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廷華
書法文化和“文化書法”大相徑庭
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所長王岳川教授提出“文化書法論”，將文化與書法連綴，這不是推崇文化的高尚之舉嗎，我為什麼要公開批評？從1995年在《中國書法》雜誌寫“學者談書”系列文章開始，我于書法之關心，多與“文化”悠關，陸續刊出的文章，全為揭橥當代學者之書法經歷及知見，若王朝聞、周汝昌、霍松林、馮其庸、郭若愚、安旗等先生，無一不以終身淹貫文化學術的豐富經歷而介入書法。錢鐘書和沈從文先生，均創作與學術兼具，是中國當代文人最具世界影響者，我雖然沒有能夠採訪到他們，也寫了他們與書法淵源的文章（特別難忘在和沈從文先生夫人張兆和女士通電話時，她反覆強調：“沈從文不是書法家”！我理解沈夫人是不甘讓已經去世的沈先生廁身於“書法家”之列。還有黃裳先生在接待我時第一句話是：“書法界亂七八糟”，我為此寫了一篇《失敗的採訪》）。還有幾位純粹的職業書畫家如何海霞、陳大羽，他們對文化的推崇不因自己的職業身份而有任何遊移（何海霞先生當時已經八十八歲高齡，和一個陌生晚輩見面，十分虔誠地慨嘆自己一生缺憾在文化修養不夠）。以後，我出版隨筆集《翰墨心情》，其中多篇所言即書法的人情趣味和文化底蘊；再出版有關書法的文集，則名為《中國書法的人文處境》。回溯這點往事，無非是説明我並非反對強調書法和文化的關係，我個人參加的一些書法活動，舉辦的一些展覽，也都是以文化趣味而與書法結合的。當我在論壇和報章上公開批評王教授的“文化書法論”時，有些以前讀到過我有關文字的朋友，一時詫異：你強調書法文化，王教授強調文化書法，這中間到底有什麼區別？怎麼會論辯起來？今天書壇狀態分明是缺乏文化，王教授把文化放在第一位難道不是撥亂反正？你和王教授的分歧究竟在哪？
書壇缺乏文化底蘊，而非文化招牌
如果疾言厲色批評當下書法現狀，可以有很多話題，書法界乃社會一部分，社會問題有多少，書法界也多難避免。這裡僅就文化問題而言，這些年來，各層次的書法展覽已經在強調文化內容，比如提倡自作詩文，避免書寫錯誤等等；而各種書法學術會議則更是直接的文化宣講。這些，無疑都是在書法熱潮方興未艾裏的積極動向，那麼，當下書壇的文化狀態究竟如何，可以有幾個比較參照，比較30年前，50年前，100年前，300年前……。沒有這樣的比較，就不可能有明晰的借鑒。就比30年前，那時候內亂甫定，百廢待興，中國的書法熱潮才開始發動，很多老一輩文人書家還很活躍。追尋起來，他們的書法技藝和學術積累主要還是青少年時期的基礎，是傳統文化的夕陽余輝。老輩逐漸離世，真正是“將軍一去，大樹飄零”。現在青年一代的書法，竊以為在技法上已經不亞於上輩或上兩輩，但文化修養還不能比肩。書法技藝也需要天資和訓練，但在廣大人群裏的長期競賽，又有利益推動，畢竟激發出相當數量的書法人才，而文化修養是需要在生活磨礪中長期涵養才能得到的，修養和利益沒有直接關係難以速成，這樣的不平衡，造成當下書壇的普遍文化狀態，是熱鬧之餘的空虛，浮泛之下的貧乏，急切之間的躁亂，忐忑之後的徘徊（普遍狀態之外，當然也有特殊狀態，少數人的篳路藍縷潛心向學顯得格外珍稀可貴，當具別論）。
在這樣的狀態下，王岳川教授以北京大學博導之身，佔據學術高地之利，週游列國之便，如果真正有心於書法文化建設，未必不可以提出正確有益的主張，但王教授推出“文化書法”之口號，卻在本來的浮泛裏增加了迷惑，在急切里加重了訛誤。作為大學教授的職業要求，是傳道授業解惑，而非弄虛作秀致迷。如同現在一般書法比賽若寫錯字就只能出局，學者的理論主張如果概念邏輯不能確立，也只能就此打住。人非聖賢，豈能無錯？學術良心即在於切磋琢磨間反躬自問，知錯即改。但是，地位的優越往往造成自戀自迷，像“文化書法”這樣一個邏輯不通難於實行的口號，王教授就一意孤行，還以為是挽救當下書壇的靈丹妙藥。正是因為它貶損了“書法”內在的文化底蘊，混淆了書法的本質內涵和多向外延的關係，而配屬於“文化書法”之種種恰又于書法文化書法精神大相徑庭。改變當下書法文化的貧弱缺損需要的是多方面的努力，最需要的是對投機心理浮誇之風的抵制和反撥，是真誠心志和學術良知的堅持，而非玄惑無稽的口號和耀人眼目的招牌。所以，分析和批評“文化書法論”正是尊重書法的文化本質，並且希冀對書法精神、書法人格更多珍惜。
書法文化的深入和偏移
世界從工業化到資訊化的迅速轉變即所謂“全球化”，使得書寫的實用性進一步退化萎縮，也使得“人書俱老”的書法傳統路徑更加艱難，而大張書法的獨立藝術價值，又趨傳統漸遠。這是今天書法面臨的兩難處境。傳統書法經典以王羲之、蘇東坡等為代表，都是以自己詩文入書法，後世至於今天的幾乎所有青史留名的書法家，都循此路。王教授強調書寫內容的重要性，看似注重文化，但他的主要主張卻是書寫“四書五經”。如果僅僅是抄寫，不僅“四書五經”可為內容，中外古今一切妙語箴言都可為內容？蘇東坡當年把全部《漢書》抄寫了兩遍，辛棄疾早把“四書五經”裏的內容隱括成為自己作品了。張大千和張學良、張群聚餐，他抄寫的功能表也很具意味呢。延續到今天的“文人書法”，或謂還達不到晚清民國水準，恐怕主要還是指當今書家詩文水準。儘管如此，也超越了抄寫狀態。如果要談書法文化，誠實的態度是在當下水準基礎上怎樣更進一步加強提高。比如當下很多自作詩詞者，水準欠佳，問題在哪？是否在格律技藝的欠缺之外更加缺乏的是歷史眼光和真情實感？這也和書壇現狀既缺乏技藝深入更缺乏思想文化相仿佛。解決困境需要對傳統文化更加深入的研尋，也需要對時代精神有更加明晰的自覺。王教授作為北京大學中文博導，起碼應該在寫作的深入方面提出一點有益見解，可是，配屬其“文化書法”的竟是抄書，這就難免遺笑天下。書法寶典《淳化閣帖》十卷之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父子之作，卻找不出一件“四書五經”內容，其第一卷全為歷代帝王書，也未見一件抄寫“四書五經”，難道他們都不知道“四書五經”的價值？書寫“四書五經”是有的，西安碑林現在還保存著全套的官刻經書，以書法藝術水準論，在碑林全部收藏裏屬於下駟。問題到這裡可以明白：書法為什麼得到中國人的喜愛，因為與其日常生活、感情、趣味關係密切。書法家感情流露興致映發時不會去抄寫高頭講章。比如猴子從樹上下來已經變成人，王教授卻對人指著那棵樹説：再爬上去吧。這就是王教授所謂的“回歸經典”，與書法傳統和經典的形成完全不對路，和人們的實踐完全不對路，和今天書壇的問題也完全不對路。
書法的本體還是書寫技藝
王教授既沒有弄清楚中國書法歷史流變中作品內容與具體時代具體書傢具體環境的生動變化關係，也沒有弄清楚書法的本體究竟是什麼。如果以書寫內容為第一要素，那麼，歌德的《浮士德》、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乃至於所有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的原作，是否都成了書法佳作？例子只有到達極端才能看出荒謬。可以説，上述作品哪怕寸紙零箋，都是人類文化瑰寶，它們都和書寫有關，但不能稱書法作品。是中國人在長期書寫實踐裏因文字和工具的特殊性與書寫者才情技藝的結合發展，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書法藝術和書法文化。那麼，不論怎樣強調文化，筆墨技藝還是書法的主體。錢鐘書先生説：“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類，流傳供觀賞摩挲，原皆自具功能，非徒鑒習之資。人事代謝，製作遞更，厥初因用而施藝，後遂用失而藝存。”書法的抄寫實用價值在上世紀中期就因鋼筆鉛筆的普及而逐漸衰微，上世紀末及於今天，更因為電腦和手機的普及，日常書寫幾乎完全退出。但是，“用失而藝存”，書法以用筆為中心的技藝體系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彰顯。在這樣的形式下，書法的空前熱鬧和實質的衰微形成吊詭：一方面是書寫退位，另外一方面卻是大量以前並不深入研究書法的人開始進入書法，這個無形的推手其實是中國人的生存狀態，以及經濟成為社會價值主要評價標準。書法一途本來沒什麼門檻，也非何人專利，不論你是早先上陣的秦叔寶，還是半路殺出的程咬金，只要真有功夫就行。以後，更有很多官員也紛紛進入書法行列，中國書壇便出現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上下交徵利”狀態。書法界的中心話題在不太長的時期裏變為頭銜之爭，權力之奪，發展下去，甚至會因為“書法産業”裏的利害出現更加不可思議的怪事。王教授的北大博導身份不是官，但是有相當的話語權力，所謂“重建書法文化身份”，説穿了就是用已經在蛻變的“文化身份”來快速建立“書法權力”。除了一些空洞口號和以民族主義為招幌的矯情，“文化書法論”片面誇大書寫內容的作用，貶損書法本體即筆墨技藝，這不僅不能在書法家文化修養方面提供任何價值，也説明自己對書法技藝的理解也還十分浮淺。
書法文化的本質是精神人格
王教授在其談話裏説他為多年來受到誤解的沈尹默恢復了名譽。純是不知深淺的誅心之論。當年固然有陳獨秀評沈氏書法“其俗在骨”，但也有于右任讚揚沈為書法之“行家”，自抑為“玩票”。亦如韓愈謂“羲之俗書趁姿媚”，並不能撼動王羲之的“書聖”地位。沈尹默書法多年來也一直大有人喜愛，他就是一個既有“書法身份”又有“文化身份”的文人書法家。因為沈尹默，這裡還須談及，並非有“文化身份”就可以同樣具有“書法身份”，蘇東坡和司馬光同為北宋文豪，蘇東坡是書法家，司馬光雖也鈔書無算，卻不在書法家之列。同為現代寫舊體詩的名家，謝無量是書法家，聶紺弩也喜歡書法，卻不是書法家。同為北京大學文學教授，沈尹默是書法家，周作人就談不上。以前的文人，專業之外，亦多所愛好（其實沈尹默就是因愛好而最後成為專業），文化人、教授、作家、官員，因為喜歡或者因為經濟驅動進入書法，都未可厚非。但不可忘記：書法的基本形態是寫字，中間經過無數因素的融入，最終還是寫字。如果説當下很多書法家缺乏文化也缺乏社會影響，是多年來的文化斷裂造成的，和書法的專業化傾向也有關係。以後中國社會還有沒有可能出現像蘇東坡、于右任那樣既有卓越文化建樹又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書法家，還很難講。現在很多不識書法本質的教授、官員都在冒充內行並高臺講布，用投機立場和荒謬觀念影響書壇，同時就出現反書法常識也反文化常識的“文化書法論”之類。無視傳統者大談傳統，背謬文化者誇耀文化，也提醒人們回顧書法傳統裏真正的精神和文化。王羲之、蘇東坡這些讓我們景仰的人物，他們的作品人們比較熟悉，作品下面是他們為精神思想付出的巨大代價。王羲之《十七帖》的大部分是在山野孤居裏完成的，蘇東坡的《寒食詩》是以待罪之身，在饔飧難繼情況下書就的。書法儘管今天成為很多文化人的謀食之具，但書法的基本品質是超脫而高貴的。談書法文化，我們要反躬自問：我們的行為和言論，是在接近書法精神書法文化的本質，還是在遠離它背叛它或者糟踐它。林散之先生當年已經被挂上書協名譽主席之名，但他詫異：“怎麼還有個書法家協會”。我們可以説先生老了，兩耳不聞窗外事算不得優點，但我們不能不説先生終身體現著書法文化和書法精神。陳丹青在和“中國青年報”記者交談時説：以前我們認為自己統治者之外的“他者”，但實際上我們自己已經成為統治者。陳丹青的選擇是放棄別人艷羨的“統治”地位，回歸自我。現在世界的多元性發展確實給藝術家提供了多種生存的可能性，但是，最難的還是自動放棄權力。當年的王羲之、蘇東坡，他們如果想不放棄，或者不想放棄，都是有路可以走的，王羲之即使回到金庭養鵝，朝廷還想把他追回去；蘇東坡如果吸取坐牢流放的教訓，不要對老朋友司馬光提很多意見，他就當丞相了。這個誘惑可是比今天的書法家協會主席大得多呀，可是，王羲之、蘇東坡，表達了也放棄了，正因為這些精神深處的表現，才有我們今天可以景仰的王羲之和蘇東坡。如果説，當下書法缺乏文化，究竟什麼是書法文化，什麼是書法精神和書法人格？想有結論，就必須尊重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也體驗正在發生的真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