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國水墨畫的發展中來。我們已經看到西方現代藝術的不斷革命，在形式層面上是風格語言的革命，但在形式革命的潮流之下，是相應的意識與精神的變化、生活態度與人生價值的變化。顯然，藝術形式的革命與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變化存在著某種內在的聯繫，例如，始於80年代後期的現代水墨的變革，最初的動因仍然是面對迅速變化的中國社會，藝術家試圖以水墨藝術表達自我，在統一的群體心理與意識形態中，尋求個人的內心情緒與精神表達。令人疑惑的是，在其他藝術門類對現代化的進程和城市生活做出積極反應的同時，自80年代以來，中國水墨畫藝術從題材到精神旨趣，仍然傾向於傳統的山水景象與人文理想，靜觀與冥想、悠閒與出世，成為大多數水墨畫家的價值理想，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反而促進了水墨畫藝術對傳統的回歸與嚮往。這使我們想到“揚州八怪”與“海上畫派”等生活在資本主義萌發期中國商業城市的藝術家，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也難以看到都市生活的現狀與衝擊，而適應市民趣味的中國畫的水墨寫意的變革和世俗性色彩的引入，也只是在形式變革的層面得以延續。
對這一現象可以從有關現代性悖論的思考中加以理解。顯然，西方現代藝術中的不斷革命與斷裂性不適合中國藝術中持續數千年的連續性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承性保證了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上的獨特地位，在人類曾經有過的數十種文明先後消亡的今天，中華文明的巍然存在正是得益於中國文化傳統的巨大惰性即文化傳承的保守性。這使得中國水墨畫在當代中國藝術的發展中從未承擔起前衛的角色，即使我將90年代以來中國實驗水墨的性質定位於現代主義，它也與藝術中的前衛性並不相干。事實上，90年代以來的“實驗水墨”處於一個相當尷尬的處境，實驗水墨畫家的創作，雖然也採用中國畫中的用水、用墨、用筆、用線，但畫面基本框架與視覺趣味已經與傳統中國畫很不相同。由於渲染、拼貼等方法、材料的使用和對具象形象的捨棄，使畫面具有鮮明的抽象形態，從而受到兩個方面的批評。前衛性的批評家認為他們與西方抽象主義、表現主義等過於接近，而抽象主義在西方已是十分成熟的早期現代主義流派，在藝術史上不具有衝擊力和語言的新穎性；另一種批評來自水墨畫的內部，認為他們捨棄了傳統水墨畫的筆墨精華，捨棄了形象，只是在玩形式主義的遊戲。這樣，我們看到中國水墨畫從圖式與符號化的抽象層面進入現代主義的形式語言系統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困難，使中國水墨畫至今仍然在具有普遍性的現代主義藝術體系中的交流中保持了一種難度系數很高的地域性特色，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藝術、進入中國文化的難以逾越的門檻。基本上，中國水墨畫仍然是這個地球上創作與欣賞人數最多的一種區域性藝術，也是80年代以來唯一未受到西方藝術話語強權控制的中國本土藝術。
1999年4月，我和我的同事曾與來自澳大利亞的姜苦樂（John Clark）博士就有關中國藝術的現代性和前衛性進行過積極的討論，姜苦樂博士對前衛性的若干分析對我們理解中國現代水墨十分有益。在他看來，判斷一個地區或一個時期的藝術的前衛性有這樣一些特點；1、前衛性不僅是風格的變換，它體現了體制外的藝術家與既存的藝術體制的對抗關係；2、前衛性的藝術家為了獲取必要的生存空間，必然要組織具有前衛性的藝術團體，通過團體的凝聚力來獲藝術觀念的交流和藝術信心的確立；3、前衛藝術對其認為已經陳腐的藝術語言的突破，往往從這一藝術的外部尋找新的風格、符號如民間藝術等；4、就學院與前衛藝術的關係而言，接受過西方藝術教育的藝術家，會依靠自己的專門知識，作為自己的藝術權力，以自己的藝術技巧作為工具，展開對社會的批判。在這裡，前衛性意味著抵抗生活意義的失去，所以在歐洲，前衛已不僅是一個藝術運動，而且成為一種對現存社會進行批判性反思的社會運動，也可以説，從未來發展的角度，為著社會進步與人類精神生活的自由，對現存社會進行客觀的反思與批判，是前衛性的根本所在。現代主義中的前衛性即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也就是屈瑞林所説的“敵對文化”：現代文學中的先鋒派的明確意圖就是要讓讀者擺脫大範圍文化強加給他們的思維和感覺習慣，將他們置身於有利的立場，對孕育過他們的那種文化實施批判、譴責或是修正。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最早對前衛派的觀念作出了重要定義：“對藝術家來説，向他們所處的社會施加積極影響，發揮傳教士一般的作用，並且在歷史上最偉大的發展時代裏衝鋒陷陣、走在所有的知識大軍的前列，那該是多麼美妙的命運！這才是藝術家的職責與使命……”。[4]以此對照觀察中國當代的水墨藝術，可以看出，它並不具有鮮明的前衛性，相反，由於中國水墨藝術被視為民族身份的符號和文化禮儀，作為中國民族文化的精粹和代表，它在面對外來文化的衝擊和滲透的歷史時刻，具有民族文化的傳承者和保衛者的身份，它體現了中國人作為個體對緣自中華民族血緣關係的集體的歸宿感，自然成為維繫社會穩定和文化積累的基本力量。水墨畫長期被稱為“中國畫”，其“國畫”的“國家”性質是其他畫種所不具備的，有關中國畫的爭論，在90年代以前也往往越出藝術範疇而成為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文化鬥爭，在爭論的背後，是對民族文化以及它所代表的民族的價值觀念與人文理想的態度與立場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