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漱溟談延安之行
劉仰東
1938年初和1946年春天，梁漱溟曾兩到延安，會晤了許多中共領導人。今年2月，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所著《我與中國民主同盟——為團結抗敵和平建國而奔走》一書，當中多篇文字提及這兩次延安之行。不僅有對時局的評析，還記錄了一些觀感。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和兩名隨行人員從西安乘軍用卡車啟程去延安，從他後來的憶述看，路上並不太順當：“路是軍用公路，一切寬度、坡度、轉彎角度，均不合於公路規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橋梁涵洞，車行危險而且費事。”
儘管陜北的生活狀況極其艱苦，但梁漱溟還是呼吸到了迥異於國統區的新鮮空氣。他説：“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裏的氣象確是活躍，精神確是發揚。政府、黨部、機關、學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滿街滿谷，除鄉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見長袍與洋裝。人都很忙！無悠閒雅靜之意。軍隊皆開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隊。所見那些穿制服的人，多數為學生。”
梁漱溟這趟延安之行，連來帶去一共20天。他參觀考察了邊區的黨政機關、學校、鄉村。延安的幾所學校——抗大、陜公、馬列學院、魯藝、機械學校等校的辦學模式給梁漱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後來回憶：“(這些學校)花樣新鮮，趣味豐富。內容組織、課程科目、教學方法、生活上各種安排，值得欣賞之點甚多……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因為許多學生來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處。現在的起居飲食，比了從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學興趣轉勝，一般身體並不見差，不是成功嗎？”對於“比了從前不知苦多少倍”這句話，曾長年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梁漱溟還特意加了一段註釋：“吃飯總是小米飯，沒有掉換。菜只一樣，蘿蔔湯，有點鹽，沒有油，滋養二字，不能談。睡在窯洞內，空氣光線皆不足，而且潮濕。又是人與人擠攏在一起，鋪位分不開，跳蚤蝨子縱橫，無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沒有洗臉水，因為擔水上山來不易，水都凍冰，要柴來燒，而柴是貴的。所以一盆水，第一個人洗過，第二人洗，第二人洗過，第三人洗，第三人洗過，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個人才算完。這種情形，衛生二字向誰講？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隨我去的鄒君參加到他們學生隊中，故知之詳且確，沒有虛假。奇怪的是身體並不見差(面色不見黃瘦難看)，興趣都很好。這不是一種成功嗎？”
對於延安的社會風氣，梁漱溟也以讚嘆的口氣寫道：“一般看去，各項人等，生活水準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是一種好的風氣。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不僅學生。或者説人人都像學生。這又是一種好風氣。愛唱歌，愛開會，亦是他們一種的風氣。天色微明，從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揚，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勞苦都由此而忘卻！人與人之間情趣增加，精神上互為感召流涌。”
在陜甘寧邊區，梁漱溟一行受到邊區黨委書記郭洪濤的接待。談到農民運動時，郭洪濤告訴梁漱溟，農會從前是不許地主、富農參加的，現在都許可參加。此外，延安城內從前只有市民會，沒有商會，現在亦照外面一樣有商會組織。“總起來説，民眾團體以前是階級性的組織，現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運動亦改變以救國為號召，一致對外，不再向於內部作階級鬥爭。——這是一種轉變。”
梁漱溟在延安待了半個多月，見到不少中共領導人，他回憶説：“在延安談話最多的是和毛澤東先生，前後共談八次。有兩次不重要，一是他設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臨走之前，他來送行。其餘六次，每次時間多半很長，至少亦兩個鐘頭。最長者，就是通宵達旦。——這樣有兩次。因為毛先生夜裏不睡覺，而白天睡。談話多從晚飯後開始，不知不覺到天明。”
毛澤東與梁漱溟曾同時期供職北大，梁當年去看北大教授楊昌濟時，曾與住在楊家的毛澤東碰過面，算是有舊。毛澤東與梁漱溟在延安談話的內容，很多著述都披露過。梁漱溟則在回憶中以很細緻的觀察，寫了一些對毛澤東的直感：“此番會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時諸葛公稱關美髯曰逸群絕倫，我今亦有此嘆。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裏沒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讓你很舒服的回去。”“他于聽你談話時，喜用筆隨手記錄。禿筆粗墨，在大紙上橫行寫來如飛。我一邊談，他一邊寫。我談完，他便手指所記要點，一條一條答覆。條理清楚，句句到題。我將我的一兩種小冊子，和四十萬言的一部《鄉村建設理論》都贈他，請他指教。隔一天見面時，他取出一沓紙來，紙上已將我書內要點，或他認為好的地方，皆摘錄排列，井井有條。這都是可佩服之處。”梁漱溟還對毛澤東的生活習慣和健康狀況表示出一種擔憂：“從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體，不免使人替他擔心。夜間不睡是其一例。還有嗜煙嗜酒，亦太過。談話時，他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著菜肴。煙亦恒不離手。”毛澤東與梁漱溟同歲，生活習性卻截然不同。梁煙酒不沾，葷腥不近，生活有規律，因而就直觀而言，替違反健康生活準則的毛澤東擔心，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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