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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爾·桑齊奧《自畫像》，佛羅倫薩烏菲齊美術館藏。
列奧納多·達·芬奇《別號“髮發”的少女頭像》，帕爾馬國立美術館藏。
巴爾托羅梅奧·阿曼納蒂《赫拉克勒斯與安提俄》，佛羅倫薩卡斯特羅的美第奇別墅藏。
亙古至今，人類行進著，時而天高雲淡，時而烏雲四合，幸運的是，不時會有一束光芒，撕開沉重的天幕，照亮前程。這光芒不是來自天外，而是來自於人類自身的創造，這便是今天我們重回佛羅倫薩的理由。
“佛羅倫薩與文藝復興：名家名作”展作為義大利在中國的五年常設展之首部曲，由中國國家博物館、義大利文化遺産與活動部文物管理與開發司聯合舉辦。4月30日，該展覽將結束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展出。10個月的展期內，佛羅倫薩烏菲齊美術館等近30家博物館、美術館及相關收藏機構珍藏的67件藝術珍品，為蜂擁而至的中外觀眾展示了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藝術創造、城市面貌和風土人情。佛羅倫薩為何能成為文藝復興的發祥地?美術在當時為什麼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這些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創作的油畫、壁畫、雕塑、素描、工藝品，帶領著觀眾在時空的長廊中、在歷史的長流中、在文明的波光中，穿梭、駐足、思索。
從天國到人間
展覽以獨特的創意構建起“義大利空間”：三個展覽組成部分，以展墻的顏色分別呈現綠、白、紅三色。這三種顏色與今日義大利國旗的顏色相一致，據説也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流行色。這或許從一個小側面反映了文藝復興對於義大利的重要性所在——作為一個需要巨人並産生了巨人的時代，它以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為核心的人文主義，奠定了歐洲近代文明的精神基礎。
十五世紀，古代研究在開放、富庶的佛羅倫薩演化為文化發展的引擎：新興資産階級中的一些知識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宣揚人文主義精神，以衝破中世紀以來淩駕於一切之上的封建神學思想。這種以知識、精神、人性的解放為核心的“復興”理想，從文學出發，影響到哲學、藝術和史學等領域，並在美術和建築作品中得到了藝術的體現。
廣場，作為義大利重要的公共活動場所，是義大利社會的縮影。在展品《佛羅倫薩大教堂廣場上的宗教遊行》中，人們可以看到佛羅倫薩歷史、市政、宗教和藝術的交織與重疊。《蘇珊娜的故事》，則表現了十五世紀佛羅倫薩的街景和城市的勞作，多姿多彩的市集上人來人往，少女穿著絲質衣裳，色彩不一的建築墻面變得明朗歡快，不再是中世紀塔樓住宅的典型特徵。
宗教題材仍然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題材。這一時期的創作將宗教中的人物從天國拉回了人間，並加入了對抒情、自然景觀的運用，與神話題材和世俗題材一樣，更多地展現了人的情感與面貌。展覽中，桑德羅·波提切利的壁畫《斯卡拉聖馬丁醫院的天使報喜》、安德烈亞·德爾·薩爾托的油畫《聖母、聖子和幼年聖約翰》等畫作，以及列奧納多·達·芬奇的繪畫《別號“髮發”的少女頭像》、米開朗基羅的雕塑《大衛—阿波羅》、桑德羅·波提切利的油畫《維納斯》等作品，都以新穎、高超的繪畫技巧，描繪出更為人性化、世俗化也更為生動的人物形象。在這裡，神性中閃現著人性的光輝，人也具有了博大、永恒的神聖感，人性與神性不再是對立的存在，而是和諧的統一，藝術審美情感與宗教情感融為一體，神性與人性成為藝術的兩翼，從而成就了文藝復興美術的輝煌。
文藝復興時期，造型藝術還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結合起來，通過實踐和探索，取得了科學的地位，完成著從象徵到摹寫的決定性轉變。借助於線性透視和空氣透視的發現與運用，繪畫獲得了更強的立體感和空間感，在菲利波·利比的油畫《天使報喜》中，畫家對透視學的掌握得到了充分體現;借助於人體解剖知識的精確研究，繪畫和雕塑中人的形象更為鮮活，米開朗基羅的《大衛》等雕塑就是把人體解剖學應用於藝術創作的典範，在展品《赫拉克勒斯與安提俄》中，充分展現了當時的藝術家融解剖知識于創作的嫺熟;油畫材料和技法的改良，也大大提高了藝術表現力，均勻溫暖的色彩，對稱的三角形構圖，景色與人物的緊密結合，創生出美的法則，呈現出一個和諧理想的藝術世界。科學探索的精神讓藝術家以更加冷靜的方式觀察世界、思考藝術，繪畫也由此漸漸從宗教藝術中脫離出來，獨立於雕塑、建築之外，最終成為了一門真正的藝術。
從宮闕到民間
在佛羅倫薩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和教堂，與藝術相關的領地裏，幾乎都能看到一種有6個圓球點綴的盾狀族徽，隨處可見一個名字——Medici，那代表著和文藝復興一同載入史冊的美第奇家族。
事實上，今天存世的許多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作，包括此次展覽的展品，許多都是美第奇家族的收藏，其中不少肖像和雕塑就是專門為這個家族的成員創作的，而展品最主要的來源——佛羅倫薩烏菲齊美術館，也是這個家族的遺産，收納了美第奇家族的主要藏品，被譽為“文藝復興藝術寶庫”。在以“文藝復興肇始至豪華者洛倫佐的辭世”為主題的展覽第一部分，對佛羅倫薩歷史具有斷代意義的“豪華者洛倫佐”，便是洛倫佐·德·美第奇——文藝復興盛期佛羅倫薩的實際統治者、最著名的藝術贊助人。
十三至十四世紀的佛羅倫薩，人口和經濟劇增，成為歐洲最富庶的城邦之一和義大利文化創新的中心，城市的統治落在強大的産業同盟和行會手中。以金融業務發家的美第奇家族，是佛羅倫薩十三至十七世紀在歐洲擁有強大勢力的名門望族。美第奇銀行曾是歐洲最興旺的銀行之一。他們贊助親王、教皇和皇室成員，建立了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和外交網路，一躍成為這座城市的統治者，並成為藝術家富有修養的庇護人，馬薩喬、多那太羅、波提切利、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提香等其時最偉大的藝術家都雲集左右，對西方藝術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藝術贊助是推動十四至十六世紀西方藝術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正如貢布裏希1960年對美第奇家族早期贊助的研究所表明的，直至十五世紀，藝術作品還是捐贈人的作品。儘管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地位比以前有了明顯提高，但贊助人依然控制著題材和媒介。正因如此，文藝復興時期幾乎所有的重要藝術品都是訂制的，而非純粹的藝術創作。因此，作品體現的往往是贊助者的意願與審美趣味。贊助人對藝術品的態度，影響著藝術家的生存及藝術的發展。
對文藝的資助，除了審美愉悅，以及宣傳、慈善或紀念性等用途，還是顯耀並加強政治和社會地位的有效途徑。此外，在中世紀，對財富的追求和佔有，與將禁欲和謙卑作為終極目標的宗教教義背道而馳，宗教性的藝術贊助能夠使感到自身有罪的富人，在宗教與財富之間尋找到平衡。正因如此，市民團體，宗教團體，歐洲和義大利境內大大小小的王國、公國和城市共和國的宮廷，一些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影響的富有家族和個人，在文藝復興時期，不少都充當起藝術贊助者和保護者的角色，許多教皇、主教，也都是重要的藝術贊助人。其中，美第奇家族留下的時代印記最深。
美第奇家族誕生過三位教皇、兩位法國王后、數位大公。其中，利奧十世是文藝復興時期歷任教皇中最重要的兩位藝術贊助者之一。科西莫·德·美第奇與洛倫佐·德·美第奇則堪稱當時佛羅倫薩輝煌藝術成就的間接“締造者”：科西莫開藝術贊助的先河，引得許多王公貴族爭相模倣，加上城市生活的日益世俗化，推助了民間贊助的風氣，非宗教的贊助行為也日益佔據重要比重;洛倫佐則是一位具有較高文學品位的政治家、詩人，他大力贊助詩人、古典文化學者和藝術家，他的宮殿、別墅成了各界人士的集聚中心，為思想的碰撞創造了環境和氛圍。在他們的帶動下，一批對人文主義和藝術充滿熱情並有著獨到眼光的贊助者，與傑出藝術家一道，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美術推向了頂峰。
雖然十五、十六世紀的義大利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戰亂頻仍，卻沒有妨礙文藝復興的進程;雖然曾數次遭遇驅逐，但美第奇家族卻以4個世紀裏十幾代族人的興衰，統治了佛羅倫薩三百年之久，為城市留下了建築、繪畫、雕塑等傳世佳作，使佛羅倫薩成為全世界嚮往的藝術聖地。他們贊助了藝術，也推進了文明和歷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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