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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參與的古物南遷
1933年，古物南遷。現在講是因為日本侵略，怕日本奪取文物，但實際上，即使日本不侵略，文物也是要南遷的。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打敗了軍閥統治的民國政府，定都南京。南京是當時的首都，代表著中國，南京成立了中央博物院。古物南遷和當時民國政府把瀋陽故宮、承德避暑山莊文物調往北京如出一轍。我父親在古物南遷中負責古物陳列所的文物押運，文物運到南京浦口火車站，明確的任務就是將文物劃撥交與南京中央博物院。
當時古物陳列所動員了所有員工家屬都來參與古物裝箱，其中最要的一條是有償的，給工錢的，而且不少。因此，15歲的我跟著父親參與了古物陳列所的裝箱，我在太和殿東的體仁閣下工作。當時故宮博物院都是親南京政府的，對南遷工作非常積極，而古物陳列所極力反對南遷，遲遲不動，我在包裝文物時，古物陳列所的叔叔大爺們跟我説：“小爺們，不要裝好的，都運走了，我們剩下的人吃什麼？我們還指著這些文物吃飯呢。”我們就將坐墊、靠墊、衣被往裏裝，大家都磨洋工。這件事很快就驚動了故宮博物院，吳瀛大為惱火，就派了故宮印刷所的校對吳玉章(爽秋)前來監督指導裝箱工作。其實，古物陳列所有著承德避暑山莊和瀋陽故宮調運文物的經驗，遠比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裝箱經驗豐富，大家根本就不把故宮博物院當回事兒。後來，文物挑選的範圍都集中在歷史時間較長的文物上，字畫都以唐宋以前的為主；青銅器在那個年代很少，顯得尤為珍貴。不像現在，搞基建出土青銅器很多；而金銀器、鐘錶則根本不入法眼。但現在看來，越是明清時期的文物，工藝越精湛。
小的時候常我就常在前宮玩耍，手中的折扇都蓋滿了皇帝的印璽，但這次親手接觸這麼多皇家精美的文物還是極為難得，也使我確實愛上了這個行業。由於大家認為我在裝箱工作中的表現出色，我父親就託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的傅博平科長介紹我進故宮博物院工作。傅科長找到吳瀛，吳瀛當時是故宮博物院的大拿，一切事物都是由吳先生一手操辦，吳先生聽説了我在裝箱時的表現，見了我後，就把我安排在故宮印刷所學徒，故宮印刷所設在神武門外的東西朝房裏，外面還有一道北到府。我們的所長是楊心得先生，曾在法國搞攝影和珂羅版印刷，後將自己的設備帶回國，報效國家。印刷所裏有二十多名師傅，清一色的江浙人，徒弟十幾個都是北方的孩子，主要是珂羅版印刷和石印。
我和吳鳳培是學照相製版的，老舍先生的侄子舒玉貴也和我們在一起學徒，也許是受老舍先生的影響，他總是對時局發表評論，寫一些小文章，他總是説我的筆名叫“損德堂”。我們經常要到古物館照相，結識了古物館拓工鄭世文，鄭世文的父親在故宮門房工作，在拓型上，鄭世文有著高超的技藝，可以把青銅器的造型拓在薄如蟬翼的宣紙上。故宮博物院將拓片出售，以增加收入，數量不多，價格不菲，彌足珍貴。宮裏有大量上好的宣紙，每次都偷偷多拓幾張，幾個人分，穿的都是藍布長衫，放在身上根本看不出來，拓大張的時候，我們就把拓片纏繞在腰間，再穿上長衫帶回家。當時最貴的拓片要幾十塊銀元一張。後來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時，我將這些拓片和我父親在古物陳列所與各國政要和民國政要名流的合影，帶到西郊我妹妹家裏整整燒了一夜，都燒光了，燒得了一個無産階級才放心。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可惜！
在故宮印刷所的日子是開心和緊張的，後來，我就從家搬到了與印刷所一起的宿舍裏，文物南遷之後，故宮博物院少有的清靜。遊人少了，古物陳列所清靜的都要關張了。1935年，我和吳鳳培、宋春河等幾個技工，還有一些師傅，連同一部分設備前往南京。楊心得所長老了，他有一個女兒在協和醫院當醫生，所以他決定不去南京，留守北京。
又像文物裝箱那樣，把照相製版等設備和印刷機器，打包裝箱，從前門火車站上車，記得父親還來送我，當時日本已經佔領了東三省，北京顯得很是淒涼。我們到南京後，印刷所就設在朝天宮，宿舍就在朝天宮後的張家花園，當時朝天宮的文物庫房還沒有建成，我們就開始了緊張的工作，將文物開箱並繼續出版故宮週刊類的刊物。我和吳鳳培、鄭世文等好友又在一起工作了，一切都不生疏，唯一不好的是大家都患上了鄉愁病。下班之後，大家在一起學會借酒消愁，南京故宮上下都喝酒，再有就是唱戲。我還是堅持每天晚上狂練書法，反正有的是紙張筆墨。舊社會有一筆好字、一手好算盤，走遍天下都不怕。
南方的天氣不是一般的潮濕，朝天宮文物庫房建成後，裝備了從美國進口的抽濕機，24小時不停的抽，可墻壁上的水還是不停的往下流。後來，我們搬進了文物庫房，朝天宮讓給大學生上課。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了，馬衡院長主持工作，南京、北京兩頭跑。當時徐森玉副院長年事已高，南京分院的具體工作都由那志良(辛茹)先生全權負責。後來，年紀大的員工家屬都陸續到了南京，梁伯華(廷煒)先生帶來了他的三個兒子，記得他的長子梁匡忠小我8歲，當時只有11歲。
每當夕陽西下，我經常到朝天宮大門或莫愁湖邊發呆，任憑黃昏下的鄉愁將自己吞噬。平靜的日子並不長久，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全民抗戰開始。七月下旬，北平、天津淪陷，大家的心都提了起來，每位員工都惦記著北平的家，自己家屬還沒有到南京的員工，更是坐立不安。八月，日軍逼近上海，南京已不是久留之地，上面決定，古物繼續遷運。上海八一三事變後，第一批文物由南京運往漢口到長沙，又到了貴陽，最後到達安順，押運的是徐森玉、莊尚嚴，那先生也去了，後來又趕了回來。我們所有人都投入到緊張的裝箱搬運的工作中，第二批是由南京運往漢口，後由漢口運往重慶到樂山，主要是牛德明、李光弟押運。10月25日，淞滬大戰國民黨失敗，上海淪陷了，南京危在旦夕，還有大部分文物沒有運出，長江封航，水路又有敵機轟炸，已經不安全了，只有走陸路；人手也很少了，本來有十幾個學生自願者幫忙，但那時也跑得無影無蹤，宋春河也離開了。正好馬院長的兒子馬彥祥閒來無事，便由他押運一列火車往徐州開，繼而又發了第二列，南京就只剩下吳玉章和我。記得當時在南京下關碼頭丟棄的箱子、財物遍地都是，卻也無人拾取。
12月7日，蔣介石撤離南京，發表講話，要將士與南京共存亡，南京已是決戰的戰場。12月8日，又一批文物裝上了第三列撤離南京的專列，可還剩下一部分文物，大約有2000箱，還有大量印刷設備，無奈只能丟下。火車站裏滿是軍警保護，文物運送專列前後挂兩個火車頭，前後加力，動力十足。專列上還架著多架高射機槍，以應對敵機轟炸。這時的南京已處於百萬日軍的包圍之中，戰雲密布，炮聲隆隆，大家只有一個想法：就是快逃，哪沒有日本人就往哪逃，火車從南京出發，第一站徐州。12月9日，日軍對南京下了最後通牒，12月10日，光華門被日軍炸開，南京淪陷了，接著就是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我和吳玉章那種既慶倖又後怕的心情真是無法形容，只差兩天，沒出來恐怕就死在南京城了。
雖然是逃跑，但與逃難的百姓還是有所不同的，因為我們有國民黨行政院的行文，除蔣介石的安危外，故宮文物是至高無上的，辦事都不是那麼費勁，到哪都是一路通行。但是，空襲難以避免，那時最怕聽到的就是防空警報，撕心裂肺，後來就麻木了，不怕了，逐漸就將生死置之度外了。記得在徐州、鄭州火車站都遇到了敵機的轟炸，炸彈震耳欲聾，感覺心臟都要被震出來似的，炸彈爆炸處火海燒成一片，哭叫聲響成一片。火車上的高射機槍根本不敢還擊，怕招來敵機的又一次轟炸。説也奇怪，日本人就是炸不著運送文物的列車。列車和敵機鬥智鬥勇，經常急停，讓飛機俯衝過後再開，或倒開，就像老鷹捉小雞一樣。飛機只能前衝，投放完炸彈就沒有了攻擊能力，只能飛走。
我們由鄭州到西安，馬衡院長想到陜西交通環境惡劣，派那志良先生主管陜西工作，又派梁伯華(廷煒)前來幫助。火車到達寶雞後就沒有鐵路了，寶雞的關帝廟便成了我們暫時存放文物的地方，總之大廟、祠堂都被我們租用下來。在寶雞住了有兩個月，行政院命令我們把文物運往漢中，由陜入川，戰時的川陜公路剛剛修好，便由汽車從陸路運輸。先有國民黨軍方的汽車運輸，比較順利，當時正值冬季，大雪封山，汽車的輪胎上都包上了鐵鏈防滑。秦嶺上的熊貓隨處可見。後來戰爭吃緊，汽車越來越難找了，我們就找到新疆新綏汽車運輸公司，老闆是天津人朱炳，司機大部分都是天津人，也有個別北京人，大家相處起來非常融洽，都是北方老鄉，格外親切，事情也好商量。(解放後我還在北京遇到過新綏公司的司機在北京開公共汽車)
從寶雞到漢中，道路艱險，由於人手太少，要連續往返發車。我一個人一次押運十五輛汽車，前面車上架著機槍，由官兵保衛。每次我都坐最後一輛車上，汽車都是美國道奇。每到一個縣城，縣長出城迎接，文物車隊進入縣城後，城門緊閉，實施戒嚴。我們的文物必住大廟，因為哪都有廟，而且只有廟的房間大能存放文物，每到一廟，方丈都把自己的房間讓給我住，自己和小和尚擠在一起。然而押運工作並非一帆風順，從寶雞出發後，在草糧驛的地方第一次翻車，戰時的國民黨政府的管理還是非常嚴密暢通的，由甲長到保長至鄉長都來幫忙，逐級上傳，我打電報給那志良先生，那先生很快雇車趕到現場解決問題，還好文物沒有損失，換車繼續前行。
我負責文物押運，安置好後由年紀大的員工或帶家屬的員工看守，我們再往返運輸。凶險還在後面，有一次正好是運送石鼓，我們的車隊停下來休息，川陜公路很窄，跑運輸的陜西老鄉都是一頭毛驢架上兩個筐，他們很少見到汽車和城裏人。當時我正下車站著休息，一個老鄉趕著驢前行，驢架的筐一下把我擠下了川陜公路，大大的斜坡，下面就是漢江的急流。我翻滾而下，大喊救命，心想這下完了，沒命了，絕望中我拼命抓住一棵小樹，樹斷了，我的身體才在漢江邊上停了下來，但樹枝扎進了我的手指。隨車保衛文物的士兵把我救了上來，用槍托痛打那個老鄉。我清醒後，忍著劇痛説：“不要打了，也不怨他，只怨我倒楣。”在國民黨陸軍第100醫院，醫生對我的食指做了處置，便繼續前行。
我們住進了漢中縣對面的文廟裏，衛生條件太差了，腰帶上的蝨子用手一捋就是一把。難以避免，受傷的手指發炎了，腫得活像一根胡蘿蔔，而且高燒不退。我心裏總是想著這是自己倒楣，情緒很是低落。不過天無絕人之路，正值西北聯大延著川陜公路撤至漢中，西安醫學院在漢中南鄭孫家廟黃家祠設新校址和教室，和我們的文物存放在一起，國立西安醫學院的教授給我做了手術，截取了食指一小段。戰時的醫療條件差，但還是有麻醉的，為了保險起見，手術前給我喝了一杯白蘭地。然而惡劣的生活環境，使傷口一次又一次的發炎，我的這個食指一共鋸了五次，醫生對我講，如果再不好，只能鋸掉我的右手，我哭了，我跟醫生説：您一定要保住我的手，我還年輕，以後還要生活呀。還好，把食指全部鋸掉後傷口就好了。這幾次反覆，我1米8的個子，體重只剩下九十多斤。一看到沒了的手指，我就想到南遷，一輩子都揮之不去。
我們路過勉縣。定軍山的諸葛亮墓，墓上有諸葛亮神籤，八八六十四卦。倒楣上卦攤，我拿起簽筒，左搖右晃後，蹦出一簽，下下簽！我不相信，連續三次都是下下簽。無奈，拿簽開卦：“幸有祖宗陰志在，香煙未斷續冥蛉。”如今看來諸葛神籤真靈，祖宗保祐，我身體後無大礙了，文物也是有驚無險。後來，我押運文物的車隊在綿陽附近又翻了一次車，汽車翻到了河裏。我馬上打電報給那先生，那先生正在成都，很快趕來一看，問題不大，正好冬天河裏水很少，文物沒有損壞，真是幸運。
我們進入成都後，把文物安排在成都和尚街的大慈寺內，就去成都春熙路玩，正好遇上視察川陜押運工作的徐森玉副院長(徐森玉是古物館館長，鄭世文是古物館拓工，除拓片外，還有一手精湛的印章篆刻，徐館長很賞識鄭世文)，在春熙路請我們吃大餐，任我們隨便點菜，給予鼓勵和表揚。與徐森玉先生截然不同的馬衡院長視察川陜押運時，與我們同行，我們都是大吃大喝，而馬院長指著落滿蒼蠅的臘肉只買兩片，馬院長是國民黨的部級官員，但生活中極盡簡樸之能事，甚是想不開。
那天回到大慈寺，防空警報拉響了，我和那先生跳進一個土坑躲避，眼看著日本飛機從東邊慢慢飛來，大慈寺的和尚跪在地上雙手合十，口念阿彌陀佛，炸彈下來也不躲，我們大喊趴下，和尚們還是跪在地上，不停的磕頭。説也奇怪，炸彈真的炸不著和尚。這時成都西門已是大火一片了，幸好廟裏的文物安然無恙。
記得初到四川，我們閒來無事，還用粗竹子做了一個筆筒，朱家濟(餘清)先生題寫詩文，他詩書俱佳，尤其書法酷似王羲之的“蘭亭序”。鄭世文雕刻並拓片更是錦上添花，這也是我們參與古物南遷的最好見證。另外家中還留存下幾張史頌簋拓片、唐玄宗李隆基的生辰銅牌拓片和乾隆帝最喜歡的晉朝的一方硯臺的拓文，此硯由宋虞允文傳承。這幾張拓片是文革後僅存的幾張，幸好沒有被燒掉，這幾張都是在南京時拓的，也是南遷文物的實物見證。
在成都住了大約有兩個月，行政院命令將文物運往峨眉，那裏更為安全。從成都到峨眉的路太難走了，都是山路，汽車要開到船上過河。至1937年11月8號從南京押運文物出來，從南京經徐州、開封、鄭州、西安、寶雞、漢中、廣元、綿陽、成都至峨眉，已經是1939年7月了，往返分斷，反覆運輸，我們也是長途跋涉，歷經千辛。但沿途的風光山色，名勝古跡，飽覽無遺。知識和閱歷的積累和沉澱，是別人都很難想見的，雖然險些丟掉性命，但古物南遷使我成長。
那志良先生擔任了駐成都辦事處主任，在南遷中那先生一直是大家心中的主心骨。只要有了他，大家心裏就有底。到達峨眉後，文物存放多地，派梁柏華、吳玉章、鄭世文、牛德明等人各守一攤，那先生照顧我，也是有意培養我，便讓我負責各地的聯絡工作和費用的報銷。我要在成都、峨眉、樂山、重慶之間往返。重慶南岸的海棠溪成立故宮重慶辦事處，由馬衡院長坐鎮，海棠溪山坡上堆滿了文物的箱子，後轉移到了川康銀行的金庫和向家壩存放。辦事處資金緊張，報銷困難，連工資都開不出來了。我們年輕人一個人生活無所謂，但帶家屬的員工可就困難了，大家吃飯都成了問題。每天在偏僻的地方守著裝有文物的大木箱子，大家都自嘲是“看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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