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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當後現代主義在它的原發地已經走向終結的時候，它在中國卻獲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機。與某些論者不同，本書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中國式後現代主義歸結為學術界與藝術界鸚鵡學舌的結果(所謂"話語的平移")。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著深層次的歷史原因，也有著更為具體可感的現實動機。後現代主義的反基礎主義、反總體性、反主體性、強調動態過程勝於靜態結構，與中國前現代性思維是如此合拍，以至於人們稍加思索就不難從後現代主義當中辨別出中**守主義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揚的後現代主義視覺美學：非線性幾何、不對稱、反崇高、散點透視乃至中國園林式"後現代空間"……也與中國前現代性美學如出一轍。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後現代主義建築最起勁的查爾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國園林的專家。而歐美某些後現代主義"建築大師"到中國來兜了一圈後，欣快地大叫"後現代建築在中國"也就不難理解。於是，貧困時代的災難性混亂、粗野的地方性崇拜與不加克制的復活主義立刻被宣佈為後現代性的前衛性。而近年所謂"經濟起飛年代"的那些拙劣的偽現代建築與陳詞濫調的現代主義當然不加區分地被宣佈為"現代主義的垃圾"。
後現代主義在中國落腳的時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新啟蒙"遭到重創的時候。這賦予了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學出版的《走向後現代主義》開路，北大與中國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出版事業大遊行：《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後殖民文化批評》，直到蔚為大觀的"知識分子圖書館"(似乎只有後現代主義分子才配稱得上"知識分子"的稱號)。顯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義的心態，後現代主義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與新左派眼裏，難道還有比宣揚形而上學的恐怖主義、理性社會的大監獄、西方中心主義的險惡用心、自由民主的烏托邦、全球化的謊言、身份與差異、文化與價值相對主義的後現代主義更好的東西嗎？
與保守主義者忽然從後現代主義中找到了中國前現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樣，中國的後現代主義者則從西方後現代主義"沒有底盤的遊戲"(德里達)、"一切皆可"(鄧托)、"快樂的虛無主義"(奧利瓦)以及"正經不起來"(蘇姍·桑塔格〔Susan Sontag〕)那裏，發明瞭"政治波普"、"潑皮現實主義"、"新文人畫"、"玩得就是心跳"、"一點正經沒有"，以及各式各樣假冒的觀念藝術。但是，與保守主義的危險不同，中國式後現代主義的危險並不在於它與當下感性全然無關的形式玩物與裝飾，而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不顧一切形式法則與視覺品質的純粹的觀念。西方"歷史前衛藝術"的合理因素在於：他們的反形式(anti-form)與反藝術(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現代藝術史特別是經典現代主義的高度形式主義的正題之上的。這樣，前衛藝術的反題才擁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國式後現代主義在沒有任何語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衛藝術，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各別事件之外，不可能産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應。不僅如此，它的真正危險在於，它以貌似激進的觀念掩蓋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中國現代性的先天不健全；並以這種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殺了中國當代藝術的現代性訴求。
在本書即將完成之際，我讀到了英國著名批評理論家伊格爾頓的如下一段話，我在拍手叫好之餘不免暗暗叫苦：如此洞見卻需要一位與我們相隔千萬里的外人來點破，難道還不足以使國人(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感到羞恥嗎？他説："今天在北京大學設有一個後現代研究的機構，中國在進口減肥口樂的同時一起進口德里達(北大還以聘請到德里達做名譽教授為能事--筆者按)。一種需要深入探討的時間扭曲。殖民主義的進程有助於在好壞兩方面剝奪第三世界社會的發達的現代性，現在這個進程讓位於新殖民主義的進程，由於這個新的進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現代性的結構被吸入了西方後現代性的旋渦。這樣，沒有繼承一種成熟的現代性的後現代性日益成為它們的命運，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種形式的早熟。一個進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與先鋒的痛苦張力中，在文化的領域裏，再造了一種現代主義藝術的某些經典條件。"(伊格爾頓：《後現代主義的幻象》，第139頁)
中國是否已經具備了現代主義藝術的經典條件，本書暫且不論。這裡能説的是，從意識到我們的參照係的情形--西方現代主義事業的未競使命及其後現代主義的幻覺--的那一刻起，這種條件就已經在形成之中了。因為，意識的照亮之處，正是救贖的開始之時。本書作者並不自命為這一救贖的努力當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滿足於在四處瀰漫著的保守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大霧中保持清醒的嘗試，並且堅信，正如保守主義－後現代主義同盟曾經歡呼雀躍地宣佈中國可以並且應當繞過現代性直接躍入後現代性是一場白日夢一樣，那種認為後現代主義乃是中國藝術的命運的説法也只不過是一紙謊言。曾幾何時，人們是那麼醉心於中國可以避開工業化、城市化與社會化的現代性命題直奔資訊化、鄉土化與社群化的"後工業社會"的美夢，然而，一個越來越被認可的事實卻是：中國一向試圖繞過去的工業化進程、市場法則、理性化管理、程式合理性、法治原則，乃至於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卻原來是繞不過去的現代性的硬核！而我們在走向社會的現代化與文化的現代性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挫折，無不可以追溯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沒有從思想意識到行動習慣上真正確立主體性--黑格爾認為的現代性的本質--的基礎地位。文化的中斷與意義的失落(我們在處理傳統與現代性問題上的曲折與反覆)、社會的未分化和並非建立在真正的個體主體性基礎之上的社會的虛假團結，以及個性的匱乏，解釋了以下社會事實：由於我們在處理傳統與現代性的關係問題上的笨拙，以至於"創新"需要被當作一種政治口號由政府來加以提倡；由於我們並沒有真正確立起一種自我選擇、自我負責的現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礎，以至於"誠信"居然成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禮儀之邦"在遭遇現代市場法則與新型人際關係時最大的問題；由於強大的儒家傳統與20世紀極左派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對個體主義的壓抑，以至於"個性"的不健全始終成為中國各種社會現象最有解釋力的終極原因：由於缺乏個性，整個社會才迴圈地陷於各種"群眾運動"之中；由於沒有個性，整個社會才經常承受著未分化(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沒有多元的價值體系及其相應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以至於，人們可以説，一個龐大的無邊無際的未分化社會的海洋(特別是農村)，為頑固的文化保守主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社會資源；而一個尚未形成自我意識中心、自我價值定位與自我道德承擔的"無中心的"(non-centered)個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陶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負責任的後現代主義的最佳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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