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扣扣
“我是這片土地的孩子，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孩子，不，其實我就是一個農民。”無論是2010年年末在法國尼斯現當代藝術博物館以探索、探險及跨文化遭遇等主題創作的28米長的巨型畫作《地中海之旅》，或者剛剛被當代藝術界評選的2010年中國當代藝術金棕櫚獎+金酸莓獎“點名”所引發眾多爭議，還是去年《蔡國強：我是這樣想的》和《異想天開：蔡國強與農民達·芬奇》兩本書接連問市，非常善於把自己的“賣點”提煉出來的蔡國強，總是會簡單地説這樣的話，也總是中國當代藝術推向海外的路途中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不久前他與藝術家、同樣也是他的“觀眾”陳丹青在北京時尚廊書店探討的，卻也不僅是“藝術的背後”。
誰是屬於中國美術界的藝術家
問：陳丹青在《草船與借箭》一文中説，“(蔡國強)不屬於所謂中國美術界，在他所有作品和言説中，既看不出，也顯然不在乎本土或域外的知識背景”，你認為你屬於中國美術界嗎?
蔡國強：我在大陸的時候並不是很積極參加美術展覽，我做藝術活動，但不是想用藝術來改造社會或者推動進步;比如我用火藥做一些畫，其實這個“爆炸”更多的是針對我個人自己的，因為我自己理性、膽小、謹慎。所以我在網上看到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我還是很感動，其實當我説“是”的時候有點“不是”，當説“不是”的時候又有點“是”。
問：這個“是”與“不是”或者可以成為區分畫家身份的某種元素，可同時你還參與了2008年奧運會開閉幕式、2009年國慶慶典、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慶典工作。
蔡國強：其實“大腳印”這些應該不算是教育出來的。上世紀90年代，我拿著中國護照過海關的時候，就將自己幻想成一個外星人可以跨過國界，後來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實現了。現在討論我是不是中國藝術家，其實不光是中國人困惑，連日本人、歐洲人、美國人也困惑：我算不算他們的藝術家。當我在日本的時候，日本把我當成他們的藝術家，連我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義大利大使館都會説：“你們怎麼回事，這個藝術家是中國人，中國人怎麼會變成日本藝術家?”就這樣換來換去。
我的大女兒現在20歲，她也拿中國護照。有的國家會説，你這個護照進不來。面對這個局面，我告訴女兒，我們有兩個選擇：一是換護照，使我們方便起來;二是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機會，提醒我們應該努力工作，為這本護照做一點貢獻。
陳丹青：畢加索是西班牙人，可是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在法國創作出來的，那他是法國畫家還是西班牙畫家?類似的情況在很多國家都有，比如波蘭對肖邦的定位，還有從蘇聯流亡出來的作家納博科夫，他一直用英文寫作。其實在西方，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很重要了，因為西方從18世紀就出現了“世界公民”的概念。蔡國強也是這樣，2000年他參加了惠特尼雙年展，打破了以前這個展覽必須是美國人才能參展的慣例。
青年藝術家貴在喜歡與堅持
問：在“藝術的背後”，很多年輕的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的創作與生活卻呈現著和你們這樣的知名藝術家不同的狀態，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創作衝動和藝術敏感能夠堅持多長時間，遇到這種情況，你們認為應該怎麼解決?
蔡國強：其實我也在堅持，也在保護自己的衝動，也不知道我的衝動能夠堅持多少年。其實年輕人現在在國內做一些探索，機會跟以前相比還是好多了。
陳丹青：年輕創作者正在“掙扎”的階段，其實我們蠻難給什麼樣的勸告，我相信像這樣的藝術家在北京非常多。我相信蔡國強29歲出國的時候很坎坷，也遇到很多挫折，但是我從來不問他這些。其實道理很簡單，第一，你有多喜歡這件事情;第二，你是否能堅持。你有志氣就不要來問我，你會做到。你在生活裏碰到文化衝突是很苦的事情，但是藝術家喜歡這種衝突，因為它給了太多的機會，像蔡國強的“草船借箭”，有太多的花樣可以玩出來，只怕你沒有才藝。
不要讓知識摧毀他的動物屬性
問：有人説蔡國強是唯一一位自外于西方藝術龐大知識體系而被接受的中國藝術家，那麼他的創作動因是什麼——是那些能夠表達情感共鳴的作品，還是傳達了“一家之言”而恰巧被觀眾讀懂?
陳丹青：這是藝術家永遠要糾纏的問題。馬蒂斯説過，藝術和公眾之間永遠是一條鴻溝。而當代藝術其中有些意圖是想打破博物館、美術館，打破藝術和大眾的區隔，把藝術解放出來。像德國的博伊于斯，他説什麼都是藝術、人人都是藝術家，但是他做的藝術，大眾根本看不懂。所以這是悖論，我不知道怎麼解説。現在我會在寫作上多花點時間，繪畫變成很自私的一件事情。
蔡國強：我認為，作為藝術家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讓知識摧毀了他的動物屬性。我在西方生活，平時並不怎麼去看展覽。為什麼呢?我保護我自己的動物屬性。當有人説現在請你辦展覽，我先問他有多大場地。為什麼?因為我要衡量我“下的藥”夠不夠多，我正在培養我的勇氣和能量。去美術館看展場，他們總是要我走員工通道，我總會説，我不走那些通道，告訴我觀眾怎麼買票、怎麼從大門進來、人們如何買票走到展廳。他們就帶著我走一次，基本上這一次，就對我的作品産生決定性的影響。這個過程中，就好比空間是一隻動物，你要去衡量怎麼“吃掉那個動物”。
藝術家的創作，就好像把自己看成一隻小動物。北京奧運會結束後，我沿著文藝復興的道路，從希臘、義大利走到西班牙旅行，就好像體驗500年前畫家格列柯的藝術生命。人家問我去幹嗎，我説我不是進行美術史的考察，而是看在那個時代，一隻叫“格列柯”的小動物一路走過來，它都會看到什麼——他的城市、他的故鄉……這就是一隻動物的旅行，是一隻東方來的小動物——我，和一隻來自於希臘的小動物格列柯，之間的足跡的旅行。
藝術家的情感來源
問：如果藝術跟個人的氣質精神狀態有關，它不是大眾的東西，關於你情感的來源是什麼?在傳統的影響之下，有哪幾位大師對你們的藝術發展有影響?
陳丹青：雖然早已定居紐約，蔡國強仍以一種固執的方式使自己至今活得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福建泉州人。他毫不隱瞞自己的出身，並公開他與家鄉的關係，這種關係既是智力的，更是內心的，他的沉著與自信似乎源源不斷來自老家，包括來自賜他福佑的祖母的記憶。
蔡國強：很多人問到底什麼是對你影響最大的。因為感情是一個藝術家價值觀的基礎。我今年52歲，我奶奶91歲，所以我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都生活在怕失去她的氛圍裏。這樣的情感構成了我很多藝術作品的基礎。我在世界上旅行，很怕半夜接到電話，不管在哪個國家、哪個飯店睡覺的時候，當我半夜接電話的時候都會心跳。
很多你崇拜的、你愛的人，其實是很普通的人，這才是真實的。就像我沒有直接做和奶奶相關的藝術作品，但我感覺把對奶奶的感情轉移到費城美術館館長Anne d'Harnoncourt身上，所以就有了在費城的“花開花落”的展覽。幾年前，她就邀請我到費城美術館辦展覽，推動當地的文化發展。但當時我在做奧運會的工作，等我的工作結束，她已經患病去世了。這時有另外一個美術館的館長，跟Anne d'Harnoncourt保持著40多年的友誼，她想要完成朋友的遺願，把展覽做下去。我説：“你就回憶一下你們的友誼，拍成視頻。”我把她們的故事翻譯成漢語，讓土家族的民間藝人把這個故事編織出來。但這些民間藝人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編織西方人的故事，所以講西方人結婚的時候也有熊貓、西方人旅遊的時候也是在萬里長城，這都是他們想像的。
我想在展覽中，把這些藝人請到美術館，觀眾在現場看他們編織故事。另外一個展廳是我來完成，我把這個故事——從她們的第一次見面，一直到死亡——用火藥畫在40米長的絲綢上，開幕的時候引入一條河流，這個河流的水是流動的，我用流動的水一直沖洗這張畫。3個月的展期沖洗下來，這張畫慢慢就會像一張褪色照片……它是很低調的，不是那麼高調的。但我很感動，我甚至想以後只要有展覽，這個布就繼續洗，洗到最後剩幾條線還洗。也許這次費城美術館的作品不如“大腳印”或者其他作品震撼，但它在時間裏面可以展開你的意識，而且可能100年、200年以後，這個河流還可以流動，所謂的裝置、所謂的時間觀、宇宙觀，也能夠從中找到我們認為有意思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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