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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曼· 奧古(Ohmet Ogut),“渡河之謎”(River Crossing Puzzle)
(作者為“M型思維—2011亞洲藝術雙年展”策展人，台灣美術館展覽組助理研究員)
人類對於平衡感的追求是與生俱來的，這個平衡協調的需求如同人體具備的生理節律，如心跳、呼吸等，這種生物節律會和環境的變化之間産生自然的互動，構成調和的關係，以維持健康的持續狀態。平衡的概念牽涉到內省與外觀，同時具備有主觀及客觀條件的相互關係，一但一個穩定的相互關係遭受新的外力影響，就會對於平衡産生破壞而引發危機，此時調節便開始産生作用。
“2011亞洲藝術雙年展”以“M型思維”為主題，結合了兩個M符號為首的關鍵概念：“斡旋調解”(Mediation)和“靜思調息”(Meditation)，所主張的正是危機狀態中，自我省覺、重新調適以及趨向平衡調和的人文精神。這兩個關鍵詞彙指出今日亞洲M型趨勢發展下，面對衝突、協調變遷，如何自處與共處的必要課題，並提出深具溝通機能的文化態度，以及面對衝突的調解之道。
“M型思維”衍伸自國際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對於亞洲經濟和生活型態所作的M型社會分析。“M型思維”和亞洲地區多元歧異的文化特質有關，更和M型趨向的變動現實有著密切的關聯。大前研一從經濟現象所觀察到的是：亞洲日益密切而頻繁的跨界發展、區域內大量移動的人口、越來越多跨國性的合作，再加上數字媒介的資訊流，這些種種現象已經造成現代傳統裏中産階級以及菁英思維的撼動(注1)。取而代之的是，流動性和多元化所挑起的差異衝突、全球化市場競態，和跨國型態的生活交涉。M型時代打開了亞洲內部與外界之間的市場經濟，透過身體和資訊的旅行，文化與文化的交遇和衝擊，逐漸變成了我們日常生活裏必須經歷的適應哲學。流動性的疆界意味著圍繞“亞洲”的文化議題，需要跳脫疆域的限制，深層討論其發展的關係性，以及互動和協調。
這個M型趨向的社會背後的危機效應是，大家對於奉為生活標竿和典範的傳統價值開始産生動搖。隨著亞洲的跨文化型態圈逐漸成立，各種新的社會連結正在急速發生，疆界的模糊製造出關係的緊張感，直接的衝突將正面迎戰，許多情感和社會知識的傳統架構因為他者的介入，而必須重新開啟價值和意義的協商。這表示我們所經驗的日常片刻，將從生活的常態規律中脫離，生活的真實將走向無數個的斷裂，以及縫合的心靈協調過程。
“M型思維”作為我對亞洲當下文化狀態的觀察論點，內容著眼于社會功能性的“斡旋調解”(Mediation)，關注藝術家創作意念和行為的“社會介入”特質，同時，從創作如何回歸自我實踐的心理面向，去理解“靜思調息”(Mediation)的精神意義。這兩個概念要共同探討的是文化裏的互動關係(Cultural Inter-relationship)，和衝突意志的協調。調解的介入，許多時候並不是以絕對的價值和標準，來對於爭端的兩方進行評斷，而是從差異的兩端，仲介開放出一個價值交換、權力制衡的轉圜地帶，從斷裂性中開發出一種仲介價值連結的可能。在這個調解的過程，必須正面迎向衝突，承認彼此差異性的存在，允許自我意識和疆界傾向模糊化的可能。在此同時，也不免必須面臨其雙方權力及利害關係的角力牽涉其中。在調解過程中所磨合出來的語言表達和溝通知識，與衝突兩方之間的互動共識有關，因此，若這個調解者在跨文化的衝突事件裏，要作用其溝通功能的話，那麼表示，他/她必須同時理解兩種以上不同文化背景、思維邏輯、生活習俗等內容(注2)，並且具備分析其雙方/多方的權力及利益關係的能力，才能在有效的溝通過程中，達到協商、調和及平衡的意圖。
今日我們所談論的亞洲藝術，創作者所面臨的多元文化交涉，和當代美學的社會議題，皆脫離不了一個趨向文化調解的過程。亞洲文化的“M型思維”，具體響應到今日當代藝術的發展狀態，可以稱為是一種“文化斡旋”的美學過程。藝術家本身就像是調解機構裏的“仲介者”(Mediator)，在創作的實踐上，他/她在全球化的文化競態中，尋求傳統價值與現代文化發展之間的仲介接合之處。
法國哲學家、藝術批評家和策展人尼古拉斯·波瑞奧德(Nicolas Bourriaud, 1965~)針對21世紀的移動性、跨越性、和充滿暫時狀態的文化現象，提出了“另類現代性”(Alter-modernity)，他認為今日藝術家在全球化藝術和文化景觀自由穿行，並在多樣性的符號、格式、表達和溝通形式之間創造“路徑”(Pathway)(注3)。這個穿行的路徑，我認為是藝術家在多樣性的文化符號，和多元價值裏所協商溝通出來的調解之道，所謂這些當代創作的特色是跳脫一個既定的時空場域，而突顯出身體和意識狀態的旅行以及經驗交換的文化軌跡(trajectory)及過程。
“跨文化的國際性展演空間”是亞洲當代藝術發展裏的重要特質，1990年代之後，如雨後春筍般開始出現的亞洲地區大型雙年展活動，還有伴隨著這些活動的國際性論壇，這些國際性的展演空間，造就了“亞洲當代藝術”的急速發展，連帶地，培養了今日許多亞洲標竿性的當代藝術家，影響了區域間藝術家的創作型態(注 4)。在他/她們的創作裏展現了復態的“雙重視角/多重觀點”，兼具了他者與自我的互相凝視，雙重性的凝視，交融了彼此的文化觀點，並在其中産生價值觀念的交換作用。這雙重性/多元性在創作過程，不可避免地互相抗衡、對話。在國際性的展演型態，藝術家開始離開自己的文化環境，旅行到其他地方，和其他人進行在地性的合作方案，或者將自己的作品帶到其他地方展示。不論是藝術家本人還是作品，在一個跨文化的國際展示空間裏，來自許多國家的藝術家和作品同時並列，自我身分如何展現?藝術作品的概念和語言如何傳達?這些提問會在一個文化衝突的交界處，對藝術家以及觀看者産生自覺性的反詰。
亞洲地區的藝術創作正在發展一些有趣的實踐方式。“亞洲”的疆界持續在開放性的討論和調解中，不斷發生異動及改變，如此環境下的藝術性思考和美學經歷，本身即已經存在著他者與自我之間協商的危機，還有區域間互動機制，及平衡關係的權力議題。藝術家越來越意識到文化身份的視覺展示策略;裝置作品傾向了更具場域感的空間哲學，強調開放的包容性，以互動性的觀眾參與，實踐多主體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Inter-subjectivities)。非主流的灰色價值，以靈活的生活機智和應變能力，反應生活中的快速變化。M型時代裏，藝術家的日常實踐/自我實現的創作過程似乎説明瞭，藝術家和環境的關係變得更密切了。他們的美學觀點不再望向遙不可及的理論高度，反而更關注他/她們與生活環境之間的關係。
灰色地帶，指那些被排除在正規典範標準外，或者是普遍性價值無法裁決的中間模糊區域。灰色地帶沒有明確的界定，也就是它是屬於社會空間裏的無疆界，社會的規範在此失效。它的存在解釋了生活的即興應變和街頭策略，往往比正統的社會知識和法規系統還要切合變動的生活需求。來自越南的藝術家黎光頂所創作的“邊陲地帶的招牌與符指”，運用在胡志明市路邊收集而來的對象，還有這些街頭營生者利用對象的即興策略作為啟發，發展出這一系列耐人尋味的美學語匯。一隻裝有霓虹燈管的機車舊輪胎，或吊在樹上，或插在棍子上，就代表是修理摩托車的地方;磚塊上貼著一張卷成漏斗狀的紙，表示這裡有商家在販賣汽油。這些就地取材的謀生方式，是應變生存的權宜之計，反映邊緣性的文化狀態，這些處在邊緣狀態的非典型對象，巧妙以隱晦的象徵，另外，將它們從路邊移到美術館空間裏，這些街頭即興的抽象主義，藝術家刻意讓它們對杜象、紐曼的美學形式産生一個跨文化的對話。
這個作品同時呈現出街頭的語匯，還有美術館的美學形式，兩者皆涉及了觀看與語意傳達的議題，只是黎光頂的作品不僅僅談美學的策略，也談生活的策略：“邊陲地帶的招牌與符指”在談的是生存—面對一個企圖控制物品與想法流通的系統，你要如何智取利益;也談生存策略，以及如何面對審查制度和自我審查。(注5)
亞洲許多國家都存在著像這個作品中所觸及到的灰色經濟，例如中國各種充斥地下市場的山寨貨品、許多亞洲國家都有的流動攤販和街頭的夜市文化，這説明瞭一種非正統的社會知識，常民即興的互動和調適，是這個區域裏文化蘊生的一種獨特創意動力。
灰色地帶的出現證明了在急速變化的日常生活裏，非正統的協商管道總是比學理架構還要吃香和管用。它最直接關注的永遠是我們最在意的生活議題。中國藝術家徐坦的“關鍵詞”計劃，已經持續了好幾年，他以實際和觀眾對談的方式，收集和我們現在這個當下最切要相關的詞彙，這些詞彙不是來自於我們書店架上已經編輯好的標準辭典，而是透過不同族群、不同人群的互動交流，一次次在聊天和討論的過程中所建構起來的社會詞彙，這些詞彙將是最符合生活議題的關鍵語言。徐坦的計劃將語言回歸到生活中的實際討論，以及它最自然的社會功能：和人群溝通。從這樣一個實際考察的社會性研究和計劃，或許可以將至高於專業學者間的文化論壇，回歸到常民的文化論壇，響應生活最真切的關注。
我們所生活的亞洲和世界成了不可分割的一體，全球化不可預測的種種動態性變因和連環效應，牽動區域內M型趨向的各種流動狀態，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型態和思維模式。危機的狀態，觸動了調節的機制，創造了替代性的種種方案。亞洲的文化面貌和藝術樣態在互動關係的網路中，一起參與了集體的焦慮，在安全穩固的結構逐漸崩解後，遊移在邊界的個體，依靠著分析大環境的動向，即興而機動的調適力，創造出自我實踐的灰色地帶。
藝術家透過創作過程，來內觀省視，尋求自我身心的平衡和出路，對外，他/她以因應改變的意識作為，反映他與社會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M型思維”的提出，希望能夠對於變動中的亞洲和文化狀態，提出開放性的詮釋，如同本次展出的土耳其藝術家阿赫曼·奧古作品“渡河之謎”中的機智謎題，在充滿限制和危機的條件下，我們如何啟動“M型思維”的溝通機制，找到自我平衡的生存哲學。在傳統價值典範鬆動的文化現狀中，如何在反思及權變的過程中尋求“文化斡旋”的調解空間，進而確立自我的身分定位，這將是亞洲當代藝術所要持續面對的必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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