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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歷史，距離我們並不遠，反而容易被忽略，或者簡單地認為，它大概只屬於一些圍墻之內的藝術院校，是它們校史的一部分。甚至，如果沒有當事人的重新審視與回憶，它們是否能夠入史，也仍然是個懸念。今年，有兩位當代藝術家，做著彌補空缺的努力———陳丹青在他的《退步集》裏談到了上世紀70年代的上海師專、80年代的中央美院，朱葉青在《那年那天》裏追溯了浙江美院的歷史以及77、78級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作為藝術海歸派的一分子，陳丹青近些年的角色更多以藝術的觀察與思考者出現。他的《紐約瑣記》、《多餘的素材》都是一些文字很好、見解精到的藝術隨筆，而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退步集》，則是一部集評論、訪談、演講、回憶錄于一體的“雜”文集，是他回國五年見諸報刊雜誌的文章的整合。以《退步集》命名，陳丹青在序言中解釋，是源於一次與青年學子的座談，一個學生遞條子給他説：你這樣説來説去有什麼意思呢？你會退步的。就書中一些訪談來看，也的確有那種愚蠢問題無聊答的意味，但整體來講，依舊是他藝術思考的延續。所涉獵的主題兼及繪畫、影像、藝術教育、城市建設等。雖然歸國之後，吃的是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皇糧”，但陳丹青對中國藝術教育的批評卻愈見尖銳。本書所附的《請辭報告》一文，更是痛陳藝術教育中的弊端。體例頗雜，魂兒並沒散———就是在説常識與記憶。“一個被割斷歷史的民族和階級，它自由選擇和行為的權利，就不如一個始終得以將自己置身於歷史之中的民族和階級。”約翰·伯格的話在他的書中被多次引用。而他的許多篇章，也都從這一起點開始，去慨嘆當代的畫家與傳統的隔膜；論述美術館之存在對於民族記憶的重要；他寫到中央美院上世紀80年代的驕傲與劫難，也寫到上世紀70年代包括陳逸飛在內的一大批滬上畫界精英。這些聲名因“文革”而起又以“文革”的枉然一空而被淡忘的名字，在他的文字的點染下，仿佛又恢復了當年的神采，而他們最後的風流雲散又不得不讓人感慨造化弄人。
“我們先別奢談所謂人文，要緊的是恢復常識和記憶。”《退步集》中的這句話，也成為身為中國美院副教授的朱葉青的書中實踐：在《那年那天》裏，他用二十年前的一些肖像畫往前回溯，追蹤這些被畫者幾十年的人生軌跡。他們都是他77、78級的同學，都出自西子湖畔的浙江美術學院。這本書的緣起也很有意思，上世紀80年代，一批浙江美術學院的學生赴敦煌寫生，正好遇到中央美院大名鼎鼎的袁運生先生。借著搖曳的燭光，袁運生為這批年輕人畫了肖像。時隔二十多年以後，朱葉青通過各種方式聯繫到了大部分被畫者，對於各自的昨天與今天做了隨興的勾勒。從書中可以看出，這些人中，有的已經成為聲名赫赫的藝術家，像法國的黃永，有的成為成功的商人，有的還坐到了美國的監獄，也有的還在美國被槍殺。本書像一部充滿閃回的電影，人物的出場與談話都充滿了人生一樣不可預設的即興意味。有的人物名下，只留下簡短的一份簡歷。而有的，則是一篇比小説還盪氣迴腸的人生故事。書中特別讓人感觸深刻的，是第一章“敦煌”中記述林鳳眠、吳大羽、丁天缺的文字。這些奠定了浙江美院藝術風範的一代大家，他們的命運同樣一波三折，讓人頗能對應到陳丹青筆下中央美院與上海師專的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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