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至今仍無人不曉，即便在中國；文藝復興不衰的影響至今耐人尋味，尤其在中國。在義大利的羅馬廣場、佛羅倫薩維其奧橋上，在米蘭、威尼斯甚至錫耶納，那些絡繹不絕的造訪者不斷印證著文藝復興遺産的偉大魅力，其中，中國遊客的數量比重驟增，看看法國盧浮宮《蒙娜麗莎》前攢動的人頭，這幅達·芬奇的遺世傑作至今還使意、法兩國紛爭不休。
中國的“復興夢”始於“驅除韃虜，光復中華”的辛亥革命，“五四”讓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達到沸點，而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先驅但丁似乎也注意到語言與“復興”的重大關係，早有《論俗語》問世。新中國成立以來，歷經數次的改革漢字，到“文革”時期，鬥爭損毀了復興夢。改革開放，中華民族的復興理想再次覺醒，此刻，我們終於可以從文化、藝術、財富、榮耀、聲望、英名諸方面，感同身受地回味義大利文藝復興留給世人的經久召喚。
光榮與夢想的文化熱情
20世紀初，法國著名藝術史家艾黎·福爾在他的皇皇巨著《世界藝術史》中曾這樣描述文藝復興時期的名人：“這些人單手就能駕馭四匹駿馬：愛情、雄心、詩歌和科學。”
喬治·瓦薩裏(1511-1574)，米開朗琪羅的弟子，佛羅倫薩的畫家、建築師，1546年接受了紅衣主教法爾內的建議，寫一部記述藝術家和他們精美絕倫的藝術品的專著，三年後，一部始自喬托的《著名畫家、雕塑家、建築家列傳》(俗稱《大畫家傳》)問世，成為藝術史寫作的紀元。令瓦薩裏翹首以待的不朽時代造就了他獨特非凡的氣質，沒在繪畫建築方面，卻用他生動的文字出色表露。瓦薩裏以他生逢的歷史機遇、對時代的忠誠和義大利文藝復興全盛時期的切身經歷，記錄了那些著名藝術家和他們身上、精神中洋溢出的不朽魅力，讓建築、雕塑和繪畫這三項最卓越的藝術成就彪炳韆鞦、流芳百世。
那些多才多藝的人，不僅才華橫溢，而且知識淵博。喬托的好勝，一心要超過別人的雄心與豪情；波提切利一絲不茍、嘔心瀝血地繪製，許多人像與真人等大，小的人物也十分美麗；烏切諾對透視近乎偏執的迷戀；米開朗琪羅對人類生命的蓋世詮釋；拉斐爾獨得上天的偏愛眷顧，完美卻短命；更短命的瓦薩喬只能證明其為天才；達·芬奇以超自然的方式再次證明上蒼降非凡的才能於人間；微賤的出身並不遮蔽喬爾喬內溫文爾雅的修養；同樣出身卑微的佩魯吉諾、曼坦尼亞均以驚人的才幹與勤奮敬業贏得世人的尊重與傳揚。
藝術家都要爭做最好，千方百計地以精湛的技藝與蓋世才華獲取榮耀、衣錦榮歸、英名長存。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的第二篇第三章“聲譽的近代概念”，布克哈特強調了“近代形式的聲譽”。就如中國一度樹立英雄模範，一度崇拜明星偶像那樣，那時的義大利人對古羅馬作家的熱情研讀就如古羅馬的遺物被瘋狂追捧，比如古羅馬皇帝西塞羅的《論榮譽》。因為那些深受追捧的作品裏充滿著榮譽的概念。19世紀瑞士學者雅各布·布克哈特著述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是一部研究文藝復興最著名的重量級專著，他在書的第一篇指出：“義大利此時則幾乎已完全擺脫了封建制度……在他們身上，我們第一次發現了近代歐洲的政治精神”。“渴求聲譽和熱衷於不朽的事業，所以他所需要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他和詩人、學者為伍，感到自己有了一個新的地位。”
在但丁的《神曲》中，新的崇拜已毫不吝嗇地獻給了新時代的英雄與聖賢，也顯現了新時代的群眾被激發出來的不可遏止的好奇心與熱情，包括對名人出生地的崇拜，對名人墓地的崇拜，對名人肖像與遺物的瞻仰成為風潮，“各個城市都以擁有它們自己的和外國名人的骨骸為榮”。但丁同樣被葬于古代帝王與聖人的墓穴間，甚至有人把供奉在祭壇上的燭燈拿到但丁的墓前説：“收下吧，你比他，那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更值得接受它們！”
對“名人”的崇拜來自對榮譽的追捧，根本上講，是“人”的榮耀的甦醒，“人”的尊嚴的自覺，是“人”的回歸。但丁、薄迦丘的作品中對榮譽、名勝、名望都有不吝筆墨的渲染。召喚人、人的聲譽與光榮，以及與之相關的自然、國家、民族、城市，生活的光耀外觀，一直延展到男女的相貌、裝飾物與假發，進而“香水的使用也超過了一切合理的限度，它們被使用在每一件和人類接觸的東西上，在節日，甚至騾子也被涂以香水和油膏”。“13世紀末，義大利開始充滿了具有個性的人物，施加於人類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別的形態和服裝出現在人們面前”。
作為一個巨大的聲譽市場的佛羅倫薩早已走在其他城市的前邊，“目光銳利、口舌刻薄”成了對這座城市居民的描寫，品評或蔑視所有的人和事幾乎成了當時的流行風氣。著名的《君主論》作者馬基雅維利(1469-1527)就是佛羅倫薩人，在他同樣著名的《佛羅倫薩史》第八卷中，他講到15世紀中葉以後的佛羅倫薩青年士紳：“他們追求的似乎是穿著華美，講話機智伶俐，巧于嘲笑他人，愈明智愈受人尊重。”薄伽丘《十日談》的開篇就證明了“在輕鬆的社交集會中，往往選擇一位著名的貴婦人作主席，這一晚，她的話就是法律”。語言成為最高級的社交活動的基礎與條件，作家同樣也是健談家，雄辯展現魅力，修辭成為癖好。
在所有人口較為稠密的城市裏，成群的人由於他們的自由意志離開家鄉。但丁在不同以往的鮮活語言裏找到了一個文化的新的故鄉，在他的《論俗語》中，既表達了自我放逐後的鄉愁，又放言：“我的國家是全世界。”吉貝爾蒂説：“只有那些學識淵博的人才能四海為家。”布克哈特説“在最有才能的集團裏邊發展起來的世界主義，它本身就是個人主義的較高階段”。只有城市，才會凸現找尋精神家園的鄉愁衝動，才會産生自我放逐的豪邁熱情。所以，18世紀德國浪漫派哲學家諾瓦利斯聲稱“哲學就是懷著鄉愁的衝動去四處尋找家園”。不同於被放逐的屈原，步入20世紀的尼采自我放逐地建立《快樂的科學》。近代以來的鄉愁衝動、自我放逐伴隨的是找尋精神的故鄉。
中國當下，眾多藝術家在城市廢棄的廠房裏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這與大量涌入城市的務工者的背井離鄉似乎隱含著某種耐人尋味的關聯。對廢舊工業場所的低廉租用具有某種隱喻，一種再利用的“再生”，一種與遺産有關的“復活”，“再生”、“復活”恰恰就是“文藝復興”的原意，那些進城打工者不都期盼著自己的“再生”與“復興”嗎？作為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造就了20世紀“美國夢”的恰恰就是那些移民的涌入，就是那些離鄉背井、滿腔熱情、胸懷夢想的移民的流動，保障了那個國家的活力，締造了活力的城市、熱力的大都市。走向現代化的中國，歷史悠久，夢想心升，是強國夢、大國夢、中國夢、復興夢？中國偉大作家曹雪芹在中國歷史的最後一個皇朝著述了不朽巨著《紅樓夢》，至今使人每每讀起難以入夢，用什麼支撐我們的夢想，實現我們的夢想？
用才能而不是權勢出人頭地，頌揚才華的光耀而不是財富的顯赫，成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普遍共識。權勢與財富的目的幾乎就是為了更好地展現人對文化藝術的高貴愛好，“財富與文化上的誇耀和競爭沒有受到禁止，一定程度的市民自由依然存在……所有這些條件對於個人思想的發展無疑都是有利的”。由於對文化與學問的熱情，從教皇君王到貴胄富賈，無不爭先恐後地搶奪著藝術家和學者，他們知道，奪得了藝術家和學者，也就奪得了時代，就獲取了時代的美麗、榮耀和優雅，就贏得了世界與歷史的尊重與敬仰。
榮譽的強烈觀念發展起一種優秀的傳記文學，一座具有世界聲望的偉大的名人萬神殿漸漸聳立，當代名人傳記獲得空前重視，喬治·瓦薩裏的《大畫家傳》應運而生。當北方的歷史學家還只知道列舉教皇、皇帝、彗星、地震時，南方的義大利歷史學與新地誌學已經關注到每一個當地有名的人，“豪華者洛倫佐”曾親自到斯波萊託人那裏請求把畫家利皮修士的遺體贈給他的城市……法奇奧的《名人錄》把名人依次分成九大類：1.詩人；2.演説家；3.法學家；4.醫生(附加了哲學家與神學家)；5.畫家；6.雕塑家；7.有名望的公民；8.將領；9.君主與國王。勝過君王的世俗精神得到史無前例的張揚。
布克哈特在他那部名著的第二篇“個人的發展”中開篇便説：“義大利人成了近代歐洲的兒子中的長子。”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美第奇家族。作為騎士後裔的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是佛羅倫薩13世紀以來在歐洲擁有強大勢力的名門望族，美第奇家族甚至被稱為“文藝復興教父”(The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喬瓦尼·美第奇(1360-1428)，銀行業起家，賺得鉅額利潤，成為佛羅倫薩的首富，逐漸獲取政治地位；其長子科西莫·美第奇(1389-1464)曾代表美第奇銀行接管教皇的財政，1434年科西莫在佛羅倫薩建立起僭主政治，美第奇家族成為佛羅倫薩共和國的非官方國家首腦。喬瓦尼·美第奇與科西莫·美第奇成為美第奇家族財富與文化的奠基人。1469年，科西莫之孫洛倫佐·美第奇(1449年-1492年)繼任佛羅倫薩僭主，成為美第奇家族的最主要代表，世稱“豪華者洛倫佐”。
財富與藝術的驚世輝映
14到17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美第奇家族成為佛羅倫薩實際的統治者。這個家族誕生過三位教皇(利奧十世、克萊門特七世、利奧十一世)、兩位法國王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瑪麗·德·美第奇)，也經歷過三次政治放逐和持續400年的家族輝煌。瑪麗·德·美第奇，法王亨利四世的遺孀，路易十三的母親，在魯本斯油畫《法國王后瑪麗·德·美第奇在馬賽登陸》中(1623年)呈現了驚世的榮光。
喬瓦尼是美第奇家族第一位贊助藝術的人，他援助過馬薩喬——這位28歲早逝的天才在透視法等方面對繪畫做出了徹底的改革，並將一個世紀以前喬托的氣息傳遞給後來的巨匠們。喬瓦尼還委任卓越的建築師布魯內萊斯基修建佛羅倫薩的聖母百花大教堂，這座美麗的圓頂建築一直延續到科西莫時代才得以完工，呈現出當時世界最大的穹頂，在樣式及結構上達成了劃時代的革新，影響歐美建築500餘年，至今仍是佛羅倫薩的象徵。按照馬基雅維利《佛羅倫薩史》中的描繪，奠定了家族財富和政治根基的喬瓦尼·美第奇，在城邦貴族和平民的紛爭中因為站在平民一方而受到擁戴，他富有而樂善好施，身居高位卻謙恭有禮，不善辭令卻見解明達。“對政治漠不關心，一邊忙於他自己的正當事業，一邊對於文學藝術有極大興趣，……它們的場面也主要是放在共和國的城市裏邊。”
科西莫·美第奇，不但擴大了父親的財富和政治影響，在文化藝術領域也享有更高的聲望。馬基雅維利曾對他的慷慨、教養和談吐稱頌備至。據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記載，喬瓦尼去世時，留下了179221塊金幣，而從1434年到1471年，美第奇家族為慈善事業、公共建築和捐稅所付出的款項不下663755塊金幣，僅科西莫一人負擔的就有40多萬塊。科西莫·美第奇贊助的藝術家最有名的是多那太羅、吉貝爾蒂、安吉利科、菲利波·利比等人。科西莫還曾任命著名學者費奇諾為佛羅倫薩柏拉圖學會主席，將自己官邸附近的一棟住宅送給他，以便享受和他的交往之樂，“在人文主義集團內部促進了另一種更高的古典文化的復興”。科西莫·美第奇去世時全城為他送葬，城邦政府指令為他的石碑刻上“國父”的字樣。
馬基雅維利説：“義大利的君主們認為一個國君的才幹在於能欣賞辛辣的文字，寫措辭優美的書信，談吐之間流露鋒芒與機智，會組織騙局，身上用金銀寶石做裝飾，飲食起居比別人豪華，聲色犬馬的享用應有盡有。”科西莫的孫子洛倫佐·美第奇就是這樣的人。
洛倫佐·美第奇是文藝復興盛期最著名的藝術贊助人，史稱“豪華者洛倫佐”。比起先人，洛倫佐的文化修養無疑更勝一籌，他自己就是一位詩人和藝術評論家，身旁聚集著當時最優秀的學者、文人和藝術家。著名的《維納斯的誕生》和《春》的作者波提切利是他最寵愛的畫師，他贊助過的藝術家中最有名的是達·芬奇，科學方面還贊助過伽利略這樣的天才。洛倫佐·美第奇被他的老師稱為“已深窺柏拉圖的一切奧秘”，其古典文化情懷與現代文明自信表現在他的人生信條中：“沒有柏拉圖就很難做一個好基督徒或一個好公民。”他仿傚柏拉圖對話錄中的“宴飲篇”，組織學者做哲學討論。布克哈特説：“如果我們要分析一下15世紀的美第奇家族，特別是老科西莫和‘豪華者’洛倫佐，對於佛羅倫薩和他們一切同時代人所具有的魅力時，我們將看到這種魅力繫於他們的政治才能者少，而繫於他們是時代的文化領袖者多。”
洛倫佐最早注意到米開朗琪羅驚世的才華並倍加愛護。這個14歲的少年出入洛倫佐的宮殿，學習、觀摩大量的藝術品，並與當時最有名望的人文主義學者、詩人交往相處，技法、視野及價值觀步入時代峰巔，或許正是美第奇宮廷中的人文主義思想，建立起米開朗琪羅的新世界觀。米開朗琪羅中年受出身於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利奧十世委託，在佛羅倫薩建造美第奇家族陵墓，這項工程斷斷續續進行了15年，著名的《晝》、《夜》、《晨》、《昏》四座雕像就安放在陵墓的石棺上，陵墓中的一座雕像，表現的正是洛倫佐·美第奇，華美的衣飾映襯著英俊的面容和深沉的憂思，或許，這正是藝術家對他保護人的深刻理解。馬基雅維利給予洛倫佐的評價是：“享有上帝和命運之神賜給他的許多恩惠，他舉辦的一切事業結果都很興旺發達，他的敵人則常遭不幸……他在政務會議上發言敏銳而善辯，英明果斷，執行時迅速而堅定，雖然他貪圖女色，喜歡同滑稽而好譏刺的人在一起……凡是考慮到他嚴肅的一面和歡樂的一面的人，都會發現他身上存在著互不相容的兩種性格”，及時行樂的放縱與精明睿智的沉思在“豪華者洛倫佐”身上並行不悖。
新的活力與四分五裂，分崩離析與重新集結，放任的暴動、政變、革命，城邦間無數次的結盟、背叛和戰爭從未休止，暴力、陰謀、流血、放逐、起義。洛倫佐就曾從一次政治刺殺中死裏逃生，隨即引發一場全城騷亂，民眾支援美第奇，謀刺者被殘忍地處死，教皇和那不勒斯國王又向佛羅倫薩宣戰。這一切都沒有阻止義大利崇尚豪奢放蕩的生活，享受藝術與文化的風雅。人的甦醒、人性的激活、人的自覺，作為一種近代形態，逐漸變成一股強大的歷史動力。“事實上，那個時代的人文主義是異教的、異端的，作為一種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前衛先鋒，在15世紀範圍越來越擴大蔓延。”一種叛逆的性格，一種被正統視做異端的思想、學説和風格，呈現了人文主義自由精神的高揚。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中指出因“才幹與大膽極受重視”，“佛羅倫薩在當時是人類的個性發展得最為豐富多彩的地方”，“作為一種藝術工作的國家”(布克哈特語)，聰明與活力，天賦與熱情，務實與經營，個性與自由，聲望與學問，隨心所欲、肆無忌憚的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和加倍的努力與謹慎行事、工於心計，深思熟慮又老謀深算，以及隨之而來的財富、榮耀、不朽的事業，文學與商業起飛，藝術共財富一色。“美德與惡行在15世紀的義大利諸國家中奇怪地結合在一起了”。艾黎·福爾曾説，“作為中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但丁和畫家喬托，是中世紀的兩副面孔，一個代表地獄，一個代表天堂。他們同樣代表著意大利的兩副面孔，既愛意盎然，又狂暴不羈，一如其陽光燦爛的海灣嫵媚動人或堅強的岩峰蠻性十足……但丁和喬托構成了其中的一種反差，這種反差籠罩在激情與智慧的和諧中，馬薩喬和安吉利科，多納太羅和戈佐利，西紐雷利和吉蘭達約，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都是這種反差的後繼者。可以説，在義大利，同一片藍天下所聽到的是預言派的箴言與牧羊人的歌聲，直衝星光閃爍的天穹。”喬托與但丁共同擎起文藝復興的火把，美第奇家族讓文藝復興之火成為熊熊烈焰。
洛倫佐死後的美第奇家族在1494年和1527年兩次被驅逐，又兩次興起，對佛羅倫薩這座陷入混亂的城市又頑強地統治了數百年。《大畫家傳》作者瓦薩里正是在史稱科西莫一世的科西莫·美第奇(1519-1574，再次復興了美第奇家族)的支援下，成為歐洲最早美術學院之一的佛羅倫薩藝術學院的創建者。科西莫一世還資助創建了著名的烏菲茲美術館，美第奇家族世世代代傳承下來的收藏品保存在這裡。也由於美第奇家族的最後一位女性安娜·瑪麗亞·路易薩·德·美第奇(1667-1743)留下的遺言，使得美第奇家族的豐厚藝術遺産能最終完整地留給後人瞻仰共用。
當我們的眼睛掠過馬薩喬、多那太羅、波提切利、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琪羅、提香、曼坦尼亞等如雷貫耳的名字，這些文藝復興巨匠的身後都有美第奇的名字。美第奇家族對文藝的贊助與收藏，廣涉詩歌、繪畫、雕刻、建築、音樂、歷史、哲學、政治理論等各個領域。美第奇家族高漲而持續的文化熱情，成就了家族的榮耀，也成就了佛羅倫薩、義大利、歐洲的榮耀，無疑，這同樣也是一份人類世界的榮耀。
今世的機緣
為紀念斐迪南三世·德·美第奇(1663-1713)這位美第奇的後人、同樣偉大的藝術收藏家、贊助人逝世300週年，2013年6月25日至2014年1月6日在義大利佛羅倫薩烏菲茲美術館，舉辦了《托斯卡納的王子》的大型展覽。在17世紀末到18世紀最初十年，斐迪南三世以獨具創意的方式，同他的先祖一樣，成功吸引了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各界藝術家，包括音樂家、樂器演奏家、畫家和雕塑家。
往昔的中國，與義大利文藝復興發生過深刻的關聯，指南針讓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新天地改變舊世界，新世界觀使義大利、使歐洲步入了産生文藝復興運動的近代，印刷術則讓近代的思想文化呈級數般地迅猛傳揚。
今天的中國，面臨了一個日新月異飛速變化的時代，世界回饋給中國網際網路、電腦、高科技，中國能否帶給世界新一次的文藝復興，祛除最早提出“脫亞”的福田諭吉蔑稱“中國只有儒家文化”的妄論？用財富的豐盈與思想的尊貴，扭轉文化廉價、藝術滯澀、價值混沌的不良世態，克服急功近利、妄自尊大、急於求成的浮誇心理，找回關於人性、學問、雄心、才情、言辭、粧容、聲望、榮耀的自信，獲取中華民族的真正文藝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