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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寧:西元2000-2010年中國城市發展的癲狂時代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1-01-24 10:58:17 | 文章來源: 新週刊

歐寧

2000年夏天,我決定離開住了十一年的深圳,搬到廣州。作為一個短短二十年時間內建立起來的新城市,深圳似乎遭遇了它發展的瓶頸。經濟特區的歷史使命完成了,中央政府的政策開始向上海傾斜。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後的城市開發和房地産的狂飆突進使它的土地儲備很快見底,深圳不得不繼續向北和向東特別是關外尋找更多城市空間。在個人生活的領域,它的單一經濟城市的定位,歷史縱深感的匱乏,生活風格和文化資源的有限性,都令我越來越覺得它在空間上的迫狹。而同年秋天,上海舉辦了它的第三屆藝術雙年展,大量以前未被官方接納的當代藝術作品開始進入這個大型展覽,使它成為一個隱含著許多風向資訊的標誌性事件。我的遷居行動是試探性的,只是保守地搬到了深圳近鄰的廣州。兩年後,咼中校的《深圳,你被誰拋棄》在網上發表,引起軒然大波。

2001年夏天,在廣州的潮熱天氣中,我和幾個助手正在為一個即將在柏林漢堡火車站美術館開幕的中國當代藝術展“生活在此時”趕制畫冊。這是文化部首次出資在歐洲舉辦的中國當代藝術展,策展人即是2000年上海雙年展的策展人之一的侯瀚如,還有時任中央美院副院長的范迪安。7月13日,在我們為畫冊忙得頭昏腦脹時,工作室的電視傳來了北京成功獲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的消息,我們看見天安門廣場上狂歡的人群,臉上貼著國旗,手上也揮舞著國旗,口中大呼,“北京贏了!北京贏了!!”這個消息,不僅為北京,也為整個國家接下來十年的城市化運動安上了一個超級巨大的加速器。9月11日,在畫冊已經殺青,我們準備趕赴柏林時,紐約世貿大廈雙子塔被兩架飛機撞毀,那象徵著資本的驕傲、城市的野心和人類與天比高的瘋狂的摩天大樓轟然倒地,它間接影響了庫哈斯為中央電視臺新大樓做的設計,後者以一個扭曲的Z字型結構,完成了對曼哈頓式摩天大樓的批判。

這一年的6月29日,青藏鐵路開工典禮在青海省格爾木市和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市同時舉行,意味著拉薩這座位處高原上的邊遠城市將要加入全國城市鐵路網。11月10日,在卡達首都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加入WTO的決定。一年後,中國經濟躍上新臺階,GDP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每人平均生産總值達到1000美元,年增長速度達8%左右,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的分量突顯。在接著而來的2002年12月3日,經過4輪投票,上海從5個申辦城市中脫穎而出,獲得2010年世界博覽會的舉辦權。這一切,均彰顯中國正國運亨通,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領域整裝待發,要在通往一個簇新的超級大國的路上全速起跑。城市化作為工業化之後最重要的一項國策,將在這一輪加速快跑中邁入下一個高潮,它將大面積改寫中國的城市史。

奧運和世博

中國的城市化運動始自文革後,它的第一個十年以深圳為主角。在一個漁村的基礎上用最快的速度創建一個新城市,在世界範圍的當代城市史中都是罕見的。深圳初創時的經濟模式是“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料裝配和補償貿易),利用它毗鄰香港的地理優勢,改變土地性質,在原來的農地上興建大量工廠,吸納各地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承接香港和海外的加工訂單。這一模式進一步輻射至珠三角地區,至今仍被一些內陸城市採用。第二個十年經歷1989年後的短暫停頓,在1992年後再次從深圳發軔,進而波及沿海城市及大部分省會城市。這個時候中國已經全面向消費社會轉型,商業和服務業進一步流行,房地産業則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土地收入變成各地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大量農業用地被不斷膨脹的發展商收購,城市擴張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02年,Richard Florida在美國發表《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很應景地總結了在美國和歐洲等地出現的新興創意産業,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中國也開始追趕這一趟國際潮流,並根據“大國崛起”的需要,提出“發展軟實力”的策略,各地城市開始加入創意産業的熱潮,中國城市化運動自此開始步入第三個十年。

自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全球化的序幕拉開,跨國資本的流動要求打通所有國界,掃除一切政治上的障礙,民族國家的觀念開始受到衝擊。而現代交通和網際網路的迅猛發展,人們日漸頻繁的國際旅行和網上交流也進一步淡化了各自的國族意識。於是,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便日漸成為人們界定身份屬性的重要標識,而國與國之間的武力競爭,也開始讓位於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經濟和文化競爭。這就是為什麼雙年展這樣以城市為主辦單位的藝術盛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開始風行全世界的原因,而奧運會和世博會這樣的頂級人類盛會更是被各城市激烈爭奪。以大型活動為契機,各主辦城市可以吸納國際流動資本,帶動城市建設,刺激本地生産和消費,發展旅遊觀光業和服務業,這已經成為推動城市復興,把城市品牌推向國際化的不二法門。自中國加入WTO後,整個國家熱烈擁抱全球化,奧運會和世博會兩大盛會的主辦權分別落入兩個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手中,中國由此步入城市發展的顛狂時代。

2005年1月27日,北京市政府提交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獲得國務院批復開始執行,它的近期規劃主要針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遠期規劃針對後奧運時代直至2020年。它提出北京總體空間結構為“兩軸-兩帶-多中心”:“兩軸”指沿長安街的東西軸和根據傳統7.8公里的中軸線(從永定門至鐘鼓樓)向北延伸而成的25公里的新南北軸;“兩帶”指“東部發展帶”和“西部發展帶”;“多中心”包括八大城市職能中心。其中的一個職能中心奧林匹克中心區便設在傳統中軸線以北的區域,包括多個奧運場館和設施,如國家體育場(鳥巢)、國家游泳館(水立方)、國家體育館、國家會議中心、奧運村等。這些奧運場館和設施早在2002年就開始採用國際競賽的方式,邀請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築機構參與設計。作為北京奧運會主會場和開幕式所在地,國家體育場最後由瑞士的赫爾左格和德梅隆建築事務所奪得設計權,他們的“鳥巢”方案準確地表達了中國“和諧社會”的國家意志,並創造了既富中國特色又具當代精神的奪目形式美感。

奧運會被視為一次千載難逢的展示中國實力的機會,因此,眾多大型標誌性公共建築要趕在它之前完工,奧運建築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除了實體展示,中央政府還抓住奧運這一事件在其他方面進行佈局運籌,其中一個重大舉措是在2006年11月4-5日舉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中國一直把投資非洲當成一個重要的經濟和外交策略,利用過去援助非洲所積聚的感情基礎,中國大量介入當地的基礎建設,甚至要把深圳的經驗引入非洲,在那裏設立多個經濟特區,通過激活當地的經濟來換取各種資源,並在外交上與非洲各國結盟來抗衡美國。事實上,來自中國的熱錢和中國政府的靈活手腕早已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的勢力迫出非洲。在奧運前舉辦的中非合作論壇可以説是中國“反向全球化”策略的一次盛大宣示,與此同時,北京也正好藉此來演練對多年來令人頭痛的城市交通問題的解決方案,為即將到來的奧運作準備。在論壇期間,北京封存50%以上的公車以削減車流量,私車不提倡上路,動員使用公共交通,限制外地車進入市區,結果收效顯著,連北京的計程車司機也開玩笑説,希望非洲朋友遲些離開,這樣北京的道路可以繼續保持暢通。

在2008年奧運會期間,北京進一步採取了這些經驗,推出私車單雙號輪換出行的措施。它雖可解一時之困,卻並非治堵的根本。興建超級大馬路,對道路進行分級,攤大餅式的環路設計,都跟不上日漸增多的私車的需要,反而令城市交通陷入死局。而舉辦世博會的上海,卻因路網密集,道路小但單行線多,軌道交通建設良好,得以避免出現死堵的尷尬局面。如果説北京舉辦奧運是出於政治和國家認同的需要,上海的世博會則更多關注民生層面,它的主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以一個肯定句式的口吻,把城市化推上了一個未來的美好願景,並讓它落在生活的支點上。城市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角,它反映出世博會對人類社會從工業化過渡到城市化的歷史趨勢的觀察,但在展覽形式上,仍採用傳統的民族國家的分類和組織方法,以國家館作為展示單位,收集世界各國對於城市化問題的最新思想觀念和技術成果。由於展覽內容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加上中國民眾對它所展示的未來新世界的瘋狂熱情,上海世博會的參觀人數累計達7304.88萬,刷新了世博會的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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