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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華印書館
我餓著肚皮，等著報銷，就到重慶市中心去玩，和我們故宮文物處境截然不同的是，戰時的重慶已是陪都，是全國政治經濟的中心，各路機關、學校、工廠、有權、有勢、有錢的都雲集重慶，歌舞昇平，一派繁榮景象，真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但這巨大的反差，也使我一掃身上押運文物的沒落霉氣。
巧遇北京商務印書館經理陳啟均先生，他當時年事已高，撤到重慶後，任京華印書館分廠廠長。聽得我是一口北京話，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便主動請我吃飯。京華印書館是王毓英先生開辦的，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並稱三大出版商，況且京華印書館兼併了國民黨中央印製廠，負責民國貨幣印製及國民政府財政部文件、單據的印刷。在重慶就集中了十六個分廠，經昆明在河內設有辦事處，採購油墨物資。陳先生了解了我押運文物的經歷，把我介紹給董事長王毓英先生，王先生聽説我是故宮學珂羅版印刷的，就説：“我沒有珂羅版印刷，但我手下要有這方面的人才。”説也湊巧，京華印書館襄理沈雲峰先生和故宮文獻館館長沈兼士先生是親戚。沈兼士的弟弟沈尹默是故宮古物館的專門委員，正在重慶任國民黨監察委員，是京華印書館的座上客。他們一致要我到京華印書館協助沈雲峰工作，沈尹默先生還贈送給我他的墨寶，工資待遇是銀元一百，另加獎金，對於當時的我來講，頗有些天上掉餡餅的感覺。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去海棠溪辦事處辭掉了故宮押運員的工作，這件事在故宮內引起了軒然大波。我的工資除去馬院長和徐森玉副院長，比那先生、朱家濟(餘清)、吳玉璋都高，他們都是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其中像朱家濟先生是古物館三等科員，寫得一手好字，祖輩都是滿清重臣。由此，大家都不甘心在故宮工作了，連工資都發不出來，還不如我這個青年技工的待遇。此後朱家濟辭職去了國民政府糧食部門；牛德明也辭職了，到重慶公共汽車票務科任科長；吳鳳陪是和我一同入職故宮印刷所的，找到我，要我介紹他到京華印書館工作，我幫他安置在了中央印製廠。但吳鳳陪出來後並不順利，1943年他下班後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幸好他有準備，身上總備著一根金條(他家境很好，家中獨子)，抓他的是國民黨的一個排長，收到金條後，脫了軍裝，和吳鳳陪一起逃掉了。這可給他嚇壞了，走投無路，又硬著頭皮去求故宮博物院，正好又趕上一些人辭職，故宮的人手太少，便又重新收留了他。聽了他的遭遇，我心裏也很害怕，就回故宮開了一張傷殘證明，以防萬一。抗戰勝利後，吳鳳陪隨文物回到南京，全國解放前夕，又隨文物去了台灣。
京華印書館坐落在重慶最繁華的精神堡壘紀念碑(解放碑)附近的打銅街上，是重慶的銀行街，不長的街上集中了中央銀行、交通銀行、川康銀行。沈雲峰先生追隨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走實業救國的道路，遷川工廠聯合會舉辦了各種業務學習班，沈先生介紹我參加章乃器主講的財會金融班，由於我寫得一手好字，財政部官員的名片和活動請柬都請我手寫，京華印書館由於承印鈔票，國民黨財政部派有駐場的監察員，他在財政部力推我的書法。沈雲峰的哥哥沈孝春是交通銀行副總經理，就在我們印書館的對門，抗戰時，空襲警報一響，我們就到交通銀行的地下金庫躲避，在當時人口極為膨脹的重慶很是讓人羨慕。
戰時重慶的資金很是緊張，有錢從銀行裏提不出現金，很讓董事長王毓英為發工資著急。這時故宮博物院的老同事牛德明幫上了忙，他已是重慶公共汽車的票務科長，每天都要收取大量現金，我拿公司的支票到他那裏兌換現金，拿到大批現金後，牛德明讓我坐公共汽車上一個特殊的位子，只要往這個坐位上一坐，任何小偷、特務、青紅幫都不敢動一根毫毛。這件工作使我在董事長面前很有面子，故宮的老同事每星期都去牛德明家聚餐，他有一個兒子叫牛晨。牛德明還將社會名流黃和驤送給他的一對貴州扁簫轉送給我，上面刻有“德明兄雅玩”，這也是古物南遷的見證。
1946年抗戰勝利，我用我一個月的獎金玖拾參元，正好買一張北京飛往重慶的飛機票，接我父親來重慶參加我的婚禮，當時坐飛機的都是國民黨接收大員。這件事更觸動了故宮的同仁們，鄭世文也辭職了，解放後他在北碚稅務局工作。他的離職可以説是對故宮的一個損失。
全國解放後，馬衡院長回到了北京；梁伯華先生的大兒子梁匡忠也回到了北京；那志梁先生、吳玉章、梁伯華、吳鳳陪去了台灣；朱家濟落在了浙江。吳瀛、徐森玉去了上海；鄭世文、牛德明和我落戶重慶。
1952年京華印書館遷京，我終於回到北京，少小離家老大回。我首先回故宮看望了老前輩，見到了石鼓，不由得想起我失去的手指。我對古物南遷也是做出犧牲和貢獻的，我青少年出生在中華民國的首都北平，青壯年生活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抗戰時工作在國民黨陪都重慶，全國解放後又回到了新中國首都北京，這一切都是託故宮文物的福，保祐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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