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碰撞“鄉愁”：當劉小東遇上侯孝賢
“我們忽然發現我們都是城裏人，我們的故鄉都被樓房盤踞，我們都是沒有故鄉的城裏人。”
撰稿/燕舞
“也不是説我牛或啥的，看了就看了，沒看就沒看。”3月16日傍晚，當筆者追問侯孝賢是否看過《當電影映照時代：侯孝賢和楊德昌》(1993)與《侯孝賢訪談錄》(1997)且有何觀感時，這位台灣導演表示，沒有看過日本青年導演是枝裕和與法國導演奧利維耶·阿薩亞斯向自己致敬的這兩部紀錄片。可能擔心別人以為自己故作清高，侯孝賢進一步解釋：“他們也沒寄個碟給我。”安妮寶貝主編的《大方》雜誌3月的創刊號上，恰好刊出導演賈樟柯的長文《侯導，孝賢》，但侯孝賢也沒看過，他希望機緣成熟時看看這些致敬之作。
這個夜晚，侯孝賢一頂帽子一雙白球鞋地出現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是因為這裡正播出其團隊為藝術家劉小東個展《金城小子》拍攝的同名紀錄片。在侯孝賢和劉小東對話時，他們共同的朋友、侯孝賢武俠新作《聶隱娘》的籌備編劇之一阿城坐在影院最後一排，默默地捧場。3月19日至4月9日的每週六晚，72分鐘的完整版《金城小子》將在UCCA輪番上映。
我們都是沒有故鄉的城裏人
《金城小子》是劉小東近期最重要的個展，它在去年11月17日至今年2月27日的展期中共吸引了5萬餘名觀眾。展覽包括劉小東的20余幅油畫、200余篇生活記錄以及侯孝賢監製、姚宏易執導的同名紀錄片。劉小東1963年生於距遼寧錦州25公里的一座小鎮“金城”，鎮上有一家創辦于1930年代的造紙廠，它迄今仍是當地最重要的經濟産業，劉家不少成員曾在這個廠裏工作過。17歲離開故鄉時，劉小東畫過童年玩伴中的一些人，這幫助他考上了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
作為介入電影最多的大陸當代藝術家，自1990年參與中國獨立電影運動始，劉小東1992年參與主演王小帥《冬春的日子》，被英國BBC評為世紀電影百年百部經典影片之一；1993年出任張元《北京雜種》的美術指導；2006年策劃《東》和《三峽好人》，分獲歐洲藝術協會及義大利紀錄片協會大獎、第63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在北京求學和工作的30年裏，劉小東每年春節都會回到金城，“每次都和幾個小時候的朋友吃喝玩樂，他們仍然生活在這裡，有的依然在小城裏的工廠當工人，有的已經下崗”，“慢慢地住宅間的農田、河溝被樓房填滿了，慢慢地國營轉制，工廠再也不熱鬧了，廠房幾乎被新蓋的樓房淹沒”，“我們忽然發現我們都是城裏人，我們的故鄉都被樓房盤踞，我們都是沒有故鄉的城裏人”。
“當年，為了考上美術院校，我畫過他們。”去年夏天，劉小東終於下定決心回鄉畫畫童年夥伴們，“30年過去了，我再一次畫他們，趁著現在他們還沒全部下崗。”最初，一直擔心被畫的朋友們有被利用和被消費之虞：“其實這麼多年來，自從我17歲離開家鄉，每次再回家探親也總是小心翼翼的，只和過去一起玩過的小朋友們往來。現在這些朋友和我一樣都是中老年了，這種情誼不深不淺，他們也從來不來北京打擾我的生活，只是回老家時和他們在一起。”這樣的顧慮後來被打消了，劉小東給出的解釋是，回鄉後他發現那些重情義的童年玩伴其實只在乎他們在一起相處的日子。
去年5月，劉小東和侯孝賢在上海談《金城小子》的合作意向時，雙方一拍即合。侯孝賢1990年代初曾挂名監製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挂》，這次是實實在在的監製，將導演和攝影的重任交給了在三三電影公司追隨他整整20年的高徒姚宏易。姚宏易2006年首度執導的《愛麗絲的鏡子》曾入圍法國南特影展，2008年執導了侯孝賢監製的紀錄片《我們三個》。
2010年7月，侯孝賢、阿城隨劉小東一起去金城看景，同年8月開拍。策展人給這次展覽取名“Hometown Boy”，阿城隨口譯成“金城小子”，被劉小東採用。就這樣，劉小東回鄉畫了3個多月，從夏天畫到冬天，畫8個童年玩伴以及自己的家。因為到府畫畫，劉小東去了其中一些童年玩伴貧寒的家(以前多是在劉小東父母和哥哥家聚餐或在外面餐館聚會)——有一家的客廳桌上擺著僅有的藥酒瓶子和電飯鍋；也因為回鄉，劉小東第一次知道年少一起習武時昵稱“小豆”的玩伴的真名，而“與她的長相相比”，“很難讓人相信她早已被工廠用2萬元買斷退休在家”。被畫的朋友中，處境較好的做警察或開KTV。姚宏易帶著同事跟拍劉小東的創作過程，這讓他不同意師傅侯孝賢的某些剪輯建議時仍理直氣壯，因為他有“現場感”。
現在不賣，“可誰知道以後呢？”
劉小東回鄉了。侯孝賢也回鄉過。在UCCA稍早些時為配合《金城小子》閉幕和侯、劉對談而放映的《侯孝賢訪談錄》(1997)中，1990年代中期，法國《電影手冊》派導演奧利維耶·阿薩亞斯(張曼玉曾憑藉其執導的《清潔》奪得2004年戛納電影節影后)跟隨侯孝賢，回到他早年生活的高雄鳳山的眷村。片中，侯孝賢帶著奧利維耶·
阿薩亞斯和女翻譯去他當年經常活動的鳳山城隍廟一帶，當地老人還能叫出侯孝賢的小名“阿孝咕”。這時，奧利維耶·阿薩亞斯在他的紀錄片中非常抒情地引用了侯孝賢自傳性影片《童年往事》(1985)的片段。幼年時，奶奶總是央求小孫子“跟阿婆回大陸去”、“回祠堂拜祖先”，老人家一次又一次地在尋找回廣東梅縣老家的途中迷路。1947年隨全家來台灣時，侯家“原先打算只在台灣住個三四年就回去”，只是，當年襁褓中才四個月大的嬰兒侯孝賢再回大陸，已是幾十年後。在《侯孝賢訪談錄》(1997)中，侯孝賢還帶著奧利維耶·阿薩亞斯一行乘坐《南國再見，南國》(1996)中平溪線上的小火車，幫拍電影時認識的當地婦女分擔行李；還帶法國導演去吃那種簡陋的路邊小館子。
回鄉是侯孝賢並不陌生的。早在2001年4月，與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華語電影專家白睿文博士于紐約長談時，侯孝賢剖析其電影中論者甚眾的“暴力美學”主題時，就曾説過：“我這些朋友是更底下階層，是更不同的生活經驗，大家也都走不同的路，但是路更窄，沒有機會。高中畢業繼續唸書只有我和另外一個人，其他幸運一點的念完高中，更多人只有小學學歷”，“他們別無選擇，只有順著自己的環境，可能性很小，有的混賭場，有的被人槍殺，有的進監牢。隨著台灣社會的結構慢慢變化，景況更差。所以我對所謂‘幫派文化’的興趣，其實是我自己生活結晶來的。”侯孝賢所言“我這些朋友是更底下階層”，是較之於其御用編劇朱天文所稱的“長大之後一同辦雜誌(《三三集刊》)的人都散了”。台灣新電影運動(1982－1986)的重要成員中，只有楊德昌和陳國富在海外自修過電影，朱天文稱侯孝賢為“土法煉鋼”。可能正是這種“土”，使《侯孝賢訪談錄》中的傳主在陪同法國導演回鄉過程中，表現得更具泥土氣息。
劉小東也透露，侯孝賢團隊跟拍過程中，“金城和他們接觸過的人都覺得他們太好了，就像不存在一樣，他們永遠躲在人後拍，不影響他們的生活，也不像大導演”，“他們可能隨便到飯館裏買一瓶小二鍋頭，就在飯館和人喝上了，沒有任何的隔閡”。不過，也有挑剔的觀眾發現，《金城小子》中，劉小東那些被拍攝和描畫的童年玩伴説話的聲音普遍比較低沉，他們稱劉小東為“領導”的玩笑話中流露出亦真亦假的不平等和不自信。《金城小子》中有一幅殘損的畫《打卵兒》，它殘損是因為鎮上的一名男子酒後駕車，將劉小東臨時搭建的畫室撞了個稀巴爛，其中的“深仇大恨”讓畫家覺得匪夷所思。在創作手記中，劉小東稱，當地派出所民警向他詢問損失，如果損失5000元以上就可以判當事人的刑。劉小東預估的損失超過2000萬元，這意味著對方可能被判7年監禁。最終，劉小東選報了“零損失”。
可能是長期合作的音樂人林強配的音樂太過動聽，也可能是姚宏易去年底今年初補拍的金城成片的蘆葦景觀非常抒情，在座觀眾自然而然地問起“鄉愁”這類主題。策展人最初也是這麼闡釋的。但這類提問讓劉小東有些不以為然，他認為“鄉愁”有不面對現實的意味：“城裏人問的問題問得和我們鄉下的問題完全不一樣。”不過，早在個展開幕時，劉小東就這樣預測這批畫的命運：“我從來沒有説，我畫你，這個作品我不賣。我沒有用這些來交流，我知道我也做不到，我可能會賣。我只能説在我的經濟能夠支撐下去的時候，我不會賣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可誰知道以後呢？”
侯孝賢看了紀錄片《金城小子》，馬上從蘆葦蕩和金城造紙廠聯想起台灣日據時代那些糖廠，他開玩笑説，談“鄉愁”不如説“電影愁”。侯孝賢把《金城小子》的拍攝當作“與內地接觸的橋梁”，也笑稱，希望“小片子大賣”。《打卵兒》的創作事故後，劉小東在父母家焚香祈福。而賈樟柯偏愛的那幀法國電影評論家讓－米歇爾·傅東編的《侯孝賢》一書的書影上，侯孝賢“站在一張條案邊兒，雙手捧著三炷清香，正在彎腰祭拜”，“祭拜中的侯孝賢，敬鬼神的侯孝賢，行古禮的侯孝賢，這正是我們的侯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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