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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國“全國美展”的啟示
1949年7月2日，由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主辦的“全國美術展覽會”，即新中國“第一屆全國美展”在北平藝專開幕，共展出1943-1949年間的畫報、窗花、剪紙、洋片、漫畫、木刻、年畫、連環畫、油畫、國畫、雕塑等作品604件，作品的寬泛性著有民國美展的影子，但漫畫、木刻、年畫、連環畫等具有新中國特色的畫種卻是此前沒有的。建國後的全國美展，形成了一套政府運作和資助的機制。在當下，面對形形色色的國際藝術，全國美展除了培養國民人格和塑造大眾的精神世界外，還擔任著以藝術塑造“國家形象”並提高國際文化影響力的重要角色。
新中國的全國美展一路發展下來，初期的宣傳性、普及性功能隨著社會政治的寬鬆以及文化的多元發展，還有畫展的精英化（一般畫家很難入選，而普通百姓出於理解困難等原因對展覽的關注度有所下降），今天的全國美展面臨著遠離大眾文化的小圈子化傾向，因此也面臨著轉折和調整的可能。怎樣辦好美展，我認為民國時期的全國美展有些地方值得借鑒，畢竟它是中國現代美術發展過程中官方組織的規模龐大的國家級展覽。但必須指出，新中國的全國美展與民國時期的全國美展有著不同的時代語境，並不能簡單地進行比較。
（一）全國美展的公益性
全國美展作為中國的重大公共文化活動，首先應強調社會公益性。蔡元培將美術的發展總結為：“總是由簡單到複雜，由附屬到獨立；由個人的進為公共的。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衣服，宮室、園亭，知道要美觀；不注意于都市的美化。知道收藏古物與書畫，不肯合力設博物院，這是不合於美術進化公例的。”[10]在北大畫法研究會活動期間，蔡元培曾計劃向各收藏家、古董商借古畫陳列展覽並供會員觀摩。民國三次全國美展的公益性主要體現在：
首先，以國家之財力物力組織和宣傳。比如，為配合首屆美展，出版了由徐志摩等人編輯的《美展彙刊》，在開展前大造輿論。從第五期開始刊載“二徐之爭”文章，這是中國西畫發展史上第一次公開的不同藝術觀點的論爭，巨大地活躍了美術界的研究空氣，成了該臨時刊物的最大亮點。
其次，舉美展期間舉行免費的美術講演。第二屆美展的講演題目是：徐中舒《銅器藝術》、余紹宋《中國畫之氣韻問題》）、梁思永《殷墟發掘品》等；第三屆美展的講演題目是：董作賓《殷墟甲骨文字》、秦宣夫《何謂西洋畫》、傅抱石《中國山水畫之進展》、劉開渠《雕塑藝術》、劉鐵華《中國木刻史》等，主講人的講演費為象徵性的國幣100元。可喜的看到，今天的中國美術館也一直堅持在大展期間舉行免費的學術講座活動。
再次，美展的入覽券價目在民眾可接受的範圍。比如，首屆美展為普通入覽券小洋二角、長期券大洋二元；參考部入覽券小洋四角、長期券大洋五元；教育團體入覽券小洋一角；參觀本會參考品部須另購半價券。[11]第二屆美展期間，國民大會堂公演話劇《鍍金》、《自救》，票價為一元、六角、三角，音樂演奏的票價為學生三角、其餘為五角到三元不等。[12]第三屆美展還訂有優待學校及機關團體參觀辦法，為普及美術教育規定1942年12月15、27日、1943年1月1、3、8不收門票。[13]另外，第三屆美展為促進兒童美術的進步，展品中還增添了兒童美術作品。當然，今天的不少美術館也有類似的活動。按當時的物價，這些價格能夠為普通家庭接受。可喜的看到，中國現在已有1100所博物館、美術館逐漸實行了免費，也極大地堅持了社會公益性。
今天的全國美展無疑也是公益性的，但怎樣辦好展覽並最大地體現出社會公益性，確實需要智慧。應該説，民國時期的三次全國美展面臨著資金、交通等諸多問題，條件遠不如今天。筆者認為，建國後的全國美展多次調整展覽計劃，過去將群眾喜聞樂見而且對政治宣傳有直接功效的連環畫、年畫和宣傳畫引進展覽，是符合實際的；而現在增加設計、動漫種類，開辦專門網站、分畫種到各城市辦展再集中優秀作品到首都展出等措施，也都是強調社會公益性的與時俱進。民國美展的有些地方是可以借鑒的，如發行專題刊物、免費的學術講座等。
（二）參展作品的多風格
民國時期的三次美展，展品的寬泛性如前文已述。而單就繪畫來看，內容包羅萬象，風格則是五花八門，這種堪稱混亂的展覽在今天不太可能出現了。中國畫方面，陳小蝶梳理了首屆美展中的國畫派別，將展出國畫分為六類：復古派、新進派、折衷派、美專派、南畫派與文人派。[14]而油畫則更為複雜，已經不能用“多樣”來形容了，而宜用“多元”和“混亂”來形容。頌堯在“西洋畫派系統與美展西畫評述”中，將354件西畫作品以風格分為六類，傾向寫實主義，傾向式樣主義，近浪漫畫派，近印象派，後期印象派，近未來派。[15]徐悲鴻因看見展品中有類似馬蒂斯的“無恥之作”，出於自己的藝術理想憤然拒絕參展，以至於爆發了著名的“二徐之爭”。[16]
建國後的歷次全國美展，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作品程式和藝術價值判斷機制，作品的風格則是一撥一撥的流行風。因有的展覽太過求穩，以至於2008年的“第三屆青年美展”，不少學者都批評畫家“太乖了”，這説明美展的作品評選的包容性和多樣化還有些問題。當然，作為國家舉辦的展覽，當然要堅持“國家形象”，不能接受各種“妖魔化”中國的作品。但同時評選標準也不能太過單一，強調哪些作品的風格才符合“國家”標準，因為，“文革”時期的美展已有不少的極端例子。
（三）作品主題的多樣性
民國時期的三次全國美展覽，作品主題是相當多樣的，幾乎找不到一個流行的大主題，即便是“抗戰高於一切”的時期。第三屆全國美展籌委會第一次會議上，教育部長陳立夫要求在出臺徵集展品辦法時，與抗戰有關的作品在數量和尺寸上都有優先權。但在討論時，審查委員郎魯遜説：“戰時種種關係，不易獲得對象材料，若僅憑想像，閉門造車，決無好作品産生。故為展覽會素質起見，應兼顧戰事有關與一般作品。”汪日章認為“……在此時際，抗戰畫應極力提倡。”而秦宣夫則認為：“應注重出品的質的方面吾人因甚歡迎與抗戰有關之作品但亦不能因與抗戰有關之作品毫無限制。”委婉地表達了藝術家既要看到時事因素也應關注藝術本身的品質呂斯百贊同秦宣夫的意見：“可只視出品素質，不問其是否與抗戰有關。”籌委會主任張道藩説：“……但在目前第三次全國美展適舉行于戰時，似應保持其戰時特色，本人以為在數量面積上，對於與戰時有關之出品，應從寬視之。”[17]有意思的是，呂鳳子未直接表現抗戰而且有諷刺當局寓意的中國畫《四阿羅漢》，獲得了唯一的繪畫一等獎。參展的油畫作品除了吳作人的《空襲下的母親》、唐一禾的《女戰士》等少數作品與抗戰有關，其他都未直接表現抗戰。看來，當時對藝術標準還是挺看重，表現抗戰還沒成為參展藝術家的共識，以至於那種“丹青不知寇將至，救國于我如浮雲”的傳統優遊創作方式遭到了進步美術家的嚴厲批評，該段美術史最閃亮的根本不是官方的全國美展，而是地下和半地下的抗戰宣傳畫展。
建國後的歷屆全國美展，可能因為各時代的主題作品能夠強烈引發大家的共鳴，不少作品獲得了廣泛認同而成為著名作品，如楊之光的《一輩子第一回》、黃胄的《洪荒風雪》、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周思聰的《人民和總理》等。但是，這些偏向於主題人物畫的作品會帶來一個示範效應，即某些重要或代表性的人物往往成為繪畫主題，一些本來可以讓位於新聞報道的重大社會事件、災害事件成為藝術的重大題材被大量創作出來，即便技法如何差，內容如何沒有深度也可以入選。敏銳地注意到作品的時代性、新聞性是可貴的，新中國的藝術家也有這樣的傳統，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注意藝術規律並關注藝術家熟悉的生活，否則作品的題材會越來越窄。那種寧可犧牲藝術品質，一味追求“方向正確”和“重大題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當然，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好現象，如第九屆美展的版畫金獎作品《黑白祭》，是直接在被盜伐的千年巨杉的截面拓印而完成的，嚴格地講並不是一張版畫，但我認為評其金獎是需要勇氣也是值得肯定的，該作品有一定的實驗性質，內容已經大於了技法。
結 語
新中國的全國美展發展至今，應該説成就有目共睹，涌現了一大批名作和藝術家，“全國美展”的品牌本身也極富影響力。全國美展是一項國家的重大文化活動，是當代普通百姓的生活中的一項精神盛宴，極大地豐富和美化了民眾的精神生活，也是各畫種和藝術門類的藝術家的高規格專業交流平臺。但是，任何國家級的畫展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需要積極的思索並正確面對各種意見。
民國時期的三次全國美展，應該説並不是太成熟，比如展品的五花八門、專業性也不強等，還處中國現代美術的發展探索階段。但在動蕩的時局下，國民政府加強文化建設，破天荒地引進全國美展並大大促進了中國美術的現代化進程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廣泛動員社會資源、堅持“美育”、堅持作品題材和風格的多樣化，注意普及性和公益性等都是值得借鑒的。今天的全國美展有著國力強盛、藝術家眾多、觀念多元等有利因素，集思廣益則可以逐步探索出當下主流美術的價值與標準，以優秀的作品體現國家主流藝術的價值觀、話語權和民族自信心，同時也“藝術”地展示出建國六十年的美術成就。
註釋：
[1] 姜丹書：《藝術廿年話兩頭》，載《亞波羅》1928年第6期，第95頁。
[2] 商勇：《中國繪畫的觀賞方式與近代美展研究之必要》，載《美術與設計》2007年第2期，第81頁。
[3] 原文載《申報》1929年5月3日。
[4] 原文載《申報》，轉引自尚輝：《民國時期第二次全國美展之盛況》，載《民國春秋》1997年第1期，第28頁。
[5] 參見劉瑞寬：《中國美術的現代化：美術期刊與美展活動的分析(1911-1937)》第五章“美術教育的推廣到美術展覽會”，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57-343頁。
[6] 商勇：《蔡元培與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載《美苑》2007年第1期，第43頁。
[7]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説》，載《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 8月)。
[8] 徐志摩：《美展弁言》，載《美展彙刊》1929年第1期。
[9] 劉瑞寬：《中國美術的現代化：美術期刊與美展活動的分析(1911-1937)》，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12頁。
[10]蔡元培：《在北大畫法研究會行休業式之訓詞》，載文藝美學叢書編輯委員會：《蔡元培美學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頁。
[11]《申報》1929年4月12日。
[12]《中央日報》1937年4月1日。
[13]《中央日報》 1943年1月6日。
[14]陳小蝶：《從美展作品感覺到現代國畫畫派》，載《美展彙刊》1929年第4期。
[15]頌堯：《西洋畫派與美展西畫評述》，載《婦女》第15卷第7號(1929年)。
[16]關於“二徐之爭”的詳細內容以及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深遠影響，詳見筆者的專題論述。載李穎、范美俊：《中國美術論辯》(上)，鄧福星主編，林木副主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9年版，第88-110頁。
[17]原文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號五，轉引自范建華：《從<四阿羅漢>獲民國第三屆美展第一獎看當時繪畫評價標準》，載《文藝評論》2007年第3期，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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