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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手中國古畫的重要畫商
下一個重要問題：誰才是美國最重要的中國繪畫和其他東亞藝術的經營商？山中商社（Yamanaka &Co.），總部設立於日本（京都），早期相當重要，但在二戰早期即被迫退出競爭，未及真正強大。盧芹齋（C. T. Loo）和他的繼任者弗蘭克·凱洛（Frank Caro）當然是重要的中國藝術品的經營商，但兩人都不真諳熟于中國畫——盧芹齋倚仗他人的意見，最出名的那位就是王季遷。在紐約有一家商號的C. F. Yao，將一大批中國畫售與威廉·H. 摩爾夫人（Ada Small Moore /Mrs. William H. Moore），後來又出了讓人欽佩的研究圖錄，她將她的收藏遺贈給了耶魯大學美術館，至今仍能在那裏得見，但僅少數是真品。侯時塔（Walter Hochstadter）是美國很活躍的畫商，對中國畫的鑒賞獨具慧眼，亦擅長陶瓷和其他雜項的鑒定，他為美國收藏家帶來了不少重要藝術品，但幾乎都是元以後明、清的繪畫作品——就我所知，他只經手過幾件署款為宋元畫家的作品，而對於這些作品，他似乎也打了眼。我的老友程琦，長久以來主要居住于東京，在香港亦有居所，是一位收藏家兼畫商，他為美國博物館提供了不少明以前的中國畫，尤其是克裏夫蘭美術館。他主要出售自日本購得的畫作，在日本，他時刻盯著市場，一旦時機成熟，便購入那些早期繪畫。對於收購這些畫作的博物館而言，大部分是物有所值的。但他的眼力和判斷力無論如何都不能和王季遷相提並論。程知道，傑出的宋元畫作，特別是我稱之為“宋元畫”（“Sgenga”）的那種，在中國評價不高，未被珍視，有時卻能在日本以驚人的低價購得。我本人也收入了不少，幾乎全部以數百美元的價格購入——總之低於一千美元吧。
最後，向美國博物館和收藏家引薦、出售最多宋元畫作的，是鑒藏家兼畫商王季遷,他更為人熟知的名稱是C. C. Wang——于我亦師亦友。他尤擅鑒識元代文人畫家的作品，特別是倪瓚——他曾統計過倪瓚的作品尚有多少存世，算計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他可以自己購入收藏抑或出售。若要説他在鑒定宋及宋以前的繪畫曾犯下過什麼錯誤的話（在我看來）——我會在下文中談到其中之一，即此次展覽的《溪岸圖》——因中國傳統鑒定以筆墨、用筆作為判斷依據，而這在大部分元以及其之後的畫作中能被辨別；宋以及更早的繪畫，相較而言，並沒有呈現個人的筆墨特徵，因此對中國鑒藏家構成了一些問題。我持此説並不妨礙我從王季遷那裏受益良多，同時亦因其高於本人的對晚期畫作的鑒賞能力而懷有深深的敬意。他曾給我看他當時正考慮購買的宋代及更早的作品，與其説是他相信我對於這些作品的判斷力，不如説，因為我可以相當準確地告訴他，美國的收藏家和研究人員對它們會作何反應。
除了他自己直接將中國畫賣給博物館和收藏家，王季遷還是別人的重要顧問，特別是盧芹齋和他的繼任弗蘭克·凱洛。侯時塔在與王季遷進行的一次交易失敗後起訴了王，法庭上，他被迫承認，由於他自己的專長在於器物，他曾依賴於王在繪畫方面的鑒定能力。這一官司的審訊記錄留存了下來，是我們領域中著實有趣的一個文件。王和侯時塔，還有他們的律師們，試圖給那個已陷入困惑中的法官作出解釋，為何某張曾和劉貫道的《消夏圖卷》（在此次展出之列）裱在同一個卷子上的作品，有可能同是此畫家的傑作，但也可能不是。李雪曼，站在侯時塔一方，發表了關於怎樣鑒定複製品和偽作的講話，堪稱一場值得讚嘆的藝術史講座。我曾在自己關於這個大問題的講座中引用這一講座內容，記錄于我的視頻講座系列“溪山清遠”。
美國的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
五代佚名《乞巧圖軸》。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自王季遷處購得。“這是一幅極精的真跡。”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此次四家借展早期中國繪畫的博物館之一，我把它留在了最後。之所以將它置於最後，是因為，雖然那些號稱的早期中國畫從二十世紀早期開始就進入了大都會——1913年，他們從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手中獲得了其中的大部分，部分作為捐贈，部分作為收購，但其中極少為經得起檢驗的真正的早期畫作——可能元初的大師錢選的手卷是唯一的例外。1947年，大都會在後來的亞洲藝術部研究員普愛倫的堅持下，重金購得大量白威廉（A. W. Bahr）的中國繪畫收藏，大部分見於喜龍仁（Osvald Siren）1938年的著作：《白威廉氏珍藏中國古代繪畫集》（Early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 W. Bahr Collection）。早期西方對於中國繪畫的研究往往認為，中國畫傳統經歷了其偉大的時期——兩宋，至元代而衰，晚明時期而再衰，以至晚期的作品不值得任何嚴謹的收藏家和博物館收入。普愛倫便是此成見的堅決擁護者，而其研究員身份終其一生從未被動搖。普愛倫斷言，即使那些“宋畫”並非真的宋代所畫，它們仍比任何明清繪畫更美。普愛倫始終堅持著這一荒謬的理論，即便此領域其他專家達成了更站得住的共識，1950年前後，史克曼和杜柏秋（Jean Pierre Dubosc）策展的展覽和相關出版物對此觀點的形成尤為重要。1953、1954年，當我以獎學金獲得者的身份在大都會博物館進行研究的時候，最後半年是在普愛倫的辦公室裏某張辦公桌前度過的，但在精神上，我覺得自己更接近隔壁房間的研究員阿希文·利普。當時爭議猶在發酵，普愛倫把整個展廳滿布從白威廉的收藏中購得的“冒牌”宋畫，還稱其為“世界上最美的房間”，而同時，利普為大都會購入一些明清精品的嘗試則以失敗告終。我記得他借來了朱耷（八大山人）的精美冊頁，但不得不還給那個畫商，因為普愛倫甚至拒絕考慮購入的可能性，聲稱其為（如果我的記憶可靠）“一個拙劣的玩笑”。
後來的研究員，尤其是我所尊敬的同事方聞先生，不得不通過其他途徑來構建大都會的宋元繪畫收藏，而方聞明智地選擇了王季遷作為他所依賴的首要渠道。方聞實現了他的計劃，兩次購入了王季遷的藏品——1977年，方聞參加了我和其他成員組成的中國古代繪畫代表團，經歷為期一個月左右的中國之行，而此前不久，他完成了其中第一次的收購。當時我是代表團團長，同行的包括另外幾位學者，他們批評了方聞從王季遷處批量收購的行為。故而，我們在中國時，氣氛仍有幾分緊張。在我看來——不論當時還是現在——若要我本人來對王的藏品進行挑選，多少會有不同的選擇，但這一次收購整體而言還是明智的。1990年的那次收購總體上也相當不錯，方聞的妻舅唐騮千從王季遷處購入，最終作為捐贈給了大都會。
1981年，大都會博物館獲得了來自於顧洛阜的私人收藏，部分捐贈，部分購入，其中國古代繪畫收藏也因此舉得以大規模地擴充。如上文提及的那樣，顧洛阜（John M. Crawford Jr.）曾賣給堪薩斯城的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一幅宋畫——喬仲常偉大的手卷《後赤壁圖卷》，顧洛阜售畫出於其與史克曼長久的友誼——兩人常常相伴出遊，自然清楚此為史克曼追慕已久，希望能為其博物館入藏的一幅畫。此次展覽包含了這件作品。而顧洛阜其餘的收藏都去了大都會，包括歸於郭熙名下的一幅重要的立軸和宋代的一套冊頁（其中兩幅在此次展覽之列——其一為梁楷所作，另一件歸於馬遠），這些作品極大地增強了大都會早期中國繪畫收藏的實力。幾乎大都會全部宋代以及宋之前的中國畫都收入了方聞于1992年出版的精彩圖錄——《超越再現：八世紀至十四世紀中國書畫》。
顧洛阜原本是手稿和版畫的收藏家，並且是紐約格羅裏埃俱樂部（Grolier Club）的顯要成員（他的中國畫收藏先是在那裏展出的)，因其本人對中國畫一竅不通，他依賴於一位了不起的畫商，今天，此人不應該地被遺忘了，他的名字是瀨尾梅雄（Joseph Umeo Seo，日裔古董商，在紐約開店，1911-1998年），曾在日本和北京的山中商社工作，尤其長于書法鑒定。全部畫作幾乎都出自一個危險的來源——藝術家、畫商、偽作製造者張大千。然而，最終，沒有一幅張大千的偽作或倣作進入顧氏的收藏（據我所知），這都歸功於瀨尾梅雄的好眼力。但因某些我不能理解的原因，瀨尾梅雄卻被人忽略了。1985年，在大都會為慶賀顧洛阜繪畫收藏而舉辦的研討會上，他的名字甚至沒有被提及，他本人更是沒有受到邀請。報復心強是顧洛阜的諸多弱點之一，由於之前便有二人關係不和之類的傳聞，故而瀨尾梅雄的缺席很有可能是顧指使組織者所為。傳聞顧洛阜把藏畫賣給大都會博物館並非出於本意，而是迫於無奈，是因為當時他在一場大規模的信用詐騙中成為犧牲者，損失了一大筆錢。此事如若屬實，也屬於典型的顧洛阜之作風——他是一個強勢父親的軟弱兒子（包括體質和心智)，父親通過石油開採設備開發積累下家族的財富，兒子則肆意揮霍殆盡。
（因篇幅所限，本文發表有刪節,原文有註釋。全文收錄于北大出版社將出版的《翰墨薈萃——細讀美國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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