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魯虹
都市的生存發展必然涉及自然生態與人類異化等問題，那麼，在反映現代都市的藝術創作中，這些問題又是如何被表現的呢？因時間有限，下面我們只能簡要地談談。
一、現代都市題材的出現
從藝術史的角度看，“都市”一直是藝術家們描繪的對象。往遠我們可以上溯至歷代畫家對市井集鎮的表現，如《清明上河圖》等等；往近則可以例舉20世紀50年代以來李可染、傅抱石、關山月等先生繪製的城市寫生，以及江蘇一批老藝術家的“新山水畫”創作。9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與經濟飛速發展，中國藝術有了長足的發展或突破，其中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以當下都市生活為表現題材的作品大量涌現，這既充分展現了由“城市化”進程引發的新生活現象，又顯示了各創作主體對於當下現實的全新體驗。不過，由於藝術家們的切入點、角度並不一樣，所以，對於現代都市的表現也不盡相同。一方面，有藝術家由主流意識形態切入，力圖表現、歌頌當下人們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與城市建設的飛速發展；另一方面，也有藝術家由民間的、批判的立場切入，重在揭示“過度發展”價值觀導致的自然環境危機——還有“消費主義”價值觀導致的一些異化現象。其展現給我們的是一件件帶有反思性、略帶戲謔性的非主流作品。相比起來，一邊是突出的是對“城市化”進程的熱情讚美，另一邊則強調對“城市化”進程的反思與批判，這也使現代都市題材在當今的藝術創作中分為“主流”的與“民間”的兩大類。前者更多出現在由體制內藝術機構舉辦的展覽中，後者則更多出現在由體制外藝術機構舉辦的展覽中。
二、主流的都市
主流藝術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國家乃至一個地區建立合理文化秩序的重要內容。因此，對於當今的各級主流文化部門來説，提倡與扶持主流藝術創作是必需與必然的。由於在當下中國，“城市化”不僅是政府規劃並倡導、實踐的一項國家目標，而且是一種國家意識形態。所以主流的文化部門在組織美術展覽，並強調歌頌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時，總是把反映“城市化”進程的作品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這一點在深圳最近組織“紀念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美展”的過程中體現得很明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些藝術家為了參加美術大展而選擇創作題材時，總會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城市化”進程中的日新月異，人民安居樂業，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質文化生活。於是，高樓大廈、高科技産業或一些新生現象往往變成了象徵改革開放成果的特殊藝術符號，被人們一畫再畫。如，趙緒成創作的表現南京夜景的《玫瑰夜》、表現國展中心氣勢的《現代交響》等城市水墨作品，就用飛速流動的線條，墨色交融的手法，將現代都市中立交橋那種光怪陸離、快捷互通的現代感展現于紙端。再如董小明近年創作的都市題材的作品，則用全新的水墨表現技法，將燈光燦爛、霓彩輝影、神奇美麗的都市景觀表現出來，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藝術創作總是與生活、時代的變化息息相關的。應該説，主流的現代都市藝術雖然十分強調正面的盛世歌頌，但因為其無論在題材上，還是在藝術表現上都有著重大的開拓，所以常常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也揭開了美術創作嶄新的一頁，其意義不可低估，值得很好研究。比如，由深圳方面連續舉辦的幾屆“城市山水畫”展與“國際水墨雙年展”就提出了全新的藝術課題，對中國畫的創新有很大的推進作用。不過，我們應該注意到，主流藝術對於“城市化”進程的表現仍然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第一，在主題先行的前提下，藝術創作因缺乏藝術家的個人感受難免會呈現出單一化、概念化的傾向。在這方面，我們有著十分慘痛的教訓，應引以為戒；第二，所謂“城市化”進程其實是以“發展主義”的觀念為支撐的，當人們完全受其指導，就會對人的異化現象、生命的生存狀態和環境污染等重大問題失去必要的關注、自省和反思。事實上，類似的情況已經出現；第三，將“城市化”進程等同於“現代化”和“富國強國”的做法，還會使藝術家僅僅側重於城市外在狀態的表現，而忽視現代社會內在深刻的文化內涵與品格。而這些，恰恰是主流的都市藝術創作在今後需要認真加以改進的。
三、民間的都市
如果説，主流的都市藝術更強調的是對於城市化進程中光明面的熱情歌頌和讚美，而且更側重從審美的角度表現藝術家對現代都市的全新感受。那麼，非主流的都市藝術則更強調的是發現、解讀與批判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從而反思人類在城市化擴張時對周圍環境所進行的掠奪、破壞以及相關的異化現象。可以説，它既是對人類自身生存境遇的研究和關注，也是人們對於自身生存空間的一種藝術表達。而在藝術的表現上，主流的都市藝術顯然更多是對傳統表現模式的借鑒與創造，其中架上繪畫與寫實性原則佔有主導地位。相對來説，非主流的藝術則較少受到傳統的束縛，既有人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也有人大膽汲取和借鑒西方當代新的藝術語言和表現手段，如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影像藝術進行藝術的表達。
非主流的藝術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關注環境問題，另一類則關注人的生存問題。前者是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最高價值而不是把人類的利益放在首位；後者是把民族的長遠生計作為最高價值而不是把部分利益集團的追求放在首位。而這些深刻的思考與尖銳提示為中國當代社會的進程提供了有力的借鑒。整體地看，藝術家們雖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當代藝術的啟發，但多數都能結合中國的現實進行創造。這裡先介紹前一類作品。比如：在行為藝術作品《洗河》中，女藝術家尹秀珍首先聰明地將成都府城河中受污染的河水製成冰，然後再通過洗冰這一看似荒謬的舉動，極其巧妙的強調了必須大力治理污染河流的文化態度；邵戈的水墨作品《城市垃圾》、《城市牢籠》以一種帶有誇張意味的象徵手法暗示了人類面對工業垃圾的艱難處境與窘態；張大力的行為藝術作品《對話》，透過一張張鏤空的面孔與大規模的拆房景象，揭示出當代城市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指導下的巨大變遷，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再如北京東村藝術家集體實施的行為藝術作品《為無名山增高一米》，則用象徵性的手法提示了“人類生活在自然懷抱裏”的理念，給人以深刻的啟示。此外，還有舒勇、邱黯雄、李勇、熊文韻等藝術家都通過不同的藝術手段，很好揭示了一個人們熟知卻又在城市化進程中常常忽視的一種現實——都市文明的發展同時伴隨著地球環境的危機，這是很有意義的。
在關注人類生存問題的作品中，藝術家則往往通過對現實因素的重組來揭示在消費社會中人性不同程度的缺失和異化。比如：藝術家朱發東在行為藝術作品《尋人啟事》與《此人出售，價格面議》中，通過尋找自己與出賣自己的超常行為，強調了人性與自我在消費社會價值觀下的喪失。羅子丹通過一個人穿著陰陽衣服的行為——一邊象徵農民，一邊象徵白領——強調了身份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現實性。李邦耀的裝置作品《解毒藥》則通過大量商品廣告的堆集強調了商業廣告對人的深刻影響，並對美式消費方式以及相關意識形態體系給予了隱寓式的批判。關於這方面的作品還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紹了。
當然，與主流的都市藝術一樣，在非主流的都市藝術中，也存在很多問題。首先，在觀念與主題、符號和語言表達上，由於模倣的痕跡很重，所以部分藝術作品帶有很強烈的西方化色彩；其次，個別藝術家的精英主義姿態得到了過分強調。這也使得他們作品很難進入大眾的視野。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非主流的都市藝術作品有時過分強調了作者對身邊人與事的表現，從而缺乏更為廣闊的文化視野，也就是説，缺乏必要的歷史深度，這需要在今後加以很好解決。
四、簡短的結語
中國藝術的歷史源遠流長，它的每一次發展，都是社會發展、人們的自然觀及審美意識發展的産物。正如范景中教授所指出的那樣，一個方面反映了人心的兩種需求，即對自然的需求和對藝術的需求，另一個方面又觸及了傳統中所隱含的一個古老主題，即宗炳所謂的“臥遊”。可以説，一些表現都市景觀的新作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遊覽進而成為現代“臥遊”，它既是藝術家對於現代都市景觀的一種審美觀照，也適應了許多藝術受眾對於新題材的審美需求。相對而言，非主流的藝術則從另一個角度，表現出了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藝術家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探討和反思。需要指出的是，兩者目前還處於探索階段，需要不斷提高。因此，對於主流藝術或非主流藝術而言，如何深度地表現現代都市，進而創造具有中國特點的當代藝術仍然還是一個需要很好解決的重要問題，我們相信：只要我們結合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現實，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一定有望開創中國藝術創作的新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