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志新（白山出版社總編輯） 《紅樓夢》是“稗聖”曹雪芹留給世人的稀世文學珍品，是光彩奪目的世界級“文化國寶”，是永遠值得國人驕傲的文化遺産。 因《紅樓夢》而産生的紅學，二十世紀得到長足的發展，成為中國學術中為全世界所矚目的“三大顯學”之一（另兩門學問為甲骨學與敦煌學）。紅學所以成為“顯學”，得力於三大紅學流派的出現和推動。這三大紅學流派，既以蔡元培為代表的舊紅學索隱派、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考證派、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現當代紅學。三大紅學流派以其不同的方式，都對紅學的勃興、繁盛和發達做出了貢獻，而以毛澤東派紅學貢獻最大。 毛澤東具有自覺的文化遺産批判繼承意識。早在延安時期，他就對這個問題有過睿智的思慮、前衛的觀點和清晰的表達，他説： “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産，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比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作作品時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裡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絕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那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東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頁） 創立紅學流派，繼承紅樓遺産，推動紅學發展，是毛澤東成功繼承優秀文學藝術遺産的典型範例，其在新文化建設中的歷史貢獻有目共睹。 本書記載和分析毛澤東解讀《紅樓夢》的個案，亦即理解毛澤東紅學思想的各個理論支撐點，這恰恰是毛澤東派紅學的主導部分；本篇序文則是據此論述該學派的歷史地位。 有作為才有地位，有貢獻才有地位。毛澤東派紅學對當代紅學建設的多方面貢獻是世所罕匹的，二十世紀紅學史上應該有它顯著的位置，應該重彩濃墨將其載入史冊。正如楊光漢教授所説：“注意：毛澤東也是一位紅學家，而且是紅學大家。誰寫紅學史而無視他的存在，決稱不上是‘科學的’。”（楊光漢：《紅學與經學----論“紅學”的定位之爭》，《紅樓夢學刊》1997年增刊，第107-108頁） 楊光漢教授提請“注意”，是因為還有不承認毛澤東派紅學歷史地位的種種令人不解的議論和現象。肯定這個學派在紅學史上的地位，還要討論清楚一些問題： 第一、毛澤東派紅學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成熟的學派？一般情況下，紅學家、紅學史家認為二十世紀給紅學發展以巨大影響的紅學流派主要有三大派別：一是索引派，二是考證派，第三派的具體指向則有兩個，有人指毛澤東派紅學，有人指以王國維為代表的“小説批評派”。企圖把毛澤東派紅學納入“小説批評派”的學者，在整體觀照二十世紀紅學流派的演變時，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近代紅學“小説批評派”的首開先河者王國維，其專著《紅樓夢評論》發表于1905年，儘管王氏的研究有開創的意義，儘管王氏的學術價值今天可以重新定位，但是，王氏的研究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被重新提起，中間七十餘年不絕如縷，幾無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讓開創于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的毛澤東派紅學去銜接與自身出現和發展沒有什麼內在聯繫的王氏“小説批評派”，這樣的歸類不知依據什麼道理？似乎難於解釋。其實，這種學術現象的出現，它的積極方面是對學界批評毛澤東派紅學的學術缺失後的一種補救，是在更廣闊歷史背景中為毛澤東派紅學尋求紅學內在理論支援；它的消極方面則客觀上否定了毛澤東派紅學的學派獨立性，把毛澤東派紅學的海洋硬性溶入“小説批評派”的池水。毛澤東派紅學是有個性的、獨立的、成熟的紅學流派。它在研究觀念、研究方法、研究對象上有自身的特質，它在發生發展上有自身的軌跡。它不是紅學中的一兩個學術觀點，而是一個較為完整的思想體系；不是紅學隊伍中的一兩個學人，而是一個龐大的、傳承遞進的學術集團；不是影響一兩天，而是影響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總之，毛澤東派紅學是有自身特殊性的、具備學派各種基本要素的、別的學派不可取代和容納的成熟學派。
第二、毛澤東派紅學的出現是不是一場“紅學革命”。上世紀七十年代未，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余英時發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的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一文，該文依據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的“典範”理論，論定近代紅學研究史上的“索隱派”和“考證派”是“兩個佔主導地位而又相互競爭的‘典範’”。余英時稱毛澤東派紅學為“封建社會階級鬥爭論”，簡稱“鬥爭論”。余氏對近代紅學發展史的考察，其理論基礎或基本理念可稱之為“典範論”，他對近代紅學史各個學派的評論多有精彩之處，對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剛剛走上思想解放之路的大陸紅學界震動很大，不無啟蒙啟示意義。但是， 其中對毛澤東派紅學的論斷，似可商榷。他説： “鬥爭論”對於《紅樓夢》研究而言畢竟是外加的，是根據政治的需要而産生的。它不是被紅學發展的內在邏輯所逼出來的結論。 我們必須承認，在摧破自傳説方面，“鬥爭論”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鬥爭論”雖可稱之為革命的紅學，卻不能構成紅學的革命。(第二個“革命”取孔恩之義。)其所以不能構成紅學的革命，是因為它在“解決難題”的常態學術工作方面無法起示範的作用。更確切地説，它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歷史理論在《紅樓夢》研究上的引申。換言之，這是一種借題發揮式的紅學。既是借題發揮，則它的結論是否有效便不能單獨取決於所借之題——即紅學的內在標準，而必須取決於歷史唯物論在清初社會史研究方面的整個成績。這一層自然越出了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外。 到了五十年代，由於自傳説“典範”本身的局限性，考證派實已成強弩之末。大陸上“鬥爭論”之適於此時崛起，正如海外索隱派的復活一樣，是紅學發展將要進入新的突破階段的一種明確表示。（《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的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紅樓夢研究文選》，華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893、894頁） “典範論”在解釋毛澤東派紅學出現的歷史動因時，使用了令人大感意外的“外加的”一詞，而這個加的“外”是指“政治的需要”，所以它的結論是毛澤東派紅學的産生不合“紅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也就是説，“典範論”即沒給毛澤東派紅學準生證，也沒給毛澤東派紅學合法的身份證。毛澤東派紅學不僅是“紅外學”，而且是“外紅學”。這裡無意中提出個衡量紅學派別與紅學關係的標準：因“政治的需要”而産生的紅學流派對紅學來説是“外加的”。可是，“近代紅學的發展”明明白白的告訴人們，蔡元培索隱《紅樓夢》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實實在在的在搞“反清排滿”的民族主義和民主革命；胡適考證《紅樓夢》的初衷是借古典白話小説提倡白話文，推動文化革命，以適應五四運動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科學與民主）的時代政治思潮。蔡氏索隱紅學、胡氏考據紅學的出現，不僅是一般“政治的需要”，而且是社會大變革、大轉型時期的“政治革命的需要”。那麼，蔡、胡之論對於“《紅樓夢》研究”來説，是不是也是“外加的”？！毛澤東派紅學産生於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行將結束的五十年代中期，它的出現直接原因是文化建設和文化整合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倒還在其次；僅就“政治的需要”而論，比之蔡胡兩派紅學還低了一個層次。同樣的事情，同類的性質，單單把毛澤東派紅學開除在外，至少有失學術公道吧！再者，説毛澤東派紅學“不是被紅學發展的內在邏輯所逼出來的結論”，這個觀點難於成立，且有自相矛盾、不合邏輯之嫌。上述引語中就有一段：“到了五十年代，由於自傳説‘典範’本身的局限性，考證派實已成強弩之末。大陸上‘鬥爭論’之適於此時崛起……是紅學發展將要進入新的突破階段的一種明確表示”。從紅學發展的歷史演進來説，在考證派已成強弩之末並産生嚴重危機之時，毛澤東派紅學適時崛起，應運而生，難道不是契合了“紅學發展的內在邏輯”和順應了時代學術思潮嗎？既然承認這是紅學發展“新的突破階段”，那麼，如果這個“突破”帶有質變的性質，毫無疑問就是紅學革命。但是，“典範論”認為毛澤東派紅學雖然可以“稱之為革命的紅學，卻不能構成紅學的革命”，原因在於它只是一種“借題發揮式的紅學”。即借“紅學的內在標準”之題，去“發揮”歷史唯物論。並進一步認為毛澤東派紅學的結論“取決於歷史唯物論在清初社會史研究方面的整個成績”，而這又越出了“討論範圍之外”。説來説去，毛澤東派紅學之於紅學是“外加的”，因此依據“典範論”的標準（即孔恩的“革命”之義），不能看作是“紅學的革命”。其實，衡量紅學流派的出現是不是“紅學革命”，把孔恩以研究“科學革命”為對象的“典範論”作為尺子，本來就不可靠，比較穩妥的還是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這把尺子。我們知道，事物有量變，有質變；質變決定兩個事物之間的根本區別。毛澤東派紅學的出現，並不是索隱派、考證派的量的增加和積累，也不是“小説批評派”的延伸和擴大，而是紅學出現了一種新質，一種全新的形態。它對索隱派、考證派的否定，不是一兩個學術觀點的數量的否定，而是學派整體的品質的否定。它的根本標誌是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不同於以往任何一個紅學流派，即人們通常説的“馬克思主義紅學”（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原則作指導研究《紅樓夢》）。余英時教授也明白指出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歷史理論”或“歷史唯物論”。在實踐上，正如余氏所言，毛澤東派紅學的最主要功績是“在摧破自傳説方面，”“有其積極意義”。盡人皆知，“自傳説”是胡適派新紅學的核心概念，“摧破自傳説”已經從學術基石上瓦解了考證派。“自傳説”是考證派胎裏帶來的病根，至今它仍然是學者們垢病考證派最為有力的根據。二十世紀的紅學流派，“新紅學”是對“舊紅學”質的超越，毛澤東派紅學是對“新紅學”質的超越，這種紅學內部的學術性變革，正體現了事物發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如果這還不是紅學革命，還能在紅學領域舉出超出這種學術變革的別的例證嗎？
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趙建忠教授對近代紅學各個流派頗有研究，他在《兩百年來紅學研究範式的轉型與當代紅學新批評視野的建構》一文中，認為毛澤東派紅學（他使用的概念是“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是繼“新紅學”之後的“第二次紅學革命”： 其實，著重對文本闡釋的研究路向，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揭開了序幕，這就是以“典型論”為核心理論的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與胡適考證派紅學的交鋒。余英時在上引那篇文章中曾認為這種批評範式是“根據政治的需要而産生的，不是被紅學發展的內在邏輯逼出來的”，所以“革命的紅學”尚不能構成“紅學的革命”，這種看法也還有商榷的餘地。作為一種可能的研究視角和認知方法，“社會學”也並不外在於“紅學”研究的內在邏輯，因為如果離開歷史、社會而僅僅從作品本身去尋找答案，那麼人物形象也就變得難於理解甚至解讀流於隨意性，這方面，恰恰是“典型論”對“自傳説”的可貴反撥。胡適開創的“新紅學”研究範式只強調“作者”與“版本”兩項，雖然也提及“時代”，但僅是一筆帶過，並沒有取得什麼驕人的研究實績。對“時代背景”的深入考察，是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的重要貢獻，不容抹煞。可以説，“典型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紅樓夢》研究的學術空間。對於考證派獨霸紅壇的歷史而言，它也確實構成了一場“紅學的革命”，可以這樣表述，就紅學的發展歷程看，“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是繼“新紅學”之後的第二次紅學革命。（《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5輯） 1963年年底，早于余英時16年（余氏論毛澤東派紅學不是“紅學革命”的文章發表于1979年），毛澤東派紅學出色的組織家、研究家何其芳在題為《曹雪芹的貢獻》的文章中，就評價從“批俞評紅”開張的毛澤東派紅學是“在《紅樓夢》研究和整個文學遺産研究中的一個革命”： 一九五四年，新中國的文藝界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傾向、對胡適在《紅樓夢》研究中的影響作了廣泛的批判，反對了脫離時代、脫離社會、脫離階級來研究文學的資産階級唯心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反對了貶低《紅樓夢》的巨大價值的“自傳”説和“色空”説，同時也批評了《紅樓夢》研究中的煩瑣考證的傾向和“不可知論”。經過這次批判，許多文學研究工作者初步建立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文學遺産的必要性的認識，對《紅樓夢》的廣泛而又深刻的反封建的意義得到了比較一致的看法。這次批判是在《紅樓夢》研究和整個文學遺産研究中的一個革命。它給古典文學研究工作指出了新的方向。在這以後，用新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和其他文學遺産雖然還只能算是一個開始，而且對有一些重要的問題還存在著分歧的看法，我們的方向卻是正確的。(《何其芳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368頁) 何其芳的評價有充分的史實依據和嚴密的邏輯力量，結論令人信服。趙建忠對“典型論”與“典範論”作了細密的比較分析，肯定了前者，否定了後者，結論是毛澤東派紅學是“第二次紅學革命”。 第三、毛澤東派紅學是不是處於主流紅學的地位？誰都知道，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是“新紅學”考證派的一統天下。1954年的“批俞評紅”，毛澤東發現了兩個“小人物”有開創意義的批判“新紅學”考證派的文章，發起和領導了關於《紅樓夢》研究的一場全國性辯論，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研究《紅樓夢》(及其他古典文學作品)的新典範。“新紅學”考證派遭到重創，其紅學主流地位基本喪失，毛澤東派紅學正式形成，登上紅壇，並取得“執牛耳”的地位。一時之間，大陸內地的紅學，“索引派”幾乎綜影皆無，考證派也是潰不成軍，獨有毛澤東派紅學經五十年代的“批俞評紅”、六十年代的“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活動”、七十年代“‘文革’評紅熱”三次形態各異的高潮涌動，稱霸紅壇二十餘年，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沒有匹敵的主流紅學。儘管余英時不承認這一“典範”，但是這個“典範”卻是客觀存在並有很大影響，它從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未，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裏毫不動搖佔據大陸紅學研究的主流地位，這是一個無可爭議的客觀歷史事實。別的紅學流派，即使偶有表現，也只配支流、潛流或暗流的地位。八十年代以降，考證派捲土重來，索引派死灰複燃，其他新學派紛紛登場，但至今似乎難以撼動毛澤東派紅學的主流地位。進入新世紀，雖然紅學各派大有齊頭並進之勢，但是還沒有哪派有力量取毛澤東派紅學而代之。紅學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幾十年。從二十世紀紅學史的角度看，索隱派、考證派與毛澤東派紅學都曾經風光一時，“挂帥出征”，引領過紅學發展的新潮流。這是因為它們都確立了自己的研究“典範”，並在一個相應的歷史階段使之成為學術研究的傳統；這一傳統既經形成之後，大多數學者既在其特定的“典範”籠罩之下從事“解決難題的常態工作”。八十年代以後，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背景下，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潮影響，紅學界各派並起，表面上大有並駕齊驅之勢，其實並非旗鼓相當。毛澤東派紅學經過自身的痛苦裂變、反思和洗禮，也幾度經歷了挑戰與危機，但是它清洗掉“以運動方式研究學術”等等灰塵和污垢，又以嶄新的面貌輕裝上陣了，它的主流地位似乎還沒有替代者。人們在文章中和媒體上經常稱呼的“主流紅學家”，實質上絕大部分是毛澤東派紅學家，就是最好的證明。所謂毛澤東派紅學的歷史地位，其實也就是它在紅學發展中的主流地位。我們承認毛澤東派紅學的主流地位，並不是説索隱派、考證派和其他紅學派別已經退出歷史舞臺走向滅亡。相反，它們在新的紅學語境和氛圍中，也照樣會通過揚長避短獲得新的生機和發展前景，只是沒有或不再佔據學術研究的主流地位而已。 第四、毛澤東派紅學是不是推動了紅學發展？評價毛澤東派紅學的歷史地位，題中應有之義是要弄清楚它的作用是推動了還是阻礙了紅學發展。尚若是前者，它的作用是積極的，在紅學歷史上有重要地位；尚若是後者，它的作用是消極的，在紅學歷史上將沒有地位。二十世紀下半葉（從新中國建立到世紀末）的紅學史研究中有一個最大的悖論：一方面認同紅學大發展，是世界級“顯學”，另一方面又全面抹煞毛澤東派紅學的學術成果和對紅學發展的巨大貢獻。如論者在評論“階級鬥爭紅學”時説：1954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間，“紅學”毫無進境，被“階級鬥爭紅學”掃蕩無遺。“階級鬥爭紅學”即指毛澤東派紅學。毫無進境、掃蕩無遺兩個判斷，已經把毛澤東派紅學的價值和作用全盤否認。這樣説倒也痛快，只是不符合二十多年間紅學發展的史實。
我們還是先來看一下二十世紀紅學發展的實際進境。楊光漢教授統計的百年紅學成果是： 在1900年至1996年不到百年的時間內，發表過紅學文章或出過專著的海內外研究者有2361人，在中國出版的紅學專著及工具書586部，發表論文近6000篇。另有續書、倣作70部，以《紅樓夢》為題材的詩詞、圖畫28集，戲曲343種，話劇16部、電影8部，電視劇36集，音像製品161種。……這一百年的成績充分説明，紅學的存在並被中國和海外學者認同，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以至我們可以這樣説，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大文化奇觀，便是《紅樓夢》研究成了專學、顯學。（楊光漢：《紅學與經學----論“紅學”的定位之爭》，《紅樓夢學刊》1997年增刊，第98-99頁） 楊光漢教授講的紅學研究成果是整個二十世紀的。如果把這個世紀上半葉五十年紅學研究成果減掉，那麼，餘下的統計數字中的主要部分説明的恰恰是毛澤東派紅學的研究成果了。因為這個學派對紅學發展全局産生影響，是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時間段內。呂啟祥和林東海主編的《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一書，統計和囊括的恰恰是二十世紀上半葉（1911-1949）的紅學研究成果。呂啟祥在該書《前言》中説： 返身回顧本世紀上半葉的紅學研究，……蒐集和匯集了這一時期發表在全國各種報刊雜誌上的紅學評論約有五百餘篇。 本書所收錄的一百餘位作者約三百篇文章，佔到我們所及見的五百多篇的大部，未收入的……數量已不多…… 本世紀上半葉單本的紅學著作很少…… 呂啟祥和林東海的調查結果是：二十世上半葉的紅學研究成果的三個主要數據分別是：論文500余篇，論著“很少”，論者百餘位。而與之相應的楊光漢教授披露的三個主要數據分別是：發表論文近6000篇，在中國出版的紅學專著及工具書586部，海內外研究者有2361人。據此，我們得知二十世紀下半葉紅學研究成果的三個主要數據大約是：紅學論文5400余篇，論著560余部，論者2200余人。 山東大學馬瑞芳教授引用的二十世紀下半葉紅學研究成果數據更能直接説明問題： 有人調查：20世紀後半個世紀，明清小説研究論文百分之九十集中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聊齋志異》、《紅樓夢》、《儒林外史》七部名著，總共發表論文17315篇，其中《紅樓夢》研究的8756篇，也就是説，七部名著研究論文中，每兩篇就有一篇研究《紅樓夢》，真是“一部紅樓，半壁江山”。這不成比例的研究恰好説明《紅樓夢》無愧於“蓋世之作”。（馬瑞芳：《紅樓人生五大事》《文史知識》2006年第3期第28頁） 雖然數量並不就是品質，但是沒有數量就談不上品質；量變終久會引起質變，量多一般會顯示發展。二十世紀上半葉和下半葉紅學研究成果數量上的懸殊比例，無可辯駁地説明瞭佔有主流地位的毛澤東派紅學給予紅學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如果抽掉這些內容，去掉這些成果，紅學毫無進境，那麼它是如何成為顯學的？説紅學得到發展了還有客觀依據嗎？儘管由於統計標準和統計方法不一樣，兩處的統計結果有較大差異，儘管這些統計數據中還包括毛澤東派紅學名下一些稱不上“學術研究”的論文（如“文革評紅熱”中“梁效”的大批判文章），儘管這些統計數據中還包括改革開放（1978）以後索隱派、考證派和其他紅學流派的文章，但是主體部分還是毛澤東派紅學的學術成果，它們對紅學的發展和建設起到推動作用是有大量事實證明的。 我們再看一些紅學專家對這個問題的評論。 紅學家陳毓羆在《紅樓夢學刊》編委會與中國紅學會常務理事會召開的“紀念毛澤東誕辰100週年座談會”上説，毛澤東“開闢了紅學研究的新天地”： 由於毛澤東對《紅樓夢》作出了高度評價，《紅樓夢》的地位得到顯著提高，紅學也進入一個新階段，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紅學的興起，開闢了紅學研究的新天地。解放前，也有個別人寫了文章作了這方面的研究，但比較淺。而且自從毛澤東提倡後，紅學研究中出現了許多新觀點。例如，不再只把《紅樓夢》放在單個作家或僅與曹家聯繫起來看，而是作為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看，指出它産生在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時代，具有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這就把《紅樓夢》的真正意義顯現出來了。當時批判“釵、黛合一”論，認為薛、林的思想傾向是對立的。這是一個重要的觀點。毛澤東多次談到《紅樓夢》的價值，還曾以後四十回中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來比喻世界形勢。可見毛澤東對後四十回也不是全盤否定，一棍子打死的。（《紀念毛澤東誕辰100週年座談會紀要》，《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4輯，第33頁） 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週年之時，紅學家胡文彬為參加學術會議特意撰寫了《毛澤東與<紅樓夢>》的論文，他評價毛澤東“在當代的紅學研究界一直産生著巨大的影響作用”： 在當代的紅學史上，《紅樓夢》這部小説是與毛澤東同志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對《紅樓夢》一書的評價，對紅學研究所發表的許多重要評論，在當代的紅學研究界一直産生著巨大的影響作用。在一定意義上説，當代紅學研究的盛衰曲折，是與毛澤東同志的許多評論所分不開的。 從整個當代紅學史上看，毛澤東同志對發展紅學、繁榮紅學，曾經做出過巨大的貢獻。他晚年對《紅樓夢》有偏頗之論，不足為訓。但是人們不會因此而否定他的貢獻，否定他對當代紅學史的巨大影響。因為，歷史固然不是少數幾個權威手中的玩物，它是由人民來寫的，但人民是不否認傑出人物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作用的。 《紅樓夢》自問世後曾經産生過數次“高潮”，但從來沒有像在毛澤東時代這樣走紅過。曹雪芹地下有知，他會因為得到一位歷史巨人毛澤東的相知而高興。（《紅樓放眼錄》，華藝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14頁）
紅學家馮其庸在“楊州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的開幕詞中闡述“20世紀下半葉是紅學大發展的階段”的觀點時，列舉了六點標誌：《紅樓夢》的早期抄本陸續有所發現，和曹雪芹祖宗的家世檔案傳記碑刻，以及曹家幾代人的奏折有大量的發掘、發現和公佈；對《紅樓夢》文本的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新校注本”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本，十多種早期抄本的相繼影印出版，是“紅學”發展的基礎；對清代記事式的紅學和評點派的紅學也都有整理，在工具書方面有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紅樓夢大辭典》等；《紅樓夢》的思想研究、藝術研究、典型研究、美學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中國紅學會成立後，領導了歷次盛大的國際和國內的紅學活動；“紅學”走向世界，《紅樓夢》文本傳佈國外，《紅樓夢》外文譯本的增多，《紅樓夢》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的召開。他説： 大家知道，“紅學”的真正成為“學”並且得到發展，是開始於20世紀20年代的“新紅學”派，而得到更大的發展，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直到20世紀之末。……可以説，20世紀的下半世紀是“紅學”大發展的階段。（《紅樓夢學刊》2004年第4輯，第2-4頁） 評價毛澤東派紅學的歷史地位，不能繞過對1954年“批俞評紅”的評價。李希凡是當事人，又是“首難”者，經過半個世紀的紅學風雨，他對那場至今聚訟紛紜的紅學大討論，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看法：討論和批判促進了建國後紅學的發展，造就了“紅學”的顯學地位。 人所共知，毛澤東同志還為了如何正確評價《紅樓夢》，在1954年發動了一場批判運動。對於這場批判運動，至今還聚訟紛紜。儘管這場批判運動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卻在主客觀上大大促進了建國後的紅學研究的發展。……《紅樓夢》流傳後不久，就有了“紅學”的出現，後來又有了新舊紅學之分。但真正使“紅學”有了系統性規模的研究，卻是解放後這幾十年來學術發展的豐碩成果。（李希凡：《“説不盡的《紅樓夢》”—在’94萊陽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上的致詞》，《紅樓夢學刊》1995年第1輯，第330-332頁） 這次討論與批判，曾激發了知識界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至於在《紅樓夢》研究方面，也應當承認，對這部傑作的深刻的社會內容，偉大的時代意義，高度的思想藝術成就，可以説都是從此時起，才得到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而且正是由於毛澤東同志對《紅樓夢》有很高的評價，在他後半生中多次談論《紅樓夢》的政治歷史價值、思想藝術成就，才引起了廣大群眾的閱讀興趣，造成了《紅樓夢》研究歷久不衰的所謂“顯學”地位。（《關於建國初期兩場文化問題大討論的是與非----答<文藝理論與批評>記者問》，《傳神文筆足韆鞦----<紅樓夢>人物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457頁） 如果有人以李希凡為“當事人”，其評價或可有先入為主的成見的話，那麼我們再看一下不是“當事人”紅學家的張慶善在回顧百年紅學史時，對1954年“批俞評紅”積極作用的評價： 在百年紅學的歷程中，1954年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無疑是對紅學走向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今天我們用歷史的客觀的態度審視當年的過程，應該説以李希凡、藍翎為代表的學者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研究《紅樓夢》，注意《紅樓夢》産生的時代背景和作品的思想意義，挖掘作品的社會歷史內涵，拓寬了人們的研究視野，也取得了許多成果，這是值得肯定的，他們同樣為紅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歷史給了我們什麼啟示----<百年紅學>代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3-4頁） 毛澤東派紅學把紅學發展推向了快車道，使其成果豐碩，盛況空前，影響長達半個世紀，乃至更為久遠。這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無法否認也沒必要否認。至今，還沒有哪個紅學流派取得的實際成果超越它。“兩無説”（無進境、無學術）最大缺失是沒有事實根據。《紅樓夢》研究成為顯學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大文化奇觀”，這個“文化奇觀”的出現，有幾大學派的功績，其中毛澤東派紅學的貢獻最大。這是任何努力都無法掩蓋的事實。
第五、毛澤東派紅學是不是現在仍然保持著學術活力？毛澤東身後，紅學發展態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回歸文本”的呼聲大唱，而且三大紅學流派採長補短求同存異亦為趨勢。僅從論文論著發表看，則有並駕齊驅分庭抗禮之態。但仔細觀察，卻都在展示各自的歷史命運，即遇到了機遇，也遭遇了挑戰。索隱派的復活幾乎進入亢奮期，然而並不是自我更新贏得發展的蛻變，雖然著作頻出，並在研究方法上採取改變策略的規避性措施，但並沒有多少學理上的真正進步，其成果雖然滿足了部分讀者的好奇心和探秘感，卻得不到紅學界的廣泛認同，還時不時陷入“人人喊打”的窘境。學派內部各亮“謎底”，“索”出的“隱”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雜，“好奇”的讀者也不知信誰。展望其前景，“索隱”的每一結果，都佈下了一座新的“迷宮”；不僅沒有增強發展的實力，反而縮小了生存的空間。考證派在“再評價”中獲得學術發展機遇，不僅胡適、俞平伯的著作紛紛出版再版，學人研究其紅學道路、紅學思想、紅學史料的著作也紛紛問世，而且別的流派的紅學家、研紅學人也出版了為數不少的“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的考證性著作，一時蔚為大觀。但是，復蘇的考證派仍然擺脫不了胎裏帶來的學術危機：一是它作繭自縛的“自傳説”仍然不斷受到追問叩擊，成為阻礙其發展的“致命傷”；二是它把紅學圈定在史學的框架之內，漸次遠離文本和文學，被譏為“紅外學”，俞平伯晚年反思“紅學實是反《紅樓夢》的，紅學愈昌，紅樓愈隱”，其深層含義亦在於此；三是它依賴新材料的發現解決學術難題日漸窘迫，不少命題不能求解，成為學術“死穴”“死結”，陷入泥潭而難於自拔。毛澤東派紅學經歷了三十餘年（1977-2008）紅學研究實踐的檢驗。其間，有全盤否定，有基本肯定，有是非參半，有功大於過，有客觀總結其經驗者，也有系統批判其教訓者……經過涅槃、反思和洗禮，它拋掉了“運動批判式”、“泛政治化”、“庸俗社會學”等等束縛自身發展的繩索，遠離了“領導干預”、“政治參與”等等的政治背景，保留下現實主義和“典型論”文學觀的批評模式和真理內核，維護和發展了紅學研究對新時期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仍然保持著學派的生機和活力。幾十年寬鬆的學術環境，民主的學術氛圍，紅學各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紛紛登臺亮相，一較短長。在相互比較中，學人們越來越感覺到，就研究觀念的科學、學術視野的廣擴、探索層次的深邃、文化建設的實績而論，毛澤東派紅學雖然不是獨領風騷，但也盡佔頭籌。進入新世紀，這個學派很有學術實力、學問功底的著作不斷涌現，使其始終葆旺著學術青春。 紅學演進到今天，毛澤東派紅學本身也逐漸成為文化遺産。怎樣對待和繼承這一筆文化遺産，是當今紅學建設重大歷史性課題。在這個事關紅學全局的事情上，玩世不恭的態度、不屑一顧的態度、一概抹煞的態度、誤讀曲解的態度和盲目信從的態度，都將貽害於紅學自身。如果説，在對待索隱派、考證派等紅樓文化遺産上，都曾經有過“全盤推倒”的魯莽，都犯過“否定一切”的過錯，難道我們在對待毛澤東派紅學上還要重復這樣的歷史錯誤嗎？論者好以“科學的態度”相標榜，其實“科學的態度”即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老實態度，毛澤東批判繼承紅樓遺産採取這種態度，我們今天批判繼承毛澤東派紅學遺産也應該採取此種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