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喜蛙
日前，在北京綏風藝術館參加了《逍遙與象徵：朗紹君與鄧平祥畫展》，這是一系列名家邀請展之一。當天美術界的很多大腕都參加了，開幕式上也有發言，應該説幾位大佬如靳尚誼、邵大箴、何家英等講的都不錯，也都有一定的針對性，但是客觀的講對朗紹君、鄧平祥的畫講的不是很多，這是如今很多畫展的通病，所謂畫展“就是看人不看畫，説話不説畫”，不知是當代中國人變得越來越矜持了，還是本來要説的話被“和諧”了。
本來嗎，畫在那兒，你想説就説。更何況朗紹君、鄧平祥兩位先生都是著名批評家，總在評人批畫，該有不少人想籍此機會正好説説他們的，在這個“躺著都中槍的時代”本應誠惶誠恐的他們卻這麼“平安無事”，實在不應該。真這樣下去的話，那這個畫展也太“逍遙”了，也太“象徵”了，這個中國當代藝術的繁榮也太不當代了。試想，在一個傳媒發達的網際網路時代，兩個藝術評論家自己的畫展，竟然也這麼“平安無事”，那當下這個繁榮的當代藝術世界可以直接從未來的美術史上一筆抹去。
邵大箴先生的發言其實隱藏了一個定時炸彈，這就是“美術評論家到底該不該自己畫畫？”在發言中邵先生以自己淵博的歷史知識給大家介紹了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情況，有的學者主張美術評論家應該自己畫畫，有的學者則主張美術評論家不應該自己畫畫，擔心出現既當球員又當裁判類似的“貪腐”問題。
現在的一般垃圾評論，基本上是“灶王爺上天”，凈撿好的説。應該説，這仿佛是一個評論家啞語的時代。加上現在的美術界基本上被“資本”挾持，而被資本挾持的美術界資本家仿佛成了“老大”，真正的美術學術批評權威則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聖權威，仿佛成了聾子的耳朵一個擺設，似乎變得越來越貶值，“學術稿”變成“發言稿”，“發言稿”變成“發洋稿”，而當從追求“學術稿”變成追逐“發洋稿”的時候，眾多的評論家一旦面對世俗就發現太“得不償失”了，寫篇評論、發次言才那麼幾摞“大洋”，有人揣測現在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錢不當錢，面對如此浩瀚的經濟大潮商業規則，尤其面對自己親手推起來的畫家動則幾萬、幾十萬、數百萬的一幅畫，評論家們是不是有點坐不住了？評論家是不是越俎代庖？真所謂寡婦説親“實在不行，就自己上了”？難道美術評論家真的因為這些原因才一窩蜂的去畫畫？如果不是這樣，這些評論家為什麼突然被大家發現都在畫畫、搞畫展？
歷史的看這個問題，我們會發現國外幾乎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評論家畫畫，比如義大利美術評論家切尼尼(1370—1440)、魯馬佐(1538—1600)、鮑希尼(1613—1678)、讚尼提(1716—1778)，英國美術評論家荷加斯(1697—1764)、雷諾茲(1723—1792)、弗瑞(1866—1934)，法國美術評論家柯琴(1715—1790)、弗羅曼丹(1820—1876)，德勒克魯茲(19世紀人)等，德國美術評論家蒙格斯(1728—1779)、歌德(1749—1832)等，這些人都是既畫畫又寫美術方面的評論文章，也有的本身就是畫家，後來因為有更多的東西要表達所以也去寫評論文章，此外也有的評論家為了深入的研究和剖析，自己就去體驗性的畫一些畫。其中的歌德既是大詩人、作家、思想家，同時也是美術評論家，據説一輩子都畫畫。
據説中國著名美術評論家邵大箴在蘇聯留學讀美術史的時候，他的教授就要求他也畫一點畫，他不但自己按老師要求的去畫了，也要求自己學生也要畫一點畫。國內的中央美術學院的美術史係招生的時候，也要求學生畫過畫。不久前邵大箴就與另一位美術評論家水天中先生一起聯辦過一次畫展。出生於1935年的水天中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當代著名的美術史研究學者與批評家，但不少人不知道他還是一位出色的油畫家，1940年代少年的他就開始模倣塞尚、馬蒂斯和布拉克的畫，1951年到西北藝術學院美術系學習，畢業後在甘肅省文化局從事繪畫創作和編輯工作。不過後來因為長期從事美術學術和評論工作，他的評論家的名聲大大蓋住了畫畫的名聲。
其他美術評論家比如賈方舟、徐虹等評論家據説也都畫畫，雖然畫的都不多，但確實也都深得其中真昧，他們早年的作品不是參加過全國美展，就是作為某一時期的代表被海內外各大美術館收藏。而如劉驍純、殷雙喜等評論家雖然沒聽説過他們也開始畫畫，但也未必是一定執拗于評論家一定不能畫畫，沒準有一天也會拿起畫筆，或休閒，或體驗，誰知道呢？除非是所謂“天才”，一定意義上評論家即使不畫畫，也應該有點其他的文學、藝術的創作實踐，否則應該是會存在隔靴搔癢的問題的，比如也有哲學家、詩人、小説家等的美術評論寫的也很好不是沒有原因，究其原因還是很有藝術實踐的根基的。
至於所謂既當球員又當裁判類似問題，應該是就某一次具體的評比活動而言，只要沒有在程式、規則中借評委、裁判的權力給自己或者親屬、學生吃偏食，或者拿了誰的錢就給誰吃“黑食”，自己任隨什麼時候畫點畫，休閒或體驗畫畫的快樂，誰也説不了什麼。
這次一起舉辦畫展的朗紹君、鄧平祥兩位評論家，朗紹君是退休後才開始畫畫，據説是朋友給了他兩刀宣紙讓他畫著玩，結果一發不可收拾。而鄧平祥本來就是畫油畫的畫家，因為有話要説，有架要吵，就寫起了美術爭論的文章，因為總能引起爭論和商榷，也就一直寫下來了，即使他的油畫作品也是充滿了思辨的味道，一如《白馬非馬》那樣充滿哲學意味和論戰思辨的畫名。
但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走向深入，市場經濟體制開始被社會廣泛認可，當代中國美術界也沒有躲過商業颶風的洗禮，尤其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成果之一的當代中國美術成果標誌的一批當代水墨畫家，尤其當代藝術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不斷上升，不少畫家一幅作品的拍賣價甚至遠遠高於近現代的一些美術大家，為此成功的畫家們的畫的價格也都水漲船高，儘管評論家們也開始嘗試提高自己的稿費和講課費，但美術評論家的經濟收入無論如何都無法與那些成功的畫家相比，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使評論家們嘴上沒説什麼，但評論家們拿起多年沒拿起的畫筆不能説沒有一點經濟的原因，更何況還有個別得了便宜還賣乖的畫家在言語中直接挑戰評論家，甚至説評論家就會“玩文字”，有點否定了美術史研究和美術批評的價值，似乎輕描淡寫幾句話就能抹煞那些美術學者、評論家存在的價值，而評論家一窩蜂去畫畫、扎堆舉辦畫展不能不説是對這些淺薄的畫家的回應。對這些評論家來説，美術史熟爛於心，畫畫的密碼早就緊握手中。面對淺薄畫家的指責評論家最後也拿出自己的撒手锏，於是乎美術界就驚詫所謂“評論家一窩蜂都去畫畫”“扎堆舉辦畫展”的現象，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關注的“當代行為藝術”。
所謂“評論家一窩蜂都去畫畫”“扎堆舉辦畫展”的現象其實還只是一個“表像”，這些評論家以自己的畫畫實踐要告訴那些淺薄畫家，真不要以為自己的畫能賣幾個錢就以為自己多麼了不起了，因為美術繪畫的真諦還真的不是一張畫能賣多少錢的事，不誇張的説這些評論家就是用腳去劃拉劃拉可能都比你一生所畫的“商品”有美術價值，可能這也是這些評論家自己去畫畫的弦外因。比如鄧平祥的油畫，觀念性很強，乍一看他的畫灰濛濛的，但其內在藝術擴張的精神始終如臨大敵、刀光劍影，深得當代藝術的精髓，他的繪畫語言似乎一直在重復海、岸、老船、裸女、馬、燈塔等的形象，但其思辨抒寫的主旋律始終縈繞著一種不懈的超越，仿佛一隻普通的小麻雀從來看不到它的“閒庭信步”，恰是終其一生都在不斷跳躍奔向一個新的向度。與所謂的雲雀、小燕子、禿鷲、雄鷹等飛鳥比起來，這種麻雀精神內斂而不閉鎖，浩瀚而不虛無，輝煌而不事雕琢，深得中國哲學的精氣神，宣示著新時期中國藝術的油畫版圖，不啻為一種思想性、藝術性均衡的探索。
剝離“評論家一窩蜂都去畫畫”的表像，客觀點説，這些學者型或評論家型畫家獨有的特質，有如繪畫藝術的特種兵身兼著特殊使命。當下中國藝術不斷遭際商業化、世俗化、功利化的“伏擊”，與改革開放初期一樣面臨“藝術”的生死存亡，幾張畫拍賣的上千萬、過億絕對不能遮掩當下所存在的當代危機，呼喚更多的學者型或評論家型畫家去組成敢死隊去攻堅、突破也許不啻為良藥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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