是靠文傳播，不可能靠畫傳播。孔子説：“志於道，據于德，依於仁，遊于藝”，“藝”只可遊之而已。儒家又認為藝術是“小道”(“雖小道，必有可觀焉”)，“小道”的作用趕不上“經國之大業”的文，但這個“小道”又必須建在“大道”的基礎上，沒有文的修養，文的內涵，這“小道”決不能成功。所以，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繪畫又不是小道。
鄧椿在《畫繼》中説“畫者，文之極也”，又説：“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表示了他對文與畫的關係之重視，畫成為文的最高表現了。
前面説到文脈與畫脈，文脈至為重要，但中國的畫脈中又一直有文脈的內涵和基礎。所以，畫和文是不可分的。否則便是畫匠之畫，便是庸俗的畫，格調不可能高。至於在畫上題詩文，乃是文人畫的另一形式。尚不在此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