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從近兩年您在金棕櫚及金酸梅獎的提名上看，您似乎對一些大牌藝術家的“大作品”(在投資、規模、宣傳上)帶有強烈的警惕性，而對一些新銳藝術家的與個人生活非常接近的作品更加推崇，這背後有著怎樣的思考?
鮑棟(以下簡稱鮑)：這個評獎的初衷第一是為了指出中國當代藝術創作和實踐中的典型問題。例如説有些大牌藝術家能夠擁有充分的資源，他們把一個小問題或者一個小瑕疵放的無限大，這樣的問題我想批評家肯定是要指出來的。有句話王林老師説得很好：“你是大腕，你就應該對你的藝術負責。你做得不好，社會就更應該知道。因為你有了某種光環，你就有了某種欺騙性，讓別人誤以為不好的作品也是好的，那就是很大的誤導。”因此現在真的是需要有人把問題指出來，讓人看到當代藝術圈的問題，而不是説只有一種興高采烈的娛樂化報道。
另一方面關於青年人，他們可能沒有太多的資源可用，所以他們的藝術實踐更多的是從自己的日常經驗和日常材料中開始的，也正因為這樣，他們沒有把自己架空，還有支援自己創作的根，所以我比較關注這樣的作品。
記者：現在雙金獎評選結果出來了，它與批評家年會的評選有什麼樣的區別?
鮑：首先是批評家年會的獎評的是年度藝術家，而不是年度作品，再加上這個評獎機制有所不同，批評家年會的獎是分成兩步走，第一步是提名，第二步是評獎委員討論，然後再來投票。這有點像眾議院、參議院的做法。分成這兩個步驟，相互制衡，它的結果可能要顯得比金酸梅更加折衷，結果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壞的，民主結果都是這樣，我們這次評獎結果也是這樣的。
記者：那麼你認為這種結構還有沒有可以反思的地方?
鮑：我覺得當然有反思的地方，這種模式有一個好處：就是它要強調現場的直接討論，但是因為時間或其他因素，我們可能很難就一個作品，真正的深入地討論下去。因為現在大家關注的問題還是比較多元的，所以這種對話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兩天的時間還是太短。
記者：我們經過採訪幾位沒有入選雙金獎的藝術家和批評家，聽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説這個獎有些荒誕的地方，艾未未同時被評為金棕櫚和金酸梅這兩項獎的獲得者，他本身就形成了一個矛盾體，那麼你怎樣看待的?
鮑：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關鍵，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們在評選中確實産生了分歧，這種分歧是事實，有人認為批評家應該有一個集體的價值導向，但我認為，評獎不是單純的給公眾一個輿論結果，我們不是家長，不是保姆一樣的批評家，實際上我們是把事實上的分歧不遮掩地給大家看到，然後讓大家自己去得出自己的判斷。這意味著藝術批評家並不是的所謂的革命導師，他是一個觀察者與對話者，尤其是，他不是代替公眾進行判斷。
假如只是給出一個所謂一致的判斷結果，這實際上就是把觀眾、把公民變成了一種只會接受，不會思考的動物，便成了一種愚民文化。我們要和這種批評觀徹底地決裂。
記者：新的這一代的批評家，或者説理論家是不是與以前的85時期的這些批評家和理論家，擔負的責任不一樣，然後他們的這種思路、策展標準也不一樣?
鮑：是這樣的。因為’85那一代也不是鐵板一塊，每個個體區別是很大的。有的更講究個人英雄的、有更權威的，有更潮流的，也有的也是很節制的。我們這一代之間的差異也很大，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但就整個大時代來講，可能要更加審慎一點，這一代人更願意面對複雜的情況，而不是給出一個簡單的結論;也就是更加滿足於認識活動本身，而不是給出一個認識的結果。
記者：從你自己策劃的一些展覽來看你批評思想是怎樣的，例如説在展覽《概念之酶》中你提供的策展思路是怎樣的?
鮑：《概念之酶》實際上針對的是一個很小的問題：就是對現實中過度強調所謂的現場渲染，視覺衝擊力，和無意義的外表，對這種景觀化的藝術的反思。策展中我説要從概念出發，只要你的核心動力成立，只要你的思考是有品質的，哪怕你不實施成所謂作品，我覺得都是有價值的，所以《概念之酶》是在強調當代藝術本身就有它哲學的一面，而且我一直認為當代藝術就是哲學的一種，就是一種非語言的思考，我們做過一個討論就叫“藝術作為思想”。
記者：那麼，接下來2011年的工作重點會放在哪?
鮑：工作重點!我覺得可能還是學習，閱讀。去讀更多東西、思考更多問題，這才是重點，這個重點永遠都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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