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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與歷史保護
不過，儘管上海世博會向世人展示了這個城市雄厚的財力和基礎建設方面的驕人成就，但蜂涌而來的觀眾導致的混亂秩序，以及中國人在參觀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公德心和禮儀的缺失，卻飽受非議。它暴露出中國在城市運營、管治和公民教育方面的水準，仍不能與這類大型國際活動相稱。雖然北京在奧運會期間通過民間智囊習得一些較為聰明的危機和突發事件的應對方法(例如高志凱提出的“魚鉤理論”便讓外交部和公安部學會用合理的方法規避和平抗議人士有可能引發的公關危機)，但上海世博會對那些狡猾無禮的觀眾的失治卻是一個令人羞恥的敗績。隨後廣州主辦的2010年亞運會，無論官方或民間的宣傳中那些錯漏百齣的英文都令人啼笑皆非。大型活動雖然可以為城市品牌增光添彩，但如果操辦不當，它的負面影響亦不可低估。當廣州辦完亞運，又傳出要申辦下一屆世博會時，人們便不禁懷疑，這個城市是否太自不量力了？它可以把Zaha Hadid設計的廣州歌劇院建成一個偷工減料、面目全非的山寨建築，是不是要檢討一下它的執行和實施能力？
奧運、世博和亞運分別為北京、上海和廣州催生了許多國際知名建築師設計的大型標誌性公共建築，然而在盛會過後，這些建築如何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如何和市民發生關係，它們的長期使用和運營便成了問題。這和中國各地將要興建1000家博物館，卻缺乏展覽節目策劃運營的人才資源同理。自Frank Gehry設計的比爾包鄂古根漢美術館成功地幫助比爾包鄂實現城市復興，創造了旅遊經濟的奇跡之後，所有城市都開始迷信大師建築。但據《紐約時報》2007年的一篇報道，比爾包鄂市民很少去古根漢美術館，他們認為這種從美國移植過來的私立美術館制度以及它的建築只是為遊客準備的，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無關，他們在西甲足球聯賽中追捧比爾包鄂競技隊的熱情遠勝於對Frank Gehry建築的膜拜。這個建築可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但並未能與這個城市的本土文化發生聯繫。比爾包鄂市民的反應給大肆流行的Richard Florida的創意階層理論一個有力的反證，城市轉型不能單一依賴創意産業，最重要還是要從本土資源和現實出發，否則無法激發本地市民的參與。對中國而言，在瀋陽鐵西區複製一個北京的798藝術區是荒謬的，因為前者根本沒有後者廣闊深厚的藝術家資源和相應的藝術機構；而在河南安陽興建中國文字博物館則在情理之中，因為安陽是中國上古文字(甲骨文)的出土之地。
城市更新與歷史保護
自工業時代結束，第三産業興起和消費時代來臨，全球城市均開始進行産業結構和空間格局的轉型。大量原本以工業生産為主的城市開始衰敗，它們不得不尋找城市更新的機會。新産業所需的發展空間除了可在不斷擴張的新城區獲得之外，更希望在舊城的功能轉換中兌現。在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的新興房地産業、服務業和旅遊業不僅在郊區農村進行徵地發展，同時也介入舊城改造，通過大規模的拆遷獲取它們所需的空間。推土機和挖土機在一種強大的資本邏輯之下隆隆運作，把它們逐利的巨鏟和魔爪伸向大量歷史街區和文物建築。拆遷自那時起便成為中國城市的惡夢，在進入新千年後，更被冠以奧運、世博及其他大型公共事件之名，變本加厲。歷史保護雖然被寫在每個城市嶄新的總體規劃之中，但一旦遭遇現實利益，馬上變成一紙空文。北京作為多個朝代的首都，歷史街區和文物建築留存最豐富，在這一狂潮中受災也最嚴重。
北京正式成為全國政治中心起自金代，當時稱金中都，後元滅金，在廢都的東北位置另起元大都，都城平面由劉秉忠主持設計，明取替元後，延用了元大都的南北中軸線(從永定門至鐘鼓樓)，將舊都拆毀重建，明初期完成內城，嘉靖年間起建外城，但只建了南半部，所形成的凸形平面被清繼承，一直持續至今。北京城按天圓地方的觀念被建成一座方城，皇城處於中央位置，象徵最高權力，在向外輻射的過程中，權力隨著與皇城距離的近與遠逐步遞減，呈現出費孝通所描述的“差序結構”的特點——上至國家社稷，下至鄉土社會都適用的一種社會結構和空間組織方式。新中國成立後，把中央政府所在地設于中南海，把長安街發展為東西軸線，沿線為各部委和重要國家機構興建新的辦公建築，與傳統南北軸線相交于天安門，使之成為北京甚至整個中國的中心點。新政權保留了皇城的所有建築，但由於把行政中心設于舊城，新舊建築雜處，令傳統風貌大受影響。在建國後的歷次改造中，舊城城墻和城樓被嚴重拆毀，從明清一直保存下來的古老都城再難完整，因此，新中國之後的北京城市規劃備受爭議。
2002年，由北京規劃委員會編制的《北京舊城二十五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出版，試圖修正北京城市建設中一直存在的漠視歷史的作為，把歷史保護作為法定政策寫入官方文獻中，但這本售價600元人民幣的煌煌巨著只能進入少數專業人士的視野，而與一般市民無緣。2003年，新華社記者王軍耗時十年寫作完成的《城記》出版，作者收集整理了大量關於北京城市規劃和建設的歷史資料，採訪超過50位當事人，以熾熱真摯的感情，理性入微的分析，對北京城殘缺不堪而仍然拆聲不絕的現狀展開歷史和現實的追問。當時，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的舊城改造和大拆大建在北京行之已久，民間怨聲載道，媒體報道連篇累牘，所以《城記》甫一齣版，便洛陽紙貴，大家爭睹為快，並議論紛紛。《城記》的出版，標誌著中國終於出現了一位像Jane Jacobs一樣的知識分子，以自發的調研和庶民的角度，對傳統的城市規劃思想發起猛烈的攻擊。就像Jane Jacobs的偉大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樣，《城記》旁徵博引，深入淺出，在滿懷激情的敘述中，飽含著一種與城市生死與共的磅薄壯烈的道義感。特別是它所披露的梁思成為保護古都所付的畢生心血以及未被採納的“梁陳方案”(梁思成和陳佔祥1950年提出的在北京新城另設行政中心的規劃方案)，不僅引發新一代中國城市規劃師和建築師的共鳴，也深獲普羅大眾的認同。
在中國現行政治制度下，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城市規劃必須聽命于國家意志，它受權力的制約非常大，其獨立的專業空間實際非常小。雖然各城市近幾年都建立城市規劃展覽館對未來規劃進行公示並徵詢民意，但多數都流於形式，民眾參與度非常有限。由於缺乏真正的公眾監督機制，長官意志和權力尋租對城市規劃的干擾導致城市建設出現資源分配不公，歷史保護的原則被利益需求瓦解等嚴重問題。探索歷史保護，一直與城市謀求未來發展空間的需要形成衝突，關鍵是如何做到平衡。以《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為例，原宣武、崇文、東城和西城四區位處舊城，受歷史保護政策的制約，發展空間有限，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北京開始向朝陽區東擴，在新千年後中心再北移，奧林匹亞中心區成為最熱門的投資地塊，在2008年奧運會之後，仍要繼續在此興建國學中心、國家美術館、工藝美術館等大型公共建築，舊城的更新發展備受忽略，可能會造成不同行政區發展的失衡。正因為舊城改造困難重重，城市規劃更應多投注精力和資源，尋求對保護和發展兩難局面的破解。
因為與權力結成依附關係，城市規劃常常罔顧民意，更輕視民間的智慧。但一個城市的自我生長，卻往往比刻意的規劃更具人情味。歷史保護不僅要保護皇家建築，也要注重對民間遺産的傳承；不僅要愛惜久遠年代的文物，也要把歷史的目光放寬，對當下有價值的實踐提前列入保育的範圍；不僅要動用國家資源，也要動員民間的力量。自文革後，在深圳和廣州等較早開始城市化進程的南方城市，因為城市擴張的需要，徵用郊區農村的農地用作商業發展，但保留農民的宅基地和農業戶籍，當宅基地旁的農地慢慢變成城市，失地的農民便開始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起多層建築，一方面用以自住，另一方面用來出租謀生，因為房租低廉，加上行政管治界線模糊，於是吸引了大量低收入外來打工者入住，於是便形成了所謂的城中村現象。以傳統的官方城市規劃目光看來，城中村建築密集，人口混雜，管理失控，是城市必須切掉的毒瘤；但在我看來，城中村是一個包羅萬有的24小時方便社區，它為低收入者提供低成本的暫居地，緩解他們與城市主流社會的衝突，併為他們提供通過自我奮鬥而完成階層升遷的跳板，它也是原村民在失去耕地又不能轉為市民的情況下，應對急迫現實的一種生存智慧。2003年，我以這樣的目光拍攝了廣州最大的城中村三元里的一部紀錄片，在參加第50屆威尼斯藝術雙年展後，吸引了很多建築師、城市研究者和藝術界的注意，也改變了這些南方城市政府對城中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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