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次評審是難得的一次近距離觀察社區公共藝術決策過程的機會。
在評審過程中，作為政府代表的是區重建局和東門管委會辦公室，他們並不參與投票和決策，只是作為組織方，制定評選規則，進行監督；作為業主代表的則是東門商會，他們有最後的決定權；作為專業人士代表的是專家組，他們享有很大的初選權。
任何規則的設定，背後都有一套相應的觀念和價值觀。在東門評審中，政府比較罕見地退出了決策，它通過制定規則來影響評審。
依據評審規則，在東門評審中，權重比較大的是專家和業主，這種設計本身，説明規則設計者更尊重專家和業主的意見。
正因為如此，評選中專家和業主格外認真，一份權力代表了一份責任。在我過去參加過的一些評審中，雖由專家評審，有時也會徵求業主意見，但最後決定權仍然在政府，這就造成了專家和業主在評審中沒有強烈的責任擔當。反過來，由於政府承擔了最後的責任，所以公共藝術一旦遭致惡評，受傷的總是政府。
發達國家的規則設置和我們有所不同，比較而言，藝術家的權重比較大。在這些國家，由政府、社區代表、專家組成的公共藝術委員會主要是選藝術家，選中藝術家以後，由藝術家拿方案。雖然委員會也會對方案提意見，但藝術家的權力更突出，所以，作品榮辱毀譽，由藝術家負責。
在東門步行街入口標識設計競賽的評審中，專家和業主趣味的差異顯而易見。例如，業主特別希望設計方案有個好的意頭和説法，牌坊就是他們比較中意的方式；專家則認為，牌坊式的設計太多了，了無新意。
儘管專家和業主的標準有差異，但他們從各自的標準出發，又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就是公開徵集到的三十多件方案，均沒有達到實施的要求。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仍然和公共藝術的遴選機制有關。目前國內公共藝術設計方案的徵集途徑有三種：直接委託、重點邀請和公開招標。為了避免無孔不入的“人情”和“關係”，我國像發達國家那樣，直接委託給藝術家的不多；重點邀請的方式也存在機會不均等的問題；只有公開招標看起來是最公平的。
但是，由於公共藝術公開招標制度的不完善，缺乏透明度和監管不力，出現過暗箱操作的情況，這使得優秀的設計師不願意參加公開招標。長此已往，形成了惡性迴圈：為了公平、公開的競爭，要採用公開招標的方式；由於制度的不完善，這種公平的方式因長期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反而成為一種最不靠譜的方式。
以東門這次設計競賽為例，雖然沒有明説是設計招標，實際還是希望能找到好的設計方案。這次評審哪怕沒有選到可實施的方案，評獎仍要進行。如果不履行承諾，廢棄這次評獎，以後如遇類似活動，更加無人問津了。
東門評審告訴我們：“公共藝術”應該由制度做主，好的制度設計和監管比什麼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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