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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民運動
在2005年由深圳規劃局發起，深圳市政府主辦的首屆深圳城市＼建築雙年展上，策展人張永和首次邀請麻省理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北京大學、同濟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深圳大學進行深圳城中村聯合設計研究，對城中村的價值進行重估並展開保護和改造的論證。同樣的做法也適用於各城市中廣泛存在的貧民窟和所謂的“城市死角”。歷史保護和舊城改造並不限于那些顯而易見的歷史街區和文物建築，還要深入發掘城市自我發展中那些民間的閃光點。在同一屆雙年展上，一位八旬老太太陳佩君用多年撿拾回來的垃圾建材自己建成的一個蝸居住宅也被邀請正式參展，這一方面是對民間智慧的致敬，同時也激發了市民參與的精神。在歷史保護和舊城改造的探索中，王軍提出的重新界定和保護私有産權，激活産權交易，讓民間資金自行參與舊房的修繕和改造，也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上海新天地的平移重建模式就是民間商業資本摸索出來的經驗，如果民用舊宅也能合法交易，利用市場原則引入民間資金，確保私有産權不受侵犯，那麼自己的房産破損的話産權人肯定會自願修繕，而不用依靠政府捉襟見肘的財政撥款。
城市公民運動
目前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運動，其實是整個國家對城鄉關係的重新調整，而城市更新則是對城市社會資源和各種産權的重新分配，它們對現存利益格局産生衝擊的激烈程度，不亞於一場改天換地的社會革命。如果我們有幸能讀到將來的歷史學家對今日中國的回顧，那麼城市化和城市更新必是他們厚筆濃墨奮力書寫的最顯要的章節。在眼前這種迅疾急速的變革中，維持社會公正，照顧和平衡不同利益群體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如有不慎，則很容易引發社會動蕩，導致政權顛覆，一場令人不堪設想的革命將演變為現實。發生於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之所以被視為中國政治文明史的一個重大進步，就是因為它傳達出對社會公正和公民平權的呼喚，它雖然與産權分配無關，但卻關係到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對社會資源的平等分享。它發生於廣州這個最早改革開放的城市，一個因不帶身份證上街而被收容繼而被毒打致死的普通公民，因被《南方都市報》披露而導致眾多知識分子聯名上書國務院，要求廢止限制公民自由流動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孫志剛的死換來一條惡法的廢止，為新千年後的中國樹立了一條維護生命尊嚴的準則。
同樣是在廣州，2005年發生的太石村事件則是一起典型的因城市化而引起的公民維權事件。已被劃入廣州市番禺區的魚窩頭鎮太石村村民，因不滿村委會非法倒賣集體農地用於工廠建設，不能發放徵地補償款和財務不透明而依法發起對村主任的罷免動議，並重新選舉村委會。由於區政府採取暴力手段，動用了上千警力拘捕村民，罷免行動失敗。太石村事件是眾多農村徵地事件中，最能體現農民的權利和民主意識的維權運動，它揭示了中國農村基層政治的黑暗現實以及在中國城鄉關係調整中的激烈衝突。中國農民一直是城市化運動的犧牲者，靠近城市的農村集體所有土地被城市低價徵收，遠離城市的農村則源源不絕向城市輸送廉價勞動力，土地性質的改變導致無地可耕，勞動力的流失又使土地荒廢，進城務工則因為戶籍制度的阻隔而無權分享城市的公共資源，他們在城市的微薄收入根本不足以補貼破産的農村，中國在封建時代的城鄉互哺關係轉化為一種倒懸的迫人現實，農村、農業和農民成為城市化時代中國嚴重的“三農”問題。2007年，重慶和成都兩大城市經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為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致力於解決這個頑疾，據2010年12月2日《南方週末》對成都的封面報道，似乎收效甚顯。
儘管成都的城鄉統籌試驗傳來利好的消息，但中國各地因徵地拆遷而産生的對抗和暴力事件仍不絕於耳。在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金華村的唐福珍自焚身亡事件，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的鍾家自焚事件餘熱未散的時候，又傳來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樂清市蒲歧鎮寨橋村的錢雲會被工程車撞死事件……感謝網際網路和近年興起的個人媒體微網志的出現，令中國社會的能見度大幅提高，同時也令中國的公民維權運動有了日益方便強大的利器。儘管人們不能預見下一個事件發生在何時何處，但通過網際網路的傳播，更多的人開始關注、轉發、評論甚至組成公民調查小組，介入事件，再影響傳統媒體進行報道，形成監督，努力杜絕類似事件的再發生。不管這類事件發生在任何窮鄉僻壤，它都能牽動那些生活在城市中天天上網的公民們，他們成為日漸壯大的公民運動的主體。如果説網際網路在今日的城市公民運動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令它出現無中心、無領袖但更有力、更壯觀的新型特點的話，那麼2007年3月份在重慶鶴興路片區發生的“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應是最強大和最成功的例證。
這一事件發生在《物權法》剛剛頒發不久，它令事件主角吳蘋、楊武夫婦在他們堅硬強悍的性格底色之上再添加了一層新鮮有效的法律保護，但真正能讓他們成功獲得拆遷賠償的卻是那張深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孤島”圖片，它在網上的出現迅即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並引發了一直以來不滿暴力拆遷的民意的井噴，網上聲援聲浪日甚一日。大量國內外媒體被網上這張圖片牽引到事件現場，緊接著的海量報道令這一事件成了全世界的焦點，甚至連歐洲的成人雜誌也刊發了消息。它迫使重慶政府回到談判桌上，最後賠償得以合理解決。這一事件第一次衝破了“拆遷事件不可見報”的行政命令，讓它之後的所有類似事件得以在傳統媒體曝光，與網際網路形成互動輿論。這是迄今為止並不多見的通過網際網路的傳播而達成完滿解決的唯一拆遷事件，也成為市民通過法律途徑進行非暴力、無傷害維權的成功個案。
除了這些有直接個人利益驅動、以地權和産權為主要訴求的公民運動，過去幾年還出現了一些以公共利益為訴求，倡導城市歷史保護，維護集體記憶的大型街頭運動，而且非常有意義的是，這類活動的主體都是年輕人。2006年11月，香港政府為了實施中區第三期填海工程和修建快速道，決定清拆有近50多年曆史的天星碼頭及愛丁堡廣場的鐘樓，引發眾多年輕人前往示威抗議。他們闖入碼頭工地，登上了推進中的推土機，在對抗行動失敗後，馬上又轉戰附近也要被拆的皇后碼頭，從自發、鬆散的狀態改為成立“本土行動”的組織，開始長期佔據皇后碼頭，在那裏發動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到後期還進行了靜坐與絕食。這場持續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直到2007年8月2日香港政府出動數百名警員、消防人員、醫護人員還有工程人員進行清場和強拆才告一段落。這是一場由香港新生代知識分子主導的社會運動。他們都是一些二十多歲的學生、網志編輯、獨立記者和自由職業者，以97回歸作為自己思想成長的分水嶺，拒絕戰後嬰兒一代的精英傾向和殖民印記，俯身到香港的庶民歷史中去找尋香港身份的認同和建立香港本土的主體性——天星和皇后碼頭所在的中環濱海區自六十年代以來就是庶民抗爭、集會和分享的城市公共空間，凝聚著香港民眾的歷史記憶。(詳見拙文《城市更新及其對抗》，2008年2月《SOHO小報》。)
在認識了他們之中的幾位核心成員朱凱迪、陳景輝、周思中和鄧小樺等之後，我于2009年3月27日邀請他們到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來參加“八零後的社會空間”的公開討論，與本地的同齡人就年輕人如何拓展自己的社會和話語空間這一話題進行交流。在這次會議上他們第一次接觸“八零後”的概念，回到香港後很快就借用它在2009年末和2010年初來運作更大規模的“反高鐵”運動，吸引更多香港年輕人參與，使“八零後”變成一個令香港政府頭痛的新名詞。更有意思的是，香港“八零後”走上街頭的活躍身影通過在電視和報紙上的頻繁曝光，對近鄰的廣州年輕人産生感染作用，間接催生了2010年7月25日和8月1日分別在廣州江南西地鐵出口和人民公園的兩次保衛粵語的公開集會。雖然“撐粵語”的訴求略顯牽強，但他們要從地方文化保育入手展開自己的社會行動，要在歷史的舞臺上集體亮相的衝動已經邁出了第一步。這不禁令人對一向以自我快樂為準則，甚少關心社會事務的中國“八零後”和“九零後”刮目相看。
面對日益頻繁的個人和群體事件，政府應檢討它背後的制度根源，並儘快尋求改革方案。維穩只是權宜之計，治標不治本。單一的打壓不能換來社會的穩定，而只令民怨越積越深。公民社會的成長，是社會自我管理的有效方式，它對政府管治提供的是一種有效的助力，而不是它的對立面。所以政府應開放更多通道給民間力量，給NGO提供更多的信任和空間，讓它們進一步發揮潤滑社會的功能。網際網路不一定是覆舟之水，它提供的民意平臺，善加利用和處理，將會為政府保駕護航，使社會安全平穩地行駛。年輕人的冒起，並不是因為他們背後受人指使，而是身份意識的渴求，是社會和歷史責任的萌芽，更是獨立思想的成長。有後進若此，乃國家之幸也。未來，一定是他們的天下！
2011年1月1日至4日，北京。
本文發表于2011年1月15日出版的第339期《新週刊》專題《新世紀十年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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