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性修辭學》節選
以性話題為媒介的中國女性主義藝術，能夠活躍在中國的當代藝術的前沿陣地，使女性主義藝術成為中國的先鋒藝術，不僅來自於中國女藝術家的政治敏感與文化的犀利，同時也來自於修辭學作為方法論的智慧地運用。自從上個世紀的中國當代藝術的85運動以來，中國女性主義藝術幾乎與世界女性主義藝術同步發展，生産了前女性主義藝術的性別政治、身份政治和後女性主義藝術的酷兒政治三種形態的視覺樣式，並且製造了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的權力話語機制。
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是指通過藝術的實踐完成個體生命權力建構中的自身價值的開發與利用。其中包括了三點主張：
第一，藝術是政治的本身。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説法，政治是分享權力或影響權力分配的努力。藝術作為詮釋人類行為方式的權力話語機制，與政治發生關係是有著它內在的生命邏輯的。亞裏士多德就説過“人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動物”。從某種意義上講，藝術家也是一個政治人。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作為一個政治人的施政綱領，所關注的是個體生命權力建構中的自身價值的開發與利用的問題，並具有著分享權力或影響權力分配努力的政治目的性。與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不同的是亞裏士多德的政治理念，旨在追求利益共同體時建立的一種統治模式中的權力機制。亞裏士多德説：在所有的生物身上，我們都能看到專制統治與共和統治。亞裏士多德的統治理論帶有強烈地等級壓迫的色彩。在亞裏士多德政治理論的家政學中，強調了主人對奴隸的專制統治，丈夫對妻子的夫權統治，父親對子女的父權統治。
統治者都是男性。特別是夫權與父權的統治，形成了男女兩性之間不平等的統治與被統治的政治結構關係。把政治視為統治模式中的權力機制可以稱為狹義的政治概念。作為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生産的核心機制的藝術政治説，把人從狹義的政治概念作為統治模式的權力機制中剝離出來，使政治成為一個關於人的個體生命權力建構的承載者和詮釋者，進入了一個非統治模式的話語體系裏，並在此基礎上生産出了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的性別政治、身份政治與酷兒政治的權力話語，實現了個體生命權力建構中的自身價值的開發與利用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從屬於廣義的政治概念。作為廣義的政治概唸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即個體生命權力建構中的主體性與自由性的問題。主體性體現出了自身價值的開發與利用的權力特徵，而自由性則是實施權力的條件與保障。作為廣義政治概念中的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表現出的權力話語的主體性與自由性，是一個開放性的權力話語機制。而作為統治模式的狹義的政治概念，則是一個封閉性的權力話語機制。這種封閉性體現出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凱特·米利特，把夫權與父權的統治模式視為由男性話語主導下的性政治的核心。顯然，作為統治模式的政治體系中的男權話語，與作為建構個體生命權力中自身價值的開發與利用的女性權力話語，不僅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成為了兩種文化博弈的焦點。
第二，藝術是生産權力的。藝術的生産性決定了它與權力有著天然的聯繫，在一定程度上，藝術是權力施展的條件也是結果。換句話説，無論我們以什麼樣的藝術面貌出現，它都是一個個人化的權力話語機制的産物。如果説一個藝術家的權力話語機制來自於文化資源整合中體現出的主體性與自由性，那麼最終呈現出來的是一個藝術家強烈地政治目的性。人的政治屬性決定了人所具有著權力的特徵，如米利特所説的，政治的本質是權力。按照米利特的説法，政治與權力是可以相互言説的。實際上，政治決定了權力的運作模式，反過來權力制定了政治遊戲。從政治作為統治模式中的權力機制可以看出，統治與被統治的權力關係具有著壓抑的功能，但是福柯卻認為：權力不僅有壓抑功能，還有創造功能與生産功能。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的創造功能與生産功能表現為，通過個體生命權力建構中的自身價值的開發與利用，建立了一套政治立場鮮明的權力話語體系，即性別政治、身份政治和酷兒政治的話語體系，並且成為“關注自身、解釋自身、認識自身和承認自身是有慾望的主體的實踐。”就像福柯所説的，權力是慾望的構成要素。
如果説男權話語生産的藝術經驗史讓女性成為了慾望的對象，那麼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讓女性成為慾望的主體，並且通過性別政治、身份政治和酷兒政治的三種視覺樣式的生産，完成了一個關於慾望主體的塑造。是福柯所説的“探尋個體是根據哪些自我關係的形態與樣式被塑造和被認可為主體的。”關於慾望以及慾望的主體，一直是社會文明進程中的焦點話題。在弗洛伊德看來，慾望是生命的一種本能，其中包括了性慾本能與生存本能。在德勒茲看來，弗洛伊德的慾望本能不僅包括了器官化的慾望機器，還有無器官化的慾望機器，並認為慾望具有生産性，它生産了現實。這種慾望生産的現實性，同樣建構了已經發生過的歷史。作為慾望主體的男權話語一直是歷史的主宰，亞裏士多德的父權與夫權論的出籠，作為一種統治模式便是政治與權力茍合的結果，導致著女性主體地位的歷史性缺失，但同時也成為了今天女性權力話語建立的動力。中國女性主義藝術作為慾望化的主體性的生産，是讓藝術的話語回歸生命的本體，即生命權力的建構不僅使肉體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同時也使精神存在的具有合法性。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在肯定了人作為一個政治動物建構個體生命的權力的同時，也確定了人的生命的價值與尊嚴。
第三，藝術是性話語的競技場。當性成為生理性別的話語機制是帶有壓迫性的。美國社會學家莫尼克·威蒂格説過，女性受壓迫的基礎既是生理的又是歷史的。一個傳統意義的女性的生存的悖論在於，生産于男權話語下的女性身體，一方面受制于父權文化的壓迫，努力尋找生理性別身份的認同感；一方面屈從於父權文化的統治並與之茍合，使自己成為壓迫自己的工具。即使在中國的古典繪畫史上，男權話語中的女性主體形像是以她的貞女、列女和妓女、嬪妃的身份出場與在場，成為了父權文化的組成部分。東晉畫家顧愷之的《列女仁智圖》，成為封建道德説教的摹本。五代畫家顧閎中的作品《韓熙載夜宴圖》，唐代畫家周昉的作品《簪畫仕女圖》，明代畫家唐伯虎的作品《孟蜀宮妓圖》等等，作為中國古典社會娼妓文化與嬪妃文化的摹本，凸顯女性氣質的父權文化的認同感。與中國古典繪畫史有著相似之處的是，西方藝術史上繪畫文本的女性身體，是以她的聖女、妓女和嬪妃身份出場與在場作為男權話語的慾望對象。
從古希臘雕刻的維納斯的端莊、拉斐爾筆下的聖女的貞潔、安格爾的大宮女的矜持，再到韋塞爾曼筆下妓女的淫蕩，無論中外古典繪畫史中的女性身份，均以本質主義的女性氣質文化認同政治與父權文化形成了茍合的關係。性話語的主體讓位於並受制于男權話語，以致于古典藝術史甚至現當代藝術史中的男權話語的主體地位，使女性再次遭遇邊緣化的命運。於是我們不得不注意這樣一種現象，由男權話語主導的藝術史，依然是統治與被統治模式中的權力話語機制的産物。早在中國的20世紀初，由美術家、美術教育家劉海粟主持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開放“女禁”(男女不能同校),潘玉良成為了首批美術院校的女學生開始了求學生涯，但是最終以一個曾經有過妓女身份的經歷，而遭遇校方勸其退學的厄運。潘玉良作為第一也是最後的政治主體話語的失敗者，訴説著由男權話語主導的藝術史中女性地位的尷尬。如何改寫藝術史中女性的被動角色，由女藝術家的政治的主體話語的實施，則顯得尤為重要。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女性主義藝術，第一次反思由男權話語主導的藝術史中女性文化身份的尷尬，並開始建立了女性性別政治的主體話語的權力機制。與之相呼應的是發生在20世紀的80年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藝術，開始了劃時代意義的文化實踐，其中包括三個部分，即性別政治、身份政治與酷兒政治。
首先,出場的是中國女性主義的性別政治，以性質疑和性愉悅作為兩條敘事主線，建立了女性為主體的政治發聲系統。正像前面提到的女性身份權力話語主體性的出場與在場，性別政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性質疑中的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的男根文本的再造，利用男根文化資源質疑男根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對男根文化形成的古典視覺文本的政治話語，進行根本性的顛覆。與此同時，中國女性主義藝術中的女性生殖文本的再造，反思了女性歷史與現代的生存的狀態。建立了性徵化的生殖文本再造的社會批判機制，同時建立了女性情慾化的生殖文本再造的主體話語生産機制。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性別政治目的，就是要始終保持性質疑中的文化清醒與敏感，不僅對男權話語形成視姦論進行批判。同時以開放的態度接納性消費中的多元性身份，建立愛欲的生存美學。多元性身份的性愉悅的日常敘事，不僅為我們帶來了市井生活的浪漫的一面，同時也帶來了人格愛欲化的非壓抑文明的視覺政治。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的性別政治作為中國女性主義藝術階段性的策略，圍繞著女性性別的權力話語展開的藝術實踐，建立了多維度的質疑與批判男性中心主義的機制，成為了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作為中國女性主義的身份政治，建立了女同性戀的女性主義藝術的視覺經驗史。其中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底層的女同性戀的女性主義藝術經驗史。有著相同性取向的邊緣小人物，在爭取生存權力的時候，通過同性性愛生活滿足一種生理訴求與心理訴求一種道德的掙扎。二是卡通情結的女同性戀的女性主義藝術經驗史。源自於同性戀環境學的一種文化想像，其中包括外來同性戀卡通文化的影響，並用了一種挑釁的繪畫語言，建立繡像政治學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藝術。女同性戀的女性主義藝術圖像的生産傳達這樣一種資訊，即通過與她們的同性別的情慾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性愛群體，建立同性慾望的性夥伴關係，挑戰異性戀主義的話語霸道。作為身份政治的女同性戀的女性主義藝術有兩個基本特徵：一，女同性戀的女性主義藝術是一種賦權運動，並且通過現身政治，建立女同性戀的女性主義藝術權力的話語空間。二，女同性戀的女性主義藝術是一種差異政治，通過權力的運作，建立獨立於主流藝術以外的政治文化的類別。作為現身政治和差異政治交叉在一起的女同性戀主義藝術，被認為是針對父權制文化的有效的抵制者。同時也是生態政治的有力的參與者。
再次，中國女性主義藝術酷兒政治，正像酷兒理論家克裏斯汀·艾斯特伯格所希望的那樣“尋找身份本身的超越”。拒絕性身份標簽化的酷兒政治，作為性身份多維度的創造與非常態的表達，挑戰規範，模糊性類別，使性不在成為單一的權力結構。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的酷兒政治，突出特點是性別的反串、角色的表演。從性身份自由的選擇，到角色非性化的多元體驗與創造，凸顯酷兒政治的理念。酷兒政治作為西方後女性主義理論，影響並帶動著中國的女性主義酷兒藝術的生産。中國酷兒藝術中的性身份多維體驗與表達，放縱了人性的想像。在性別話語的整合中，改變了由異性戀霸權主義一統天下的性倫理。凸顯了一個性別格式化、技術化的社會政治倫理的質疑性與批判性。解構了一種成為自己統治自己或者成為統治他人的性別規範的權力話語秩序。酷兒政治作為質疑身份，挑戰規範的後女性主義藝術的主要特徵，其作用正如中國女藝術家靳衛紅所説的那樣，是為了“避免單一的模式化的女性主義識別論”的産生。“其目標是通過轉變性與性別的話語來改造權力結構。”
中國女性主義藝術實踐中的性別政治、身份政治和酷兒政治的權力話語機制的建立，是與歷史或者現實中的男權話語形成的政治、權力、性的遊戲規則進行博弈的産物。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實際上是使藝術成為一個關於人的權力的闡釋機制與創造機制。質疑性與生産性是一個關於人的權力闡釋機制與創造機制的言説方式。中國女性主義藝術中的性別政治、身份政治和酷兒政治，始終保持文化質疑的清醒與文化生産的主動性，完成了一個關於人的權力的闡釋機制與創造機制的生産使命。並且是對男權話語機制形成的視覺經驗史的一次挑戰。
結語
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把通過藝術實踐實現個體生命權力建構中的自身價值的開發與利用，變成一個藝術政治説的綱領，使藝術就是政治成為修辭術的立論方式，為中國女性主義藝術實踐帶來了更大範圍的政治空間。與此同時，作為修辭語言藝術的明喻和隱喻等手法的大量使用，為中國女性主義藝術帶來了更加智慧的實踐空間。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政治説的綱領的實施，使中國女性主義藝術在性權力史上，將自己視為性話語的主體，在與權利發生關係的物質實踐中，創造了一個關於性別政治、身份政治和酷兒政治的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性修辭學，同時也生産出了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的核心價值觀藝術就是政治的話語機制。這種話語機制，把一個關於政治、權力與性的主體話語變成中國女性主義的藝術實踐與藝術批評的實踐，不僅生産了中國女性主義藝術實踐的價值體系，同時也建立了中國女性主義藝術批評實踐的一個獨立的價值體系。（佟玉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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