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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唐瑋的繪畫作品：《穿越空間的裝置》
田野資訊組合的生態
記者：“CAFAM未來展”強調“田野性”，主要體現在哪？
徐冰：我們請了80位推薦人，以這種方式作為基礎來選擇參展作品，而不是我作為策展人直接去找來的，這就是“田野性”。這個方法其實是從美國的新美術館（NewMuseum）借鑒而來，他們用這種方式做過一個展覽，我們覺得不錯。因為任何一個策展人都會有自己的個人視角，這視角同時也是局限，那麼我們就請較多的，都是在藝術場裏比較活躍的人，包括策展人、美術館館長、藝術機構負責人、學者、教師、藝評家，也包括藝術家——當然，每一個人仍然有他的局限性和他的圈子，但我們沒有邀請商業機構、畫廊。比較有意思的是什麼呢？最後你可以看到左右和控制，即活躍于藝術生態或者田野中的一種關係。比如哪一帶的藝術家，哪一帶活躍的人，就推薦那一帶的藝術家；哪一類的批評家，他一貫對某一類東西比較關注、感興趣，他推薦的就是這一類的藝術家，因為他有自己對藝術的辨別。你能夠隱隱約約感覺到這裡面有一個一個的圈子，它成為一個生物鏈，但鏈條之間還有一些重疊；你能夠看到在這裡面，哪一類批評家和哪一類美術館、哪一類藝術家發生了關係，所以説這種田野資訊還是有一點價值，反映了藝術圈的生態，我們也把這資訊反映在《提名集》裏。
記者：不回避，而是把它呈現出來，這個有點意思。
徐冰：對，如果是一個細緻的藝術生態的考察者，就會從這裡找到很多課題。
記者：從資料看，參展的藝術家基本出自美院體系。我記得在一篇訪談中你曾提起，當年在美院讀書的時候有人跟你説，“現代藝術不可能在學院裏發生”，你當時的反應是有點蒙，不太知道怎麼回答。現在你怎麼看？
徐冰：那句話其實是舒群説的，他是很認真也愛思考的一個藝術家，“85新潮”時挺活躍的。但是在那個環境下，我們對現代藝術的認識比較簡單，所以會比較簡單地認為現代和學院是對立的，或者説和傳統是對立的，或者説是取代的關係，所以要搞運動，運動就是要顛覆過去的東西。現在呢，很多人慢慢認識到在當代、傳統和學院之間其實是一種包容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是互為促進，可以轉換的，而絕對不是一種簡單的你取代他、他取代你的事情。
另外，學院在當代的語境中生存和發展，它自身的語境也在變化。能夠進入中央美院的年輕人我覺得都很優秀，因為他能夠在那麼多年輕人裏面經過各種各樣的過關進入中央美院，雖然進入的方式可能需要一定的完善。比如説考美院本身就是一個中國奇觀。你知道吧，考前班，這個對美院附中的教育一度都有衝擊，因為附中沒有考前班按照時間表的應試培訓來得立竿見影。最後竟然就有這樣的事，進好的考前班很難，於是又出現了保證你進考前班的考前班。美院周圍都是為考生服務的這種生物鏈——考前班、輔導班、吃住、畫材等等，今天考色彩，居然在外面有賣顏料盒的，顏料盒上就標好了：這個是畫眉毛的，這個是畫眼睛的，還有畫額頭的受光面、反光面……考生太多，也是沒辦法，中國是個“美術大國”。這是一段插曲。但不管怎樣，這些年輕人能進來，都是有能力的、優秀的，對新的文化是敏感的。今天學生的創作和對藝術的理解，已經和舒群“質問”我的那個年代的學院不同了，尤其從這幾年的“千里之行”優秀畢業生作品展來看，本身就攜帶著非常學院和非常當代的基因，年輕人的視野非常開闊。
記者：你覺得像這種形式的展覽，會對年輕藝術家起到什麼作用？
徐冰：我關注年輕藝術家，是因為前幾年我就開始覺得被追逐的成熟藝術家的東西比較定型，而從年輕人的表述裏，我可以看到一個思維的領域，這個領域是我們陌生的，對我自己也會有幫助。後來我就在雜誌上做一些對年輕藝術家的推薦。我想很多人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來關注他們，當然不能否認，有些對年輕藝術家的關注和推薦是出於商業考慮的。
記者：現在有很多這種議論，比如認為市場在瓜分年輕藝術家資源。
徐冰：未來的好藝術家一定出在這些人裏面，那是毫無疑問的。我們辦中央美院的“千里之行”也好，全國版的“千里之行”也好，都會有所謂的文交所要求打包購買或代理作品，當然我們不替學生做這種事。近來有關青年的項目和展覽一下變得多起來了，對年輕藝術的發展其實是有好處的。再有才華的藝術家，也得面對怎樣與這個社會發生關係的問題：你想成為一個以藝術為生的人，但是你有什麼理由讓社會接納你成為一個以藝術為生的人？這就需要一種合理的交換鏈。
生活方式裏的深刻性
記者：以前總講，中國當代藝術30年來被國外的評論家或收藏家的口味所左右。你覺得和你們這代人相比，在這些年輕藝術家身上，受西方的影響是更多呢還是有所改變？
徐冰：不能説更多，只能説我覺得他們的自主性，至少是願望上的自主性更強。我在展覽前言裏也寫了，這次展覽的一個課題就是考察在中國與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新格局的今天，中國年輕藝術家是如何對待在習慣上被視為“強大的西方當代藝術”的，以及他們是怎麼處理這種關係的。我們這一代人，在當時開放的特殊語境下對當代藝術非常崇尚，因為那之前資訊非常封閉，再加上我們對新文化的渴望，對西方當代藝術一定是崇尚的。而他們不一樣，他們正在發揮的時候，中國開始變為一個比較主導的國家了，他們的文化自豪感比我們那個時候要強很多，在他們的作品裏也有這種反映。但是我也能看到，受西方當代藝術框架的影響，在整體上他們也很難擺脫中國人對西方文化崇尚的影響。我覺得西方之外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崇洋，這麼説不好聽，但在我們的生活細節中無處不反映出來，就説我們今天談話的這個環境，卡布奇諾、沙發、女士的包，其實都不是咱們的文化，只是我們意識不到。
記者：你們總結出來的那六個單元，比如説“蔓生長”、“微抵抗”等，這個算不算前面所説的生態調查的結論？
徐冰：這是我們看到的現象，還不算藝術的一個結果，其實屬於對年輕人特徵的一種表述，有人説太準確了，有人認為不全面，也有人覺得有點負面。在我這裡，是希望表述本身就用年輕人的語言，因為我特別強調要撇開既有的“策展人之眼”，或隔代相望的習慣，試著從年輕藝術家的視角觀看，尊重他們的個人立場，探索與試驗。那個時候才能夠更準確地把那些現象給找出來。後來我們在歸類的時候遇到很大困難，究竟哪些藝術家是屬於這一個單元？現在回頭來看，其實這些類不是我們考察作品而得出的，是我們考察年輕人的生活方式而得出的。
記者：你在國外也經常關注年輕藝術家的創作嗎？
徐冰：是，特別是在紐約，布魯克林有一個PS1美術館和新美術館常有這類展覽。現在國內外的年輕藝術家他們有很多東西是相類似的，這種類似有一個層面還不是因為受到西方當代藝術的影響，更主要是來自這個年齡層的藝術家所共有的東西，比如私人性、自媒體等等，這種東西帶有一定的年齡和生理特徵，但不能不看到這一部分也有其人性與社會的深度，比如説“淺生活”，並不代表生活是膚淺的，這是兩回事，我們看到它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表像的、碎片化的、消費式的形態，卻是生活方式裏頭的一種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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