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美展于1946年恢復,其中主要的推動者是楊三郎。綜合來説,大陸的藝術改革運動,渡臺後不能在學校體制中持續,而由日治時期繼承下來的官展體制,也因不能更新而逐漸走向老邁,藝術界前衛和衝撞的動力,便只有由民間講學和新興的年輕會畫來發動了。台灣的美麗島事件是在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在台灣高雄市發生的一場重大官民衝突事件。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組織群眾進行示威遊行,訴求民主與自由。其間發生一些小衝突,但在民眾長期積怨及國民黨政府的高壓姿態下卻越演越烈,竟演變成官民暴力相對,最後以國民黨政府派遣軍警全面鎮壓收場,為台灣自二二八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場官民衝突。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許多重要黨外人士遭到逮捕與審判,甚至一度以叛亂罪問死,史稱“美麗島大審”。最後在各界壓力及美國關切下,終皆以徒刑論處。事件對台灣之後的政局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之後國民黨逐漸放棄遷臺以來一黨專政的路線以應時勢,乃至於解除38年的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台灣社會因而得以實現更充足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並且伴隨著國民黨政府的路線轉向,台灣主體意識日益確立,在教育、文化、社會意識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轉變。美麗島事件開始了台灣新的政治局面,所有的可能性從此生發出來並在80年代兌現。這一年,旅美的台灣藝術家謝德慶開始了他‘自囚一年’的行為計劃。謝德慶的重要性,五月畫會和東方畫會,而實際上台灣現代藝術更重要的、更有成果的、更富有挑戰性的發展恰恰是謝德慶以來的歷史時期。時值今日,台灣經濟發展表現並不出色,民進黨執政八年間,2000至2007年不僅是整體經濟衰退,以年平均統計數觀之,經濟成長率 4.08%與失業率4.26%,致使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年增率僅2.71%,而且于2005年為南韓超越,迄今已有2,000多美元之落差;況且整體經濟還呈現外熱內溫之現象:對外貿易持續暢旺;對內需求則相對疲弱。油料、燃氣及電費價格調漲,已創下過去15年的新高紀錄,使得實質薪資負成長。反觀蔣經國年代,台灣曾經是“四小龍”中表現最為優異的經濟體,多項經濟指標名列第一。然而近年來,經濟卻一路走向衰退,各項指標均為“四小龍”之末,早已失去昔日的活力。原因首先是亞洲金融危機給台灣帶來的巨大衝擊:台幣貶值,出口衰退,失業率大幅上升。隨著島內生産成本的上升與投資環境的惡化,島內企業逐漸將生産基地轉向島外,尤其是大陸,使得台灣經濟運作模式發生重要變化,從原來的“三角貿易”轉變為“四角貿易”,由原來的“海外接單,島內生産”,變為“海外接單,大陸生産”,或者“大陸接單,大陸生産”,結果是台灣外貿出口增長與外銷接單增長脫節,出口增長放慢。財政方面,收支增長不平衡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財政收支增長不平衡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歲入不足支應歲出之金額,再加上當年度還本數,只能以舉債支應。就業市場,台灣近年的失業率,已經由90年代之前的2%以下,增加為4%以上。以西方的標準而言,還是屬於偏低的。但是台灣的勞動參與率,一直維持在58%左右。這相對於西方的國家之63%的勞動參與率是屬於偏低的。台灣因為文化部尚未設置,文建會也就成為文化人最依賴的單位,卻似乎一直存在著官民對立的局面,不論就那個藝術類別都停留在極端表相扶植;卻不太願意讓這些藝術類別能夠因此具有産業發展規模,讓涵養藝術家的責任交給民間來做,台灣政府文化單位沒有把握好政策,沒有解決法令本身適應時代需要的問題,而是去捆綁民間産業的自我發展。台灣文化公部門只會在所謂社區營造、鄉土美學做名份計較,把個人的無知放大為全民的無能。就因為這些站在浪頭上的主事者,缺乏超然的眼光與視野,當然就會造成藝術産業的人,也跟著陷入泥沼中。亞洲當代藝術的平臺,是從台灣與香港開始發展,現已不可逆轉地轉向中國。但是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成就應得到肯定,台灣的收藏家能夠有能力購藏400萬美金西洋名作,台灣也有優秀的藝術經紀人,能夠行銷上億台幣的藝術品。是台灣自己在台灣的當代藝術在國際舞臺上把自己邊緣化了!台灣這麼一個彈丸之地,要靠閉關鎖國是發展不起來的,必須要進行對外交流。台灣曾經擁過堅厚的藝術産業實力,現在收藏的實力也還存在民間,但缺乏對文化厚度的重視,一場拍賣會的拍品收件,當然是有它絕對性商業機制值得被尊重,它甚至不是觀視某個地方藝術發展的參考線索。台灣的大環境給社會經濟信心指數不足,這固然不是平凡老百姓能夠左右,不過因為過度狹隘的本土主義作祟,使得台灣在觀看世界的方式,從以前的國際性宏觀變成自我肥大及痲痹不仁,這個作為確實影響到台灣的文化單位把心養小,自我想像本土化就是國際化的荒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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