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作為一種公共文化表徵的存在，在促進普通大眾對藝術的嚮往和鑒賞水準上，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人們長久的概念中，美術館不過是專業人士辦展覽的地方，與普通民眾無關。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美術館的定位和屬性早已超出了專業的範疇，這裡不再只是藝術家和批評家自娛自樂的平臺，而更是一個城市公共文化的空間和美育培育的基地。
楊超，西安美術館館長，1988年畢業于西安美術學院版畫係，雖然是藝術科班出身，但楊超卻並沒有拘泥于他的專業，而是利用他的學科背景思考和謀劃更大的藝術課題。作為西安美術館館長，楊超從美術館建立之初便確立了“國內一流美術館”的定位，從專業展覽策展、活動策劃、藝術品鑒藏、公共教育等各方面力求做到國內一流水準。
開館以來，楊超帶領的西安美術館團隊先後策劃在國內外專業領域極具影響力的大型展覽30余場。
這些展覽，讓國內外的藝術精品走進西安的同時，也讓西安這片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土壤的城市，不時閃耀出中外藝術的光芒。在藝術的感染下，西安越來越開放，西安的市民也越來越享受這種公共文化帶來的熏陶和福利。
美術館來中國是一種補課
記者：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美術館是作為一種專門的藝術機構而存在的。許多人感覺美術館離自己很遠，更談不上一種需要，對於這種文化和精神上的缺失您怎麼看？
楊超：首先，美術館來中國是一種補課，因為中國的美術館起步非常晚。1949年以前中國沒有美術館，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有一批著名的文化人如蔡元培魯迅等都曾呼籲建立中國的美術館，特別是徐悲鴻那個時候曾呼籲政府收藏西方一些著名作品，但由於那個時候整體經濟比較困難，並沒有完成這個目標。1949年以後最有名的美術館就是中國美術館，但也只是作為專業的陳列和展覽之用，離老百姓很遠。
真正在全國各大城市開始興建美術館，也就是近十幾年的事情，同時隨著大家生活水準的改善，有了精神方面的需求，藝術品和美術館才開始發展起來。今天國內美術館、博物館的概念實質上是一個西方的概念。但是與西方還有差距，很多美術館收藏的藏品，常年存在庫房裏。但西方卻大量陳列。比如盧浮宮，任何時候去，都能欣賞到高端的藝術品，所以這也是老百姓沒有自覺去美術館的一個原因，但是我相信這種美育的培養需要一個過程，今後越來越多的人將把去美術館當成一種生活方式。
記者：您剛才説到美術館來中國是一種補課，那您認為我們的美術館需要補哪些課？
楊超：西方的美術館博物館發展很早，人類現在公認的最早的博物館是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神廟。那個博物館主要用於研究，不對公眾開放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博物館。直到18世紀有兩個重要的博物館建成，一個是大英博物館，一個是法國的盧浮宮博物館，對群眾是開放的。
1860-1900年美國經濟飛速發展，大量購買西方藝術作品，大量建立完全現代意義上的美術館，完全對公眾開放。中國在這十幾年來掀起了世界上建立美術館的第四個高潮，但為什麼過去我們沒有美術館，而現在有了，這一方面是我們的經濟發展了，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有了這方面的精神需求，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和我國的文化有很大關係的。
家國文化造成公共文化的缺失
記者：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楊超：博物館包括音樂廳、歌劇院、圖書館、教堂這些東西，是一個國家公共文化的載體，先有公共文化才有載體，公共文化最大的載體就是在城市規劃過程中的城市廣場，在廣場的周邊佈滿了這樣的具有文化功能的文化場館。看看古埃及的神廟，神廟是祭祀的公共建築，上面有大量的雕塑和浮雕，而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建築已經形成了和藝術的完全融合，建築成為城市公共藝術的載體，城市的公共建築與公共藝術發生了緊密的關係，最後形成城市的文化公共空間和生活公共空間，城市主體文化廣場和生活文化空間成為城市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到中世紀晚期，藝術脫離建築而獨立存在。這些建築上附著著大量藝術作品，是西方早期藝術品展示的平臺，以致發展到藝術品展示公共建築的出現，美術館因之興起。西方公共場館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中國文化基因中這些東西是缺失的。
記者：在中國文化中公共性的東西確實比較少，不管是一座都城還是一個鄉村，除了廟宇和祠堂之外還真沒有什麼公共活動的場所。
楊超：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家國文化，而在家國文化之外的廣大公共區域缺少文化的關注。中國早期所有的城市的規劃建設都沒有廣場，沒有廣場就沒有公共文化也沒有博物館、美術館。翻開中國的美術史看一看，藝術與建築的關係並不大。中國的建築留下的主要是宮殿建築，拒老百姓于千里之外。中國藝術從發展過程來看更看重的是藝術家個人的自我完善，缺少和城市的必然聯繫。
正因為中國缺少公共文化所以缺少公共道德，修身、齊家，至於身之外，家之外的東西關注的並不多。所以今天的中國人缺少公共道德不是今天造成的而是長期以來造成的，只不過今天比較突出，之所以突出是因為今天國際化了，我們走出去之後看到別人的公共文化和道德有多高才産生了對比，我們才意識到自己的有多差。所以在今天我們在建立公共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的過程也是對過去傳統文化的一個補充。但是我們又面臨一個新的問題，我們中國的公共文化在哪？
好多畫展開幕式也就是閉幕式
記者：對，建個博物館、美術館一兩年就可能建成了，但是一種博物館文化、美術館文化的培養可能要幾十年的時間。
楊超：正是這樣，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即使我們有這個平臺，也缺失公共文化的建設建構，所以公共文化的場館也在補這一課。不論西方的還是中國的美術館都是一個城市公共文化的平臺和美育教育、美育培育的一個平臺。也就是説現在美術館兼顧著一個重要的功能，對公共文化的培養和城市民眾的美育培養。
記者：通過這幾年的運作，您覺得現在老百姓來看美術館看畫展的多不多？或者説對藝術自覺追求的慾望是不是強烈？
楊超：這就是一個差距，一般我們提西方提的多了容易引起國內一些人的反感，但我們要承認差距。西方的美術館不論什麼時候去，人都非常多，看展覽的不是遊客而是本城市的人。由於人家公共文化的強大，加上千年的培育，所以整個民族美育意識比較強，美術館在西方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我們還有很大差距，很多展覽往往既是開幕式也是閉幕式，為什麼？沒有那麼多的人來看。當然不得不説，我們有些藝術家在做展覽的過程中，也不是本著對藝術的探討來做展覽，而是要做一個經歷，曾經在哪哪做過展覽。把做展覽當成一種虛榮，其實做展覽真正目的是研究，是為社會培育美育的一個過程，進而影響社會和社會美育的發展。
記者：的確如此，但就像我們之前説的，這可能需要一個過程，那麼我們有沒有在這個過程中做一些引導和培育工作來縮短這個過程？
楊超：美術館一般來説有這麼幾個功能，第一是公共美育功能，第二是研究，第三是收藏。我們在引導和培育的過程中分兩塊來做：第一個是青少年的美育教育，現在我們美術館跟西安的中小學生都有很多的聯繫，每年都有大量的學生來培訓，對西方的名作進行講解。第二個是廣場藝術，每一個週末在廣場做一些展覽，當然作品的層次可能並沒有那麼高，但這也是美術館走出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陜西畫家應該多出去開開眼界
記者：美術館對普通大眾的美育培育可能是個長期過程，但對於這個城市的藝術家來説，應該是個很好的展示和交流的平臺。您能談一下美術館對於西安乃至陜西中青年畫家的意義嗎？
楊超：美術館必須是接地氣的，一個美術館不可能只是做一些西方藝術作品的展覽，缺失本土藝術家的展覽這個美術館的存在就是沒有意義的。西安美術館絕大多數展覽做的是這個城市的藝術展覽，所以你説的中青年藝術家推廣是我們西安美術館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今年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計劃就是中青年推廣計劃，今年首先推出了西安在水墨方面有成就或者未來可能有成就的20個年輕的水墨藝術家，第二個我們也要推20個藝術界認為有潛力的當代藝術家。我們西安美術館將為他們不斷地進行展覽研究，明年還要做進京巡展。這是一個長期的活動，我們把這個活動當成西安美術館兩個非常重要的系統性展覽。
還有一個西安美術館對於一些有實力和潛力的中青年藝術家的展覽是不收費的，不僅如此，我們還要花很多錢來推廣他們，為他們做展覽、做研究、出版畫冊來宣傳他們。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把水墨畫和當代藝術作了一個區分，您怎麼界定當代藝術？
楊超：當代藝術是一種觀念藝術，注重的是對當下社會的一種關注批判，不受材料畫種的限制。我不反對傳統的優秀的東西，我強調的是我們藝術界太缺少對當代的一種關注。一個城市是不是文化城市，一個省是不是文化強省，不在於你的傳統多麼牛，而在於你的當代文化、當代藝術是不是走在全國前沿。
記者：我們不一定完全認同您的觀點，但藝術界尤其是陜西藝術界拘泥于傳統的題材和手法，缺少對當下生活和文化的關注也是一個問題，國畫總是山水人物、花鳥魚蟲，書法總是古代詩詞、文人歌賦，這是不是也是陜西藝術做不強，走不出的一個原因？
楊超：我很少説陜西文化怎麼走出去的問題，關鍵是你以什麼走出去，你走出去的是什麼東西。就是説一個國家的文化要輸出，一個省市文化要輸出，關鍵是你要輸出什麼東西，我認為應當交流最前沿的東西。比如這些年傳統國畫發展也很快，全國出現了很多的群體，但是西安沒有出現這方面的人才，我們還沉浸在我們幾十年以前的東西。我覺得我們更多的機構和群體應該把更多的關注和資金用到現代文化和當代文化的建構上去，我認為這才是一個城市文化發展的方向。如果一定要説走出去，我覺得首先不是我們的作品走出去，而應該是我們陜西的畫家走出去開闊眼界的問題，去看看國內國際的各種藝術形式，去觸動我們、開化我們。
陜西或許是因為傳統的東西太深厚，所以必須有一股聲音傳出來，對陜西文藝進行一種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