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侵佔東北，華北之屏障頓失。1933年初歲，戰爭日熾，國難益深，榆關告急，平市垂危，為保障國家文物不因戰火而遭受損失，故宮博物院經理事會商議協定，將精要文物遷地儲藏。2月5日夜，第一批南運文物2118箱從神武門廣場起運，此後，伴隨著19557箱文物離開北平來到南京，守護國寶的故宮人也從此出發，隨著國寶一路南遷、西遷、東遷及北歸，經歷了15年之久的艱辛。在南遷文物中，有青銅器、陶瓷、書畫等故宮博物院歷代文物珍品，以及及皇史宬和內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檔案，明清兩朝帝王實錄、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國的檔案史料等，還包括《四庫全書》及各種善本、刻本，當時國內發現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羅尼經》五代刻本，國內最古老的石刻“岐陽石鼓”。這些文物，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文脈。1945年，抗戰勝利，珍貴文物結束了顛沛流離之苦，卻開始了隔海相望之路。
今年，時值故宮博物院建院85週年、紫禁城肇建590週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5週年。兩岸故宮經多次協商，決定重走當年文物南遷路，對當年沿岸線路文物遷移路線進行聯合考察。6月4日，兩岸考察隊30余位專家從北京出發，在為期近20月的時間，沿著北京—南京—貴陽—安順—寶雞—漢中—成都—重慶—樂山—峨眉的考察線路，踏訪四省一市。6月18日，考察活動在蛾眉畫上圓滿的句號。就此，記者專訪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
記者：發生於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故宮文物大遷移，是故宮人在慘烈的反法西斯戰爭環境下創造的保護人類文化遺産的壯舉。歷時10餘年，輾轉上萬公里，百萬餘件文物無一損毀遺失，這種景況在科技發達的今天看來，也堪稱奇跡。今年，兩岸考察團跋涉數千公里，追尋先輩學人典守國寶的足跡，並以今天的視角探討南遷歷史的價值。請問重走當年文物遷徙之路的目的和價值何在?
李文儒：對於故宮來説，今年是大事之年，值此系列重要紀念日之際，北京故宮博物院鄭欣淼院長提議舉辦“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考察活動，旨在追尋前輩足跡，體驗故宮文物大遷移的艱難歷程，繼承中國人民和故宮人克服險阻、保護文物、弘揚民族文化精神的光榮傳統，開創守護和傳播故宮文化的新未來，共同呼喚人類世世代代和平共處。
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倡議得到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積極響應，決定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共同組隊進行重走文物南遷路的考察活動。北京故宮方面由我任領隊，全程負責;鄭欣淼院長和李季常務副院長分別參加南京至貴陽、西安至成都段的考察活動，我們的考察團成員包括了老中青三代的文物文獻研究專家、故宮博物院院史研究專家、博物館學研究專家等。台北方面則由朱惠良女士為領隊，來自台北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登錄保存處、器物處、書畫處等部門的專家和攝影家，以及台南大學音像研究所教授與學生作為成員。此次雙方聯合組隊重走文物南遷路，是繼去年兩院院長正式互訪、我院37組(件)文物赴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行“清世宗文物大展”、兩岸故宮在台北故宮舉辦首屆學術研討會之後的又一次聯合行動。南京博物院的院長和有關專家學者也參加了此次考察。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們的隊伍中，還有幾位特殊成員，北京方面有梁金生，台灣方面有莊靈。梁金生家族五代皆與故宮結緣，他的名字更是“金生”因為出生在文物南遷路上的金陵(南京)得來的。台北故宮博物院方面則有攝影家莊靈先生，他是故宮博物院駐安順辦事處莊嚴先生的兒子，也是在文物南遷過程中出生的。6月3日，兩院的考察隊員在南京集中，這兩位當年參加文物南遷的故宮人的後代首次相會，這也是故宮南遷後兩岸故宮後人的首次聚首，這跨越60余載的重逢意蘊深長。兩岸考察隊員的相會，其情景也格外激動熱情親切。
記者：此次考察從路線、交通工具、田野調查等方面與當年南遷又和相同和不同?
李文儒：事隔70多年的重走路線，無論怎樣設計都無法真正追蹤當年的文物南遷足跡，此次考察活動主要是精神上的追尋、回應和對話。我們這次考察在具體路線的設計上，主要是綜合考慮了以下幾個標準，即考察地點是否是文物南遷過程中重要事件發生地、遺存物是否豐富、當事人是否健在、當地檔案是否留存等因素，因此並不是完全復原當時的遷移路線。比如，南遷文物都是從北京故宮通過火車運往南京後存于上海，後又運回南京的，此次考察路線中沒有上海站，但是我文物還是邀請了上海檔案館的有關專家參加南京座談會;又如，湖南長沙是1937年文物西遷中的一站，但停留時間很短，這次也沒有設計到重走路線中。
更難以復原的是，當年文物南遷是在日本侵略中國，中國人民奮起抗戰的炮火和硝煙中，通過陸路、水路、火車、汽車、輪船歷經千難萬險而進行南遷、西遷與東歸的，這種歷史路線無論如何是難以重走的，我們只能在有限的考察和路途中用心靈去感受。
考察方式主要是三種，一是考察事件發生地，對照檔案記載，了解當時情形和現狀，補充影像以及音、視頻資料;二是走訪當事人，還原部分歷史事實，補充檔案記載的不足;三是舉行座談會，共同研討南遷歷史、探討和弘揚南遷精神。考察活動結束後，我們將通過考察報告、研討會、展覽、專題紀錄片、出版圖書等方式進行總結、記錄和彙報。
記者：此次重走南遷路，在重走文物南路考察中有何重要發現?南遷文物存放處、文物遷徙路線等是否有可能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李文儒：關於文物南遷，當事人已出版幾種專著記載其事，如我院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莊嚴的《典守國寶七十年》、那志良的《前生造定故宮緣》、歐陽道達的《故宮文物避寇記》、吳瀛的《故宮塵夢錄》、劉北汜的《故宮滄桑》等。此外，兩岸故宮博物院都藏有關於南遷的檔案，這些都是我們此次考察的文獻依據和參考資料。這些文獻和資料各有側重，勾勒出了文物南遷的大致情境，但同時這些文獻大部分屬於回憶性文本，由於事隔久遠，因此往往缺乏整體的、宏觀的視野和細節的描述，這就需要我們在考察中進行相互聯貫和整體把握，並通過實地考察，考證和補充重要的細節。
在考察過程中，除了和當地的調查、研究人員一道發現了重要的南遷文物路段和文物的存放地址外，我們也發現了一些以前沒有見過的珍貴的文物史料，並對一些我們過去雖擁有卻重視不夠的史料有了新的認識。在考察中，我們也感到文物南遷路上各地政府、文化部門對我們此次考察活動，以及在當地的相關遺址、遺跡及相關的人和事都是高度重視的;同時我們也發現，由於當年南遷文物的高度保密性和軍事性特徵，事實上，當時、當地的大部分人並不真正了解當年文物南遷的內幕。在考察中，我們也發現所經之處的一般民眾其實對此重大歷史事件往往是並不知情的，這也導致了那些曾經存放文物的重要場地，毀損和發生較大變化的較多，當然亦有不少還保存得較為完整。現在，通過此次考察活動，我們和當地政府、文管部門在對現留遺址的價值和保護方面是有共同的感覺和認識的，那些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或重大影響的南遷文物路線和文物存放遺址，應當成為國家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認真總結此次考察成果的基礎上，將南遷路線和重要的文物存放遺址組合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對於這點我們還是充滿信心的。
記者：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你們一行用15天的時間走完了故宮前輩15年走過的路，實景、實地、實事，相信一定與以往紙面上的歷史研究有著不同的感慨。請問此次考察對於故宮學學科有哪些建設?您作為北京故宮方面的負責人，有著怎樣的心情?
李文儒：的確，對我個人來説，確實覺得讀書和行路是不一樣的。在重走文物南遷的路上，進入文物南遷的現場場景的感覺遠遠超過了閱讀文獻的所獲。僅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重走”也是一種新的研究路徑和重要的研究方法。過去，我們一直對紫禁城建築、對150萬件(套)以上的歷代文物的研究高度重視，這也形成了我們的研究長項和特色，但我們對故宮博物院院史的研究，尤其是對文物南遷的這段歷史的研究是很不夠的。現在的“重走文物南遷路”是時隔70多年後，我們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考察和研究這段歷史，從研究的角度確實有“遲到”的感覺，假如我們在50年代、60年代重走文物南遷路，或者即使是在80年代、90年代重走文物南遷路，收穫肯定會更大一些，因為更多當事人的存在，更多的南遷路線和文物存放地會保留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對我們研究文物南遷的歷史、研究故宮博物院的院史會有更大的幫助。但是以歷史的眼光看，繼承和弘揚光榮的文化傳統，任何時候的考察和研究都是有意義的。考察結束之後，我們會進行認真地總結和深入地研究，深化考察的成果，肯定會有重要的考察成果呈現給大家。
在考察的過程中，我個人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強烈的感覺：一是深切地感覺到故宮文物南遷的重大歷史事件絕不只是故宮人自己的事情，正像偉大的抗日戰爭是全國抗戰、全民抗戰一樣，此次文物南遷也是全國護寶、全民護寶的集中體現，從政府、軍隊到普通百姓都是同心協力，可以説這是一次政府決策、軍隊護衛、民眾參與的民族護寶的集體行動。如果沒有這些保障，單單憑故宮人自己努力，在炮火連天的環境下要成功、完好地轉移上百萬件文物是不可能的，——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故宮人確實是付出了最巨大的辛勞和犧牲的，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文物南遷的全部過程證明，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下，只要是保護祖國的文化遺産，方方面面都是全力以赴的。從中我們也深深地感覺到國家的、民族的歷史文化藝術的巨大凝聚力和號召力。第二，文物南遷給故宮博物院的歷史、給故宮人、給故宮的文物增添了新的歷史價值，一個經歷過文物南遷的故宮人，一個實地重走了文物南遷線路的故宮的後來人，在他的生命歷程中和感知認知的領域裏，是和沒有這樣經歷是完全不一樣的，文物也是有生命的，經歷過南遷的文物和沒有經歷過南遷的文物的價值和它附帶的歷史資訊和影響力也是不一樣的，我們要充分認識文物南遷産生的新的價值。第三，我們特別注意到，在南遷文物的艱苦的甚至是慘烈的戰爭環境中，故宮人、博物館人沒有放棄博物館的文化價值使命，就在百萬文物的大遷移路途中，還挑選了數百件精品在國內外舉辦過多次展覽，比如有700多件文物赴英國展覽，這是迄今為止故宮博物院最大規模的一次展覽，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此外，在文物南遷的過程中，還挑選了文物在莫斯科、聖彼德堡，在國內的上海、南京、成都、重慶、貴陽等地舉辦展覽，在當地都産生了轟動的效應，值得一提的是，在重慶的展覽期間，由於敵機經常來襲，因此在展覽的説明書後，甚至還加上這樣的提示：“如遇敵機空襲，大家依次撤退”，在人類歷史上，這樣的展覽説明恐怕是絕無僅有的。這一切，對我們踐行和實現博物館的核心文化價值，即全心全意地為社會、為公眾服務，努力滿足公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一種強大而無窮地精神動力。第四，這次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我相信是開拓而不是終結，今後的故宮人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事實上，我們的文物南遷路並沒有全部走完，並且可以創造出多種“重走”的方式，比如我們挑選和組織曾經南遷過的文物組成主題鮮明的流動展覽，在當年的南遷路上流動展出，肯定會産生超越時空的巨大社會影響。
記者：近年來，北京故宮致力於兩岸文化交流，如去年北京故宮37件珍貴文物“出宮”，協作台北故宮舉辦“雍正大展”。因為特殊的文化背景、歷史淵源，兩岸故宮的每一舉一動，再兩岸交往史上都會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在這種意義上，此次重走之旅不僅僅是路線的重復、歲月的重溫、史實的重估，更是一次溫故知新之旅。兩岸故宮聯合考察文物南遷之路，對兩岸文化交流有哪些實質性的推動?
李文儒：此次考察主題是“溫故知新”，副題是“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這個題目的確定就很有意味，重走文物南遷路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提出的，在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協商中，台北方面提出了“溫故知新”作為一個鮮明的主題，我想對於兩岸故宮來説，其意義盡在“溫故知新”中，溫故是為了知新，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是一種對共同歷史的追尋，更是對共同未來的創造，自去年兩岸故宮實現正式的、常規性的合作交流以來，兩岸故宮關係日益密切，合作交流的領域迅速擴大。
今年9月，為慶祝故宮博物院建院85週年，北京故宮將舉辦“明永樂宣德大展”和故宮學學術研討會，台北故宮博物院周功鑫院長將出席開幕式和故宮學學術會議。10月，舉辦“故宮文物南遷特展”，此次重走文物南遷路的考察成果，會集中體現在展覽中。11月，繼去年在台北故宮舉辦了兩岸故宮第一次學術研討會之後，我們將在北京故宮舉辦兩岸故宮第二屆學術研討會。應該説此次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為今年的一系列重大活動拉開了序幕，我們對兩岸故宮博物院未來的合作和交流前景充滿信心和期待，像這次共同重走文物南遷路一樣，我們雙方一定會加倍努力，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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