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國強最新展覽《農民達芬奇》現場全景，該展覽三句口號一目了然。
口述|劉迎九 整理|楊聖捷 圖|小覃
近段時間和蔡國強（以下簡稱蔡）頻繁接觸， 因為我要幫他策展上海外灘美術館的《農民達芬奇》展覽，他平時説話輕聲輕氣，來上海多次但每次都待不長， 很注意傾聽各方面的建議，很少説閒話，可是在決策時，他有一種自信而淡定的神氣，讓人信賴他的判斷。他有將近10人的工作組，其中有專門的檔案管理員、媒體和公共關係專員、展覽項目負責人、技術專家，還有好多處理不同事務的助手—馬英九的兩個女兒也先後成為他助理。
對文藝復興的再詮釋
蔡的人格魅力是驚人的，不管在政治、金融、商業、文藝、時尚界包括兩岸各交流層面，還是在農村和各方面關係打交道，基本上和他接觸過的人都非常喜歡他，他也在各個領域裏遊刃有餘。他聰明絕頂，絕對是個天才。説他是中國當代“文藝復興”的標桿人物，如果説從他的影響力看，那是沒問題的，但我認為，他是個不斷追求超越自己的藝術家，這個定性的名詞，其實和他的生存狀態和價值取向相違背。
蔡選用了“達·芬奇”作為展覽名稱，也可以説是對文藝復興的一種再詮釋。文藝復興是西方現代主義的起點，現代主義的發展逐漸朝世界擴張，並在歐美成熟，到最後全球化蔓延，全世界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同質化，包括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也進入了全球化的體制裏邊。這對於天性不安分的蔡來説，是一個令他感觸的現實和趨勢。他的藝術創作，從材料到方法，到背後的哲學思想，可以説正是對這一當代全球趨勢的質疑和反抗。
但文藝復興卻也具有推動對個人價值的肯定和關注，推崇個人的夢想、追求及精神風采，這是西方社會朝人性的回歸，並且帶有科學和理性特點，於是蔡把展覽挂上了”達·芬奇“的名義。蔡非常重視個體的力量，他屬於集體，卻不看好集體，他對我説，“只有精彩的個人，才有精彩的民族”，為什麼要把《農民達芬奇》展覽搬到世博會正在舉行中的上海？首先藝術的意義在於其所處的背景，世博是集體力量的寫照，所有的國家館都是集體意志的勝利，可是自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推動力，或者説最有資格來代表中國的人—中國農民，卻完全受到漠視。蔡認為需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向世人進行一個提示，讓人們重新關注那些被遺忘的價值，這裡邊充滿著個人有關於自由、夢想和浪漫主義的價值表達。
蔡對體制有著與生俱來的反叛，他喜歡挑戰一切禁錮個人主義思想並把所有人同質化的體制。“我最不喜歡上班了”，他喜歡亂搞，甚至胡作非為，“小時候我學過小提琴、畫畫、書法、武術、太極”，有人説他還學過巫術、占星術、中醫、八卦，所謂中國傳統文化，他一個不落都接觸過，而西方文化由於家鄉臨海又有各種海外關係，使得他從小視野就不受拘束，“我家鄉很多人説我小時候是一個充滿異端力量的人，但我覺得只是因為興趣太過廣泛，可能我氣質和個性裏就一直充斥著不安分吧。”蔡平日閒聊時話題是斷不了的，跟他聊天你會覺得非常有趣，既有有根據的知識，也有來路可疑頭頭是道的説法（例如風水等），這樣的綜合性也反映在作品中。
另類的集體主義
蔡的作品在今天受到人們井噴式的關注，整個五月六月，他突然集中出現在各種時尚及藝術類雜誌封面，報紙電視也是輪番轉述他的採訪。這讓中國藝術市場的不可確定性又增加了神秘因素，對他和作品的諸多質疑也開始頻頻出現。這也許是他非常享受的時刻，“並不是所有人都是來看熱鬧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來反思社會現狀的，我希望更多人有更自由的想法，這才與我展覽的初衷吻合。”這也是蔡一貫的初衷。早在上世紀80年代，儘管他並沒有參與到發生在北京的一些藝術界運動，但他對當時中國藝術界的陳腐的不滿由來已久。於是他開始用火藥來進行他所謂的藝術創作，顯然，在當時這樣的行為並不會被接受甚至婉轉的認可，儘管蔡對此的解釋是“我想引入偶然性，我一直很欣賞大自然和時間留下的痕跡”，並運用從小在福建家鄉玩的火藥。
他的這種行為在留學日本期間受到熱烈歡迎，後來又在美國得到更好的發展土壤。蔡認為這和天時地利有很大關聯，“放在10年前，我當時也在上海美術館做展覽，也不會有這樣的轟動。”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陷入人群同質化，這時候，蔡的出現讓這些麻木社會的人們享受到一些個人主義色彩的奇聞，就像在炎炎夏日，一瓶冰鎮香檳在一陣清脆的聲響裏帶出氣泡和激情，蔡抓住了這一規律，並真實地運用到現實層面。
他曾在紐約做過一個持續兩個月的行為作品，每天中午跑去曼哈頓世貿舊址對岸，釋放一片黑雲，為民眾高度緊張的神經質生活中帶進一些嬉皮色彩，“現代藝術體制的運作，造成了這種什麼都是藝術的現象。如果沒有那裏‘9·11’的背景，我這種行為便毫無意義。”
於是，當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蔡被認可了。這種認可不僅是業界，更來自官方和體制，蔡反對體制化，卻不因此排斥體制所給他創造的條件去進行自我超越。“只有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有了諸如奧運會開閉幕式視覺特效藝術總設計之類的頭銜，我才有資格去調動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我才有可能在北京城大放煙花異彩。”這種資源，對於像他這樣追求不斷超越極限的藝術家來説，顯然是難以拒絕的誘惑。
這與他的反集體主義相違背嗎？答案是否定的，蔡認為他不是反集體主義，而是採取另類的集體主義，其個人主義之外的任何想法和行為，都不是非黑既白的。他要把自身對社會的敏感點放大，讓更多人來欣賞觀摩。那究竟有多少人來認可和理解？蔡沒有這個目的，“如果每個人都照著我的想法去思考，那麼我的作為就沒意義了。任何界定我性質的界定，都與我的性質相違背。”
有人認為他這種氣質過於粗俗，而他自己認為卻是一種動物屬性，“是野性，是獸性。”
（口述者係原深圳何香凝美術館策劃部主任，藝術評論人，現為上海外灘美術館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