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當代藝術思想論壇”把“藝術理論獎”這個重要的獎項頒給我。藝術理論非常重要。過去是這樣，現在更是如此。眾所週知，當代藝術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理論驅動的。1917年，當杜尚將一個現成品送到紐約獨立藝術家大展上展出之時，他發動了對古典美學的最後顛覆。康得建立在與日常對象相區別的審美對象獨特性之上的整個傳統美學思想的大廈坍塌了。20世紀60年代，隨著概念藝術、大地藝術、行為藝術和裝置藝術的出現，藝術的邊界得到了大大擴展，藝術理論也作出了巨大變革，以回應實踐所提出的問題。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哲學、文學理論等人文學科的影響下，藝術理論得到了迅猛發展，大有淩駕於實踐之上的趨勢，以至於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上個世紀開始有了“理論的世紀”之稱。
在我國，廣義上的“藝術理論”包括藝術史、藝術理論（狹義）和藝術批評。早在19世紀初，出於對現代性社會的分化規律的尊重，不以藝術創作為皓的，而以歷史探索為旨歸的獨立的藝術史學科，率先在德語區創建。20世紀初，這個學科空前繁榮，並在西方英語國家及世界其他各國建立起來。從一開始，藝術史學科就設在綜合性大學，而不是藝術學院，隸屬於人文學科，而不隸屬於藝術創作。因此，藝術史是一種智性的和獨立的科學，不受藝術創作的制約，就成為這個學科的基本規定性。
20世紀70年代，傳統的藝術史學科發生了重大改變。因著科技發展而來的視覺文化的飛速發展，電影、電視、廣告等新興視覺媒體的滲透，迫使藝術史重新思考傳統經典傑作之外的大量視覺現象，文化研究、電影研究、視覺文化研究等學科相繼建立，“新藝術史”也應運而生。在這個背景下，對當代藝術的評論和學術研究，也開始納入藝術史、“新藝術史”或視覺文化研究的範圍。以美國為例，70年代，羅莎琳·克勞斯以20世紀現代藝術家大衛·史密斯為題，獲得藝術史博士學位，開創了以現當代藝術的學術研究獲博士學位的先例。其後她在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開設現當代藝術史課程，特別是提出並實施以現當代藝術史論為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計劃，培養了一大批現今活躍在各國的現當代藝術史家、藝術批評家和策展人。與此同時，受到美國當代藝術實踐、批評和理論研究的活力的感召，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歐洲學者紛紛前往美國主要大學擔任教職，包括羅蘭·巴特的學生、法國人伊夫·阿蘭-博瓦，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傳人本雅明·布赫洛，以及比利時著名學者蒂埃裏·德·迪弗。
遺憾的是，受到前蘇聯學科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國在一開始就將藝術史學科設在藝術院校。在強調“學以致用”、“實踐高於理論”，特別是在“理論要為實踐服務”等急功近利思想的影響下，我國的藝術史學科一直處於藝術創作的附庸地位。不僅美術學院流行著“理科考不上考文科，文科考不上考繪畫，繪畫考不上考史論”的學科等級制的行話，而且在整個社會上，從根本上説缺乏一種尊重藝術理論的環境。我認識的一些藝術家，一般都十分重視自己的理論修養，同時也大力倡導理論的重要性，但是，確實還有很多自稱的“藝術家”或自以為“畫畫的人”，從骨子裏忽略或輕視藝術理論。甚至還有為數不少的藝術理論工作者，或許從來不是出於對藝術史論的求真意識的信念，也不是出於對藝術史作為一門科學（這裡指的是人文科學）的獨立性和內在必要性的尊重，有意無意地推行“藝術創作重要，理論研究無足輕重”，或者“搞理論的不如搞藝術的”等等偏見。請注意，我在這裡決不是想要論證一個顛倒的命題。我堅信藝術創作與藝術理論的相對獨立性和同等重要性。如果不是頻繁地遭遇某些人（有些本身就是搞理論研究的人）對藝術理論的傲慢與偏見（或自卑與無能），我根本不會在這樣一個重要場合談及這樣的話題。
鋻於藝術理論在我國從一開始就處於邊緣和附庸地位，它的發展就非常不理想。不消説，我國公眾的一般趣味還停留在古典藝術。在藝術院校或綜合性高校裏，通史課或通識課也還以傳統藝術和現代藝術（通常到印象派為止）為主，而且對現代藝術的研究和普及的水準都不高。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學院裏，除了個別涉及當代藝術的專業，總的情形仍然是對當代藝術的無知、偏見和漠視。有關當代藝術的研究，基礎十分薄弱，情形不容樂觀。簡單地説，與西方研究機構已經將重心轉向現當代藝術不同，在我國，對現當代藝術的研究，基本上還處於散兵遊勇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翻譯、梳理和研究西方現當代藝術理論，就顯得尤為重要。藝術理論的翻譯涉及目錄學、翻譯學、藝術史等眾多學科。而藝術史又涉及文史哲和社會科學的大量學科。因此，翻譯工作最能考驗譯家的目錄學修養、外文和母語功夫、藝術史學科的訓練以及綜合素質。
對書目的選擇，最能見出翻譯家的眼光。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遴選出值得翻譯的經典著作，不僅需要譯家熟諳文獻目錄，而且需要長時間的深入研究為前提。很難想像一個對某個學術領域的文獻根本不熟悉，沒有深入研究經驗的人，能判斷一篇論文或一本書的重要性，更難於想像這樣的人能夠選擇一流的好書來奉獻給本國的讀者。以最粗略的方式，例如鍵入Modern Art和ContemporaryArt，分別檢索英國康橋大學圖書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目錄，得到的結果是前者擁有36136種關於“現代藝術”的書，9332種關於“當代藝術”的書，而後者分別擁有25218種和9057種。你如何從三萬多種關於現代藝術的書籍中選擇具有翻譯價值的書？又如何鑒別近萬種關於當代藝術的書的重要性？答案全在於目錄學修養和前期研究的功夫上。因此，對某個學術領域的長期研究和目錄學功夫，乃是對一個合格的翻譯者的基本要求。從如此眾多的文獻目錄中挑出真正重要的著作，這本身就是一件創造性的工作。
翻譯遠不止是單純的語言轉換，而是涉及兩種不同語言背後的思想文化的整體板塊的對接。如果有人認為現在大家的外文水準普遍提高了，翻譯成了沒有必要的事；或者認為既然有了Google翻譯軟體，人們也就沒有必要再從事翻譯工作了，那麼這種想法就過於天真了。須知，儘管現代人外語水準普遍地提高了，但是每年仍有成百上千的英語學術著作被翻譯成世界各國語言，同樣地，每年也有成千上百的非英語類學術著作被翻譯成英語。這是為什麼？因為，一則沒有比翻譯更好的理解兩種語言的同一性和差異的方法，二則也沒有比翻譯更好的使一種外來文化融入本土血脈的方法。翻譯是真正深入洞悉語言及其背後的思想文化差異的最佳途徑。經常有年輕學者問我如何學好外語，我一律回答他們，除了多讀多用外語，就是好好做點翻譯。因為翻譯是最好的細讀。人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形：每當有人自認為已經很好地理解了原文的時候，你叫他翻譯出來，他就會頗感躊躇，頓時發現原來自己還沒有吃透原文的意思！因此，通過翻譯，人們能夠培養起對外文和母語的高度敏感性。
翻譯的過程其實是一種創造性闡釋的過程。從“翻譯即背叛”、“翻譯即闡釋”等諺語中，人們不難理會翻譯涉及一個複雜的過程。翻譯不是兩種語言之間的機械的和物理的轉換，而是母語與外語之間發生的複雜的化學反應。沒有一個文本會産生兩個完全相同的譯本，就是這種化學反應的複雜性的最好證明。每本書都有自己的命運。被翻譯的書就更是如此。一本書遇到一位好譯者，那是它的幸運；遇到一個壞譯者，則是它的不幸。我常常想，如果貢布裏希遇到的不是范景中先生和他的團隊，那他在中文世界裏的命運一定大為不同。我還認為，壞的譯者常常毀掉原作，所以與其不負責任地胡譯亂譯，還不如不譯。因此翻譯者責任重大。
對藝術理論著作的翻譯來説，藝術史論方面的訓練尤其重要。簡而言之，翻譯需要大大超出外語水準之外的能力。僅僅精通外語，不足以高品質地翻譯藝術理論文獻。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同樣需要一個長期的學習過程。將Iconography譯為“圖像學”（應為“圖像志”），而將Iconology譯為“聖像學”（應為“圖像學”）都是不了解潘諾夫斯基的基本思想和圖像學的學術傳統所致。當然，由於翻譯涉及對一個學科深入了解的過程，涉及對不斷深化的背景知識的消化和吸收，在翻譯中出現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我也呼籲人們理解翻譯工作的特點，形成一個寬容但不縱容的學術氛圍。避免偏執一點，不及其餘的捧殺，或者熱嘲冷諷，以顯示自己比別人高明；提倡經過合理的批評，逐步提高翻譯的水準。
至於翻譯家的全面素養，這裡我略去不談，因為前輩翻譯家們已經就這個題目做過深入闡明，似乎毋須我再多言。
我倡導“研究性翻譯”。這是基於我前面講過的對翻譯工作的性質和特點的認知。翻譯需要建立在長期深入的研究之上，倒過來，研究也需要建立在系統而深入的原典的閱讀之上。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翻譯的品質和研究的水準，從而使翻譯和研究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並使核心文獻的翻譯、作家介紹與述評、理論的厘清與闡釋、批評史的建構與美學提升，聯袂出現，綜合一體。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關注西方當代藝術理論的最新進展，翻譯其主要文本的同時，進一步挖掘、疏理其思想語境與學術背景，及時總結其規律，概括其趨勢，最終描繪出西方當代藝術理論的基本地形圖。如果説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那我何必在意它們究竟是翻譯工作還是理論研究工作呢？
“當代藝術思想論壇”將“藝術理論獎”頒給我，當然是基於我已經做出的翻譯和研究成果。我對他們作出這個決定深表敬意。如果我在這裡稍微透露了一下未來五年的研究計劃，那麼我對這個決定的尊敬也許就變得更加可以理解了。最近，以浙江大學為責任單位，浙江大學美學與批評理論研究所，聯合浙江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中國美術學院、南京藝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了專門的課題組，參加了201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西方當代藝術理論文獻翻譯與研究”的招標。非常幸運的是，課題組已經中標並獲立項。
這個課題的總體思路是，在西方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當代藝術浩瀚的文獻中，選取最有代表性的、具有方法論示範價值的核心文獻，在課題組成員前期研究的基礎上，再輔助以外籍專家的幫助，將這些基本文獻翻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逐步厘清這些代表性作家的思想背景、方法論特點、主要觀點和結論、重大理據和理念創新。然後依次以譯著、論文集、專著的方式，將西方當代藝術理論的基本面貌逐漸深化和清晰化。
作為該課題的首席專家，我在投標書裏列舉了我正在翻譯或組織翻譯的10種現當代藝術經典著作。它們是：
1．邁耶爾•夏皮羅《現代藝術：19與20世紀》（Meyer Shapiro,Modern Art:19th and 20th Century, George Braziller, 1982）。
2．邁耶爾•夏皮羅《藝術理論與哲學：風格、藝術家和社會》（Meyer Shapiro,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 Style, Artist, and Society, GeorgeBrazille, 1998）。
3．羅莎琳•克勞斯《前衛的原創性及其他現代主義神話》（Rosalind Kraus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 TheMIT Press, 1986）。
4．蒂埃裏•德•迪弗《杜尚之後的康得》（Thierry de Duve, Kant After Duchamp, The MIT Press, 1998）。
5．本雅明•布赫洛《新前衛與文化工業》（Benjamin Buchloh, Neo-Avantgardeand Culture Industry, The MIT Press, 1999）。
6．哈爾·福斯特《實在性的回歸》（Hal Foster, The Return of the Real, MIT Press, 1994）。
7．托馬斯•克洛《大眾文化中的現代藝術》（Thomas E. Crow, Modern Art in the Common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邁克爾•萊傑《重構抽象表現主義》（Michael Leja, Reframing Abstract Expressionism: Subjectivity and Painting in the1940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9．格麗塞爾達·波洛克《分殊正典：女性主義慾望與藝術史書寫》（Griselda Pollock, Differencing Canon: Feminist Desire and the Writing of Art’s Histories,Routledge, 1999）。
10．喬納森•克拉裏《知覺的懸置：注意力、景觀與現代文化》（Jonathan Crary, Suspensions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Modern Culture, The MIT Press, 2001）。
在此基礎上，我還在就其他十種西方現當代藝術理論名著的版權事宜，與外方出版社或作者本人聯繫。希冀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內，把西方現當代藝術理論與批評的大致脈絡呈現出來。
現在人們在苛求“原創性”。在一個思想貧乏的年代，對原創性的要求反而會更加迫切。而這正是思想貧乏年代的一個錯不了的症候。處於文化繁盛時期的人們是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的，他們自然而然就做出了高度原創性的貢獻。可惜的是，吾生也晚，沒有趕上那樣的好年代。我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老老實實地做點翻譯和文獻積累工作，為後人真正富有原創性的成果做點鋪墊，乃是我這一代學者的基本使命。當然，我希望我的工作能超越單純翻譯和文獻積累的基礎層次，到達西方現當代藝術批評史的建構乃至傳統美學（古典與現代美學）的重審的境界。
理論是一種靜觀。從柏拉圖的時代起，關於實踐生活與理論生活孰優孰劣的爭論就沒有中斷過。我決不會無知到否定實踐的重要性，但是我也確實不想浪費時間去跟那些認為實踐高於理論的人辯論。就理論是解釋世界的系統假設而言，理論是真正的求真的智性活動，也是一項高貴的事業。我很慶倖自己選擇了這一事業。如果這種選擇並非出於利害關係或權宜之計，那它本身就應該更有價值。我認為我已經找到了令我無限喜愛的工作，為此，我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