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繁榮昌盛的年代，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大好的社會環境下，美術事業的發展也日新月異。不管是在種類、規模、成就和普及等方面，還是從單一的形式走向多元化發展的轉變，都是美術繁榮的景象。但是毫無疑問，發展中也存在著諸多問題。美術界各領域的有識之士，也開始反思存在的問題和“惡俗”現象。
“俗相”百態
技術能打動人心嗎?
“我看到很多全國、省級以上的大展作品，畫得很用功、很到位。但藝術家只是從技術上去解決問題。一看畫面，它的東西沒有一點情感思維，沒有一點自我的思想。表現的東西比較蒼白。過分地追求技術性，而缺少人文詩性。”四川美術館館長梁時民感慨道。
中國美術學院潘天壽紀念館副館長高天民將這種現象稱為“唯技術論”，並説道：“全國美展很多作品畫得‘細’，確實很寫實，但是畫本身其實沒什麼太大意思，所以只能是靠技術來吸引人。”中國美術學院的老院長肖峰幽默地將這些缺乏情感投入的作品稱之為“穿著服裝的演員”。綜合地看美術界出現的“惡俗”現象，其實會發現這些現象之間都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正如浙江省美術評論研究會秘書長范達明所指出的，作畫的“流水作業”方式，不就是“以量代質”嗎?這樣的作品也一定是“情感缺失”的。
浙江省青年書法家協會主席汪永江指出，一些書家對書寫內容沒有注入情感，導致“書寫內容跟他的這個風格完全沒有聯繫的，非常普遍。他為什麼選擇這首詩，選擇陸游的詩跟選擇李白的詩他有什麼區別，陸游可能是一種豪放派的那種報國的主戰派，一種慷慨激昂，跟李白的風格完全兩樣的。詩的風格本身就不一樣。但他會用同一種模式來抄這兩個人的詩”。
“沒有腦袋”的文藝匠人
浙江美術館副館長斯舜威還向記者解讀了現在人們已經司空見慣、並且習以為常的書畫展覽現象：“技術崇拜一種是越‘大’越好，在形式上做文章。這是和展覽的視覺效應相對應的。大而取勝，同時也賣得起價錢;另一種比如現在書法展覽上的許多作品在裝飾性方面做文章，做舊，拼接，蓋印章等無所不用等等。最近，我在展覽上看到有的作品竟然蓋了四五十方印章，就是他所謂的視覺效果。當然，這種技術也談不上什麼技術，而且技術含量很低。”
中國美術學院教授楊勁松從當代藝術的視角，反思傳統的“國、油、版、雕”之所以走入誤區的原因。他認為，“因為他們沒有思想，沒有文化的危機感，沒有創造活力，導致他們只能在技術上不斷地重復別人。這是在這些‘沒有腦袋’的文藝匠人面前，必然會出現的結果”。
經典流失，優秀的藝術傳統在當下遭遇了被“解構”的危險。汪永江以書法為例，談到“解構還帶來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對經典的誤讀，也就是與古代經典的隔閡。現代書家對於讀古代書法文獻其實是空白的，他已經讀不懂。那麼進一步産生的問題就是當代書法文化的發展可能就是與古代的銜接傳承斷裂”。
楊勁松認為，“解構經典”背後也存在著政治力量的作用。他指出：“本來‘經典’也是假的，當然首先人家會從概念上説經典肯定是千錘百煉的。問題是，擺在我們老百姓面前可以選擇的經典，除了千錘百煉那部分以外，大部分經典是被塑造出來的，被‘忽悠’出來的，或者説是被‘政績工程’所矇騙出來的。”
藝術創作隨“風”飄“現在很多老師帶學生，帶出來的是一模一樣。老師什麼樣，學生就什麼樣。我們每次辦展覽的時候，一評畫，就感覺這個現象非常非常地突出。比如這是哪個老師的學生，他就完全是哪個老師的東西，這些學生一幫一幫地出爐，這不是一個好現象”，梁時民告訴記者：“社會上哪種畫好賣，市場好走，大家就跟風，一味地炒作自己，完全不是對自己個人的藝術用一種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汪永江向記者指出了書法界也同樣存在著跟風的現象：“就是某一種寫法大面積迅速流行，這種流行就變成一種全國現象、全國運動，以前還是局限在地域的繁殖上面，現在卻變成全國性的。”
“學我者長，似我者亡”，這不但是老畫家帶徒弟經常告誡的話語，就連武俠小説中的人物也懂得的道理，大多藝術家卻因為利益不聞不顧。斯舜威用了漂亮的比喻來説明這一現象：“哪兒可以賺錢就來跟風，這從本質上同農民前年種大蒜賺了，大家都去種大蒜的道理是一樣。包括‘權力尋租’，當他們需要包裝自己身價時，就必須要依靠一定的權力。”
“被介入”的藝術
時代中的藝術總要和政治、經濟、文化等發生關聯。在社會的轉型和發展中，藝術也歷經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而發展變化。價格及其背後的利益之手開始“介入”藝術創作、批評等領域，而且某種程度上，掌握著藝術的話語權。
持續上揚的“價格神話”
在市場經濟時代，一旦將藝術品納入市場的體系，藝術的評價標準就開始變得多元化。斯舜威認為這一標準越來越以價格為導向，“人們往往用潤格來衡量一個藝術家社會地位的高低，藝術成就的大小，這也是一種誤導。價格是一個‘神話’，‘價格神話’要保持持續地上揚，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有大飛躍，並保持它的‘基盤客戶’，就得採用另類的手段，比如：炒作，自封大師，批量生産等”。浙江大學美術學教師江崇岩也同樣認為，當前美術界的藝術價值判斷和美術批評的導向存在很多問題，人們往往忽略藝術作品本身對美術活動的建樹和貢獻，而以某個畫家作品的價格行情，作為衡量美術作品的藝術標準，“這是經濟時代的大背景下美術界産生的怪現象”。
市場經濟如此發達，市場繁榮對藝術的發展有刺激，高天民看到了“一些藝術家以金錢多寡為標準，不斷地去尋找市場熱點，有的畫家甚至都來不及思考，來不及創作，沒有深度思考，因為錢就擺在那兒等著。”
美術組織、機構也“暗流洶湧”
高天民談到一些美術機構和組織團體出售招牌的現象。“我有這個牌子，你要用我的牌子就要給我錢，包括雜誌收費，都是權力尋租的表現。” 而他提到的“畫而優則仕”在美術界形成了一種“名利相長”的邏輯關係：有些畫家畫得好了以後當官去了，因為官越大意味著市場越大，文章中指出的“十大惡俗現象”中有一個叫“權力尋租”就跟這個有關係。”
評論家楊維民還告訴記者，“有的類似美協一樣的專業機構除了收錢而且收畫，各地的重大題材創作選畫家時會爭會搶會鬧，原因不光是名，還主要是有一筆可觀的創作經費。國家經濟發展到現在，我們政府並不差錢，當不差錢的時候我們應怎樣去做?美術展覽考慮到效益，但是不能把展覽看成一個經濟活動。”
被“圈”起來的藝術批評當下，有聲音質疑美術批評疲軟無力，“真正的批評不多”。而批評的缺失，將影響美術事業的健康發展。批評對藝術發展的導向和鞭策作用，在經濟社會中被“捆”住了手腳，施展不開。斯舜威向記者分析，“畫家們喜歡聽好話，希望被包裝，甚至出比出版社要高得多的稿費，有些批評家就不能夠堅守住，因為在這個經濟社會裏，畫家們能夠用畫筆來賺錢的時候，批評家怎麼不可以呢?實際上，書畫圈的‘圈’字是很意味深長的，‘圈’意味著是一個利益鏈，是一些利益相關的人們”。
這些利益鏈上的每一個環節包括藝術批評，因為被約束而不能發出真實的聲音。斯舜威還談到，“書畫界的所謂‘産業鏈’拉到贊助，隆重地辦個展覽。辦展覽實際上帶動了一門産業，展覽從策展，到出版，整個産業鏈。投資方他拿到了書畫，也有回報，書畫家通過辦展覽提高了知名度，打開了市場的局面。那麼與此相關的，他聘請的一些媒體記者、評論家，出版社出版了畫冊。打破僵局理直氣壯地批評，我覺得難度會大一點。”另一方面，評論家自己也“慎開金口，明哲保身”，因此批評家和藝術家之間沒有真正的學術交流，理論和現實也是脫節的。楊維民談到，“拿不成理論的東西在那裏忽悠。國家應該對理論界加以重視，注重培養一批中青年理論研究中堅力量，引導健康的批評正常地發展。”
面對批評失效的現狀，江崇岩呼喚美術批評對美術創作的文化擔當與鞭策，呼喚畫家藝術創作的精神回歸。“只有當藝術創作重新回到對藝術的敬畏，回到對藝術理想的高尚追求;只有當美術批評拒絕紅包，美術批評不再友情狼狽的時候，美術界才會遠離惡俗，再現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