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時期，健康豐富的文化樣式一定是多元一體、多樣共生的。然而，當下的文藝創作中，存在著以一元屏障多元、以簡單遮蔽豐富、以愚樂取代娛樂、以説教取代教益的現象。“我們這個號稱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度不能只有小人書、只有小品，還應該為後代留下一些可以傳承的傳世之作。”北京交響樂團藝術總監、指揮家譚利華説：“文化的結構應該是金字塔型，塔底是一些通俗的東西，塔頂是這個國家民族最高的文化成就。”

文藝的本質是責任和自由。自由有其規則，藝術家可以信馬由韁，規則存于內心。“在今天這個日益物質化的時代，我們有理由提出文藝創作應該重新回到心靈，回到儒雅的思想和精神之中。”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説。

“市場經濟的幽靈進入了藝術殿堂，眾神在迷幻中走下聖壇，遊戲規則將按市場法則改變。當越來越多的人擠入名利場，穿著逐利舞鞋無休止地瘋狂舞蹈的時候，我們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靈的激蕩和昇華；失去了真情的表達和呼喚。”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索謙感嘆：“我們無力阻擋市場經濟的泛化，但我們可以清醒地認識並大聲宣告：只靠市場引導和利益驅動，不可能堅持先進文化的先進方向；只靠市場引導和利益驅動，不可能促進文藝真正的繁榮和發展；只靠市場引導和利益驅動，不可能培養出真正傑出的文藝家；只靠市場引導和利益驅動，不可能創作出經典的優秀文藝作品。”

3. 文藝批評退化為文藝表揚，文藝創作便失卻監督利器。健康的文藝批評標準有許多，最重要的，就是能寬容、理性地對待與自己文化主張相異的文化實踐。

文藝批評退化為文藝表揚，文藝創作便失卻監督利器。文藝創作的繁而不榮、興而不旺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文藝創作失去了批評的鞭策和佑護。“我們的文藝批評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文藝表揚。”北京大學教授、詩評家謝冕感嘆，“講‘好話’和‘壞話’本是文藝批評題中應有之義，忠言逆耳，文藝批評要評論的重在後者。我欣賞不留情面、尖銳鋒利的批評，因為順心的話容易，逆耳的話難説。表揚要把隱含在作品裏面的作家和藝術家的用心予以彰顯，並與大家分享；而批評則應該將作品中的弊端予以公佈，讓大家引以為戒。”

目前的文藝批評面臨權威性和公信力的缺失。媒體上的一些宣傳和炒作代替了文藝批評，而“友情褒揚”、“紅包評論”使得文藝批評面臨誠信危機，缺乏深刻的思想、缺少對重大理論問題和文藝問題的思考研究、缺乏深度、缺乏擔當更使得文藝批評難以擔負指導創作的重任。與此同時，伴隨新媒體的涌現，網路批評空前活躍，大量書評、影評、劇評、書畫評論呈現一種“另類的繁榮和狂歡”。大量的文藝批評已經從傳統的報紙和雜誌轉移至網路，主流價值、主流文化、主流聲音卻被湮沒其間。

“文藝還能批評嗎？”2002年，德國作家馬丁·瓦爾澤推出長篇小説《批評家之死》，從而成為當年世界文學界最具有爭議性的人物，同時也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文藝批評怎樣才更具可能？

日前，畫家范曾訴郭慶祥名譽侵權案見諸各媒體。一紙判決，讓社會上眾多文化人士做出反思：文藝批評的邊界在哪？到底怎樣的文藝批評才能褒貶得當而不越界？

文藝批評的尷尬恰恰就在於邊界的模糊。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煩，評論家採取慎開金口、明哲保身、圓滑世故的首鼠兩端態度，當著官員説套話，當著作品説胡話，當著大眾説瞎話，背著大家罵粗話。文藝批評喑啞失語、乏力萎靡、單調乏味，批評成了溫吞水，隔靴搔癢，研討會、座談會、懇談會、見面會，都成為創作者的“樹碑立傳會”和批評者的“捧哏表彰會”。

“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1784年，《費加羅的婚禮》在法國首演，劇作家博馬捨得這句話從此傳遍世界，成為文學藝術的創作箴言。今天，這句話值得我們再度回味。作為擁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我們究竟應該秉持什麼樣的文藝發展戰略？這是一個有時代感、緊迫感的課題，也是廣大文藝工作者應該關注和思考的課題。作家陸天明提出，文藝批評的諸多缺陷是缺乏理論勇氣的表現。他認為，“批評之所以失語和缺位，是因為背後沒有了可適用的足夠強大的新理論和精神來支撐，心中也就無話可説。什麼是健康的文化批評？標準有許多。其中最重要的標準是一條，就是能寬容、理性地對待與自己文化主張不一樣的文化實踐。”(李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