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菲利斯·切斯勒（譯/吳萬偉）
女性主義真的死亡了嗎？怎麼説呢，可以説死了也可以説還沒有。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但是總得有人最終説出真相，指出女性主義者未能為人們提供陶冶情操的，清晰的思想。只有圈內人，那些真正關心女性主義價值和目標的人才能真正做到這些。我從事女權運動將近40年，覺得有義務解釋為什麼許多女性主義者變成了懦弱的合群動物和殘忍的極權主義思想家。她們本來應該是最崇尚自由，熱愛民主的人。我希望通過指出問題，幫助實現女性主義的真正目標。我們生活在女性必須有所作為的時代。
首先，女性主義一直遭到不公平的，甚至是惡意的攻擊。這裡我不得不指出真實的情況。在不足40年的時間裏，目光遠大的女性主義如果不是改變了世人的觀念，至少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比如在任何一個大洲，你都能看到這樣的女性主義者，她們勇敢，堅定地反對強姦，亂倫，家庭暴力，經濟和職業不平等，當地文化陋習比如阿拉伯人的榮譽謀殺（honor killings），新娘嫁粧不足被焚，女性生殖器割禮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以及全球性的販賣婦女和兒童等。我不想抹殺或者貶低女性主義取得的成就。
在某些方面，女性主義也是包容性強的。女性主義者可以是共和黨人，也可以是民主黨人，是右派保守人士也可以是左派激進分子，可能信仰宗教也可能反對宗教，可能反對墮胎也可能贊成墮胎，可能反對色情文學也可能贊成色情文學，可能反對同性戀婚姻也可能贊同同性戀婚姻。女性主義者不分膚色，年齡，性別，階級，宗教，地域，和社會地位。
但是女性主義者常常被看作無關緊要的邊緣性人物，在很多方面，這個看法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當今在全世界爭取婦女合法權益像以前一樣緊迫。伊斯蘭世界的男女困境（歐洲越來越如此）需要冷靜地分析現實，並做出勇敢的反應。世界形勢的發展讓女性主義更加重要，但是同時女性主義丟掉了很多的力量。
讓我擔心的是，西方很多學者和主流女性主義者沒有把重心放在我所説的伊斯蘭世界的性別隔離制度，以及在歐洲的不斷蔓延。這些女性主義者沒有能充分認識自由，暴政，愛國主義，自我防衛，以及正義戰爭的複雜現實。
伊斯蘭恐怖分子已經宣稱向西方異教徒宣戰，反對所有鼓吹自由的人。伊斯蘭的女性被看作低人一等的人。儘管有些女性主義者對此發出警惕的聲音，但是更多的人一直保持沉默。為什麼許多人很浪漫的把恐怖分子當作自由戰士，譴責美國和以色列是真正的恐怖分子，或者是恐怖主義的根源？這是完全錯誤的。女性主義機構和大眾媒體以文化多元性的政治正確（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從前的殖民地的文化更平等）拋棄了脆弱的伊斯蘭，基督徒，猶太教徒，印度徒，將他們交給了伊斯蘭反動派。
因為女性主義學者和新聞記者受到左派思想的影響深厚，許多人相信如果指責頭巾，面紗，披風，包辦婚姻，一夫多妻，強迫懷孕，女性生殖器割禮等要麼是“帝國主義者”要麼是“宗教聖戰者”。後現代主義的思想方式讓女性主義者相信正視學術文章的對立觀點就像面對活生生的聖戰者，拯救被俘虜的人一樣是重要的，毀滅世界的。
從女性主義的立場，而不是反對女性主義的立場，我覺得有必要寫一本書來説明我們的思想界出現的嚴問題。信仰多元文化的女性主義者並沒有養成獨立的，寬容的，多樣性的，客觀的思維方式，相反産生了服從，聽話，極權思想和政治消極性。雖然女性主義者對60年代和70年代風起雲湧的運動無限的留戀和嚮往，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和學術界的左派人士沒有什麼兩樣，都患上了政治正確的消極性疾病。
女性研究應該為此負責嗎？怎麼説呢，可以説是也可以説不。想當初如果學界更加寬容對待獨創性的，激進的女性主義的能量，如果資金充足，就沒有必要對性別研究集中隔離。但事實不是這樣。除了個別例外的情況，能夠在學界倖存下來的女性主義者像她們的男同行一樣都太恭順乖巧了。
如今女性主義者被看作邊緣化了，也是因為她們過分的專注于“個人”的身體權利，和性話題。雖然這不是什麼罪過，但是畢竟不夠好。我這樣説可能讓某些人感到吃驚，但是我們確實應該有更重要的課題。
如果女性想在世界歷史舞臺上發揮關鍵的作用，想繼續為女性的自由和全人類的自由奮鬥的話，她們就不能不提供嶄新的視覺。美國的婦女不能夠讓過時的左派和試圖大肆宣揚或者封殺關於性別的擔心的歐洲殖民時代種族主義看作無所作為的，反對激進觀點的人。
當然不是所有的女性主義者都是消極的。許多人一直在實踐中幫助遭到暴力侵害的女性。但是這個工作並不是常常在女性研究課程中教授的，這些幫助也不是發生在校園裏。許多法學院擁有家庭暴力診所，許多人文研究生院卻沒有。醫學院和研究生院裏反對女性主義的教授常常不講授關於女性主義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開拓性工作。
有人可能會説我對女性過分吹毛求疵了，她們已經表現出對極端主義厭女症的全球性蔓延的警惕了。也許是吧，但是我想我們真的可以有所作為。我希望更多的人全力以赴承擔起追求自由的責任。
比如，我知道許多女性主義者喜歡討論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女性的悲慘處境，為什麼不？這個悲劇證明女性主義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男人確實在欺壓婦女。但是在電視上誇誇其談的女性主義者對待阿富汗婦女作為移民或者作為政治難民很少表現出同情的態度。我知道這個情況，我私下建議美國反塔利班女性主義者這樣做。不用説，這些女性主義者代表女性反對發動針對阿富汗人的軍事侵略，儘管我多次提出這個觀點，得到的只是同情的點頭。
接下來我按順序提出一些個人的見解。
首先，我是個女性主義者和美國的愛國者。是的，我可以同時是兩者。我同時也是個國際主義者，這裡並沒有矛盾。最後我是個虔誠的猶太教徒，同情宗教和世俗的世界觀。但是宗教信仰並沒有損害我的女性主義觀點。相反它給予我力量和必要的謙卑的心態繼續爭取正義。
第二，阿富汗對我很重要，它影響了我的生活。早在1961年我在那裏被捕，關在深閨5個月。有些婦女對我特別好，我永遠不會忘記她們。我是受過西方教育的阿富汗人的新娘。我的美國護照被沒收，我被投進喀布爾的相當高檔的深閨。自由的意外剝奪讓我痛苦不堪，我差點死在那裏，但是我最終還是逃了出來。
我相信我的西方女性主義觀點形成于那個最美麗，最悲慘的國家。是的，我也理解美國人並沒有盡全力建設這個國家，當地軍閥和毒品大王繼續迫害人民，婦女仍然被關在深閨，接受殘忍的包辦婚姻。她們沒有享受醫療衛生，教育和就業的各種權利。
絕大部分學者和激進分子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做。他們只是讀書，寫作，發表文章。他們不能像進入的軍隊那樣解放奴隸，釋放犯人，但是他們可以用清晰的，複雜的，勇敢的方式思考，可以闡明女性和男性的自由和尊嚴。他們這樣做就是必須的，甚至是英雄的行為。
和以前相比，女性和非西方國家以及穆斯林國家的宗教少數民族在伊斯蘭程度越來越高的歐洲面臨更危險的情況。2004年荷蘭電影導演梵谷（Theo van Gogh）被聖戰者在阿姆斯特丹街頭殺害，因為他拍攝了譴責在可蘭經的名義下虐待女性的電影《屈服》（Submission）。但是女性主義者和電影界對於梵谷被殺害的事情奇怪的沉默讓人感到震驚和沮喪。同樣的，但是正如本文所説的，好萊塢的大嘴們急不可耐的譴責和醜化布希總統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對光天化日下殺人這樣的讓人齒冷的影響一聲不吭。這個事件對學術界和藝術界的影響深遠。
或許遭到我批評的某些學者或主流女性主義者會試圖影響，甚至貶低我的觀點。或許她們會説我已經不再是個女性主義者，我已經背叛了女性主義的理想，錯了，背叛的人不是我而是她們。她們的狡辯並不能改變我指出的事實。我希望我的觀點會在各個年齡的人，悄悄的在自己的領域為女性權益服務的男男女女身上産生迴響。信仰各異的女性主義者，既有民主黨人也有共和黨人，既有美國的教育家也有外國的教育家，尤其是所謂的普通人，他們的生命和自由正在受到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