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天 乙
藝術國際總編吳鴻最近在微薄建立一個話題，叫做“當代藝術新走向”，不用説，這是一個很現實、很敏感、很重要的話題，同時，“新走向”的確也是中國當代藝術面臨的一個拐點或者一次轉折。因而，務必正視並力求加以追問和考證，以期揚長避短。
當代藝術演進儘管在相對獨立性軌道上前行但是動力卻來自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等諸多元素的合力推動，這些推動力的形態和屬性、波動無疑調整、加速、延緩、改變著當代藝術的走向與速度、姿態，甚至規定著當代藝術的整個面貌。
眾所週知，以權力至上為核心的政治價值觀必定會建立起越來越嚴密的權力壟斷藩籬與絕對排他的觀念取向，堵住了社會資源在多元的社會體和個體之間自由分配的可能性；以個人物質利益至上的生活價值觀，提供了爭奪權力以實現權力尋租的可能性，並在相互攀比的心理驅動下極力搶佔實現更多資源佔有的空間。這些社會存在要素，最終造成差距越來越大的社會分級，財富的非配與累積誕生了資本，而資本的日益集中會加劇其運動以尋求增殖的更大化，權力與資本結合起來，就誕出一個令人恐懼的社會壟斷格局。
這種局面一旦延伸到當代藝術領域，當代藝術的所謂獨立性和本體性的創造形態將土崩瓦解，資本對當代藝術的“引領”是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在資本與藝術的較量中，最容易繳械投降的自然是藝術。因而，無論是藝術市場還是藝術創作、藝術展覽、藝術批評甚至藝術哲學、藝術史等等藝術科學，在強大的資本混雜著權力的暫且叫做“權利混合體”的奇怪力量面前顯得微不足道或蒼白無力。一旦“權利混合體”介入藝術，藝術家很難抵抗住同樣奇怪的誘惑，藝術理論家和批評家亦很難堅守所謂的獨立的學術底線。我們只要看看多如牛毛的當代藝術展覽所展示的藝術作品的精神傾向，看看莫名其妙的當代藝術學術研討和藝術話題及其演繹狀態，只要看看拍賣會爆出的有如不斷刷新的“地王”一樣的天價交易，就會深切領會“權利混合體”參與之下的當代藝術泡沫和並不産生藝術價值增殖的資本運作遊戲。這種狀況給藝術家的興奮意義無法消弭，連自稱或號稱為藝術而戰的宋莊藝術群落，也悄然掀起物質至上的藝術理想浪潮。
這種思潮在“權力混合體”的主宰下，必定出現普通的、具有從業人員屬性的藝術家群體為了實現個人的或集團化的利益，而秉承唯利益化邏輯，推動著資本、權力對當代藝術的牽引甚至馴養。
從文化層面看，中國當代藝術至今也沒有走出甚至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無法走出“去創造性”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模式，在源自西方現代藝術樣式、熱熱鬧鬧的“八五”及其以來的當代藝術逐漸煙消雲散、無功而返以後，市場衝擊之下生産了難以計數的文化垃圾，在通脹成為必然，國進民退和不斷加劇的全面壟斷到來以及“權利混合體”出現以後，中國當代藝術似乎頓時迷失方向。一批當代藝術精英繼續演繹著自卑情結中生長起來的“拿來主義”，繼續從歐美當代藝術土壤中收穫某些依據和支撐，打算再一次掀起當代藝術高潮，這個高潮與“八五”以及後“八五”不同之處在於賴以支撐或者解釋當代藝術的思想依據不同。
我們注意到，前些時，“格林伯格在中國·2010格豐當代藝術論壇”就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有關柏林伯格與中國當代藝術的專題研討，儘管參加研究的理論家、批評家都深知研究柏林伯格旨在發展中國當代藝術，從柏林伯格的理論貢獻和藝術判斷中尋求可以滋養中國當代藝術的成分，摒棄失效的部分，也耗費了很多心血提交了不少的研究報告，甚至展開了辯論性的研討，但是，這些研究和研討中仍舊呈現出中國當代藝術自身理論依據的缺失，依舊存在著從柏林伯格的理論體系中尋找支援或可能性的傾向。假若這樣的等同於中國當代經濟社會發展源自西方某些支離破碎的理論一樣在中國造成了連西方都瞠目結舌的模式，後果是不言而喻的。中國當代經濟模式就是在所謂市場經濟的大理論框架下建立起來的，這就好比當年在部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下建立起來的社會治理結構遭遇巨大損失一樣，已經或者正在製造新的不可彌補的社會損失。如果我們一定要離開格林伯格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當時歐美政治經濟背景，離開當時歐美當代藝術的普遍價值觀與思維模式，僅僅截取其某些判斷或結論，研究這些判斷的依據、形式、走向以及更高層面的精神屬性，顯然不能直接連結到中國當代藝術上去。比如消費問題，西方早已進入消費社會而中國至今依然處在後農業社會或前工業社會狀態，消費社會形態下的文化包括大眾文化的屬性是後農業社會或前工業社會所呈現的文化無法比擬的，雖然文化形態不同但是文化屬性近似，但是，基於實在的文化模式之下的藝術狀態的判斷，顯然是不一樣的。這種傾向不管有沒有這樣一個論壇都是客觀存在的，無疑在並無創建性的大環境下製造著新一輪模倣高潮。這種模倣，極有可能是基於大眾文化的消費傾向。很顯然，這種傾向與中國當代政治文化吻合，但是與經濟社會或者大眾文化相背離的。在那個論壇上，劉子建的那番話説到了部分要害：
“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格林伯格是個外國人，也就是説這個外國人影響了中國。交流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國際交流在我們來説就應該是流進流出。現在的問題是，但凡是涉及到中國的現當代藝術，我們所使用的價值標準和一些話語基本上還是從外移植過來的。從國際交流這角度來説，這是一個讓人覺得尷尬的事情，特別是當我們用這樣的語言，向西方人解釋我們那部分他們不理解的藝術時，即便我們自己覺得説得頭頭是道，像那麼一回事，想不到結果是西方人表示聽不懂，畫也看不懂”。
為什麼中國當代藝術理論領域從頭到尾都不願意回歸中國這個“當下”和藝術的根本屬性，而津津樂道于西方先鋒的、前衛的甚至並不先鋒和前衛的藝術價值觀，甚至只言片語呢？只要稍微閱讀一下近三十年來中國藝術理論文獻或著作，就會發現一個很強烈的信號，那就是從來不會用中國當下的文化存在和中國人的心理素質來觀照當代藝術，毫無疑問，這樣的情形並非僅僅發生在當代藝術領域，同樣發生在中國其他領域，據説這與中國文化中的懶惰、私欲與自我放縱成分有關。為何在文革等政治管制達到極限的時期沒有這樣的情形出現而今卻極端地呈現這樣的情形呢？歸根到底就是懶惰造成的走捷徑和私欲造成的牟利動力所致。在文革時期，極端的人身依附是獲利的唯一基礎，而今天獲利的基礎則是為我所用的西方某些結論或模式。
包括“四大天王”在內的一線當紅藝術家及其作品逐漸成為過去，塵埃落定，充當資本市場的一種優勢媒介，甚至受到西方藝術批評界的嚴重質疑，促使中國當代藝術領域尋求新的出路，當個體戶走向民營企業、民營企業遭遇國進民退以後，中國經濟全面進入權力壟斷時代，在這個節點上，中國當代藝術必定需要找到一種新的、適應這种經濟社會轉型的途徑和形式，在李斯特、畢加索、達利、莫奈……們已經在中國普及以後，新的偶像人物會逐步進入中國人的視野。與之相匹配，伽達默爾、丹托……們亦將漸漸淡出中國當代藝術，格林伯格、弗萊……們粉墨登場。當然，這不是中國當代藝術的悲哀，而是中國社會的悲哀。一百年以後，盤點中國藝術，會發現成年累月積累起來的中國藝術，實際上變成一大堆半生不熟的的落後“西餐”，雖然使用的糧食是中國製造。很簡單，在二十年顛覆傳統視覺習慣、創造了更多打破早期現實圖像和畫面結構模式，並實行觀念主導與視覺闡釋以後，應該説，與中國經濟一樣，在走過二十年看不明白的市場經濟之路以後，會回到中國最實際、最現實、最真實的權力壟斷經濟狀態。當代藝術同樣也是走過了二十年被統稱為當代藝術的看不明白、自身都覺得空虛、懸浮的過程之後，逐步回到最真實的中國當代藝術，那就是“去創造”的“權利混合體”壟斷的視覺媒介，至於這種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契合藝術的實質，那不是中國當代藝術所關心的問題，只要名利能夠建立其上就實現了藝術理想。
正被熱議的宋莊美術館“行為藝術中國文獻展”，是又一個典型案例。行為藝術是一種新興的藝術門類，跨界比較大，迄今為止對於行為藝術的邊界、展覽形式及其媒介、收藏、價值轉換等等機制都沒有確定的定位，肖魯行為藝術作品《對話》最後被收藏的也只是當時的道具之一----留有槍擊痕跡的電話亭，很顯然，這並非《對話》作品的全部，甚至，當年根本就缺乏完整的可以訴諸視覺的記錄，今天，這個作品也更多的作為一個事件來描述。同時，對行為藝術的研究和相關學術主張也比較欠缺，行為藝術僅僅作為一種邊緣化、個體化的狀態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匆忙地舉辦所謂“行為藝術中國文獻展”，必定會引起廣泛的質疑。一方面，這種囊括一定時間跨度和空間跨度的展覽，很顯然沒有基本的基礎條件，比方，缺乏在確定的、整體被認可的理論框架下對中國行為藝術的大體梳理，何來的“文獻”？這些文獻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其自身價值上是否具有“文獻”意義？至於能不能或者主觀上是不是希望體現“中國”意義，也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採用專制的方式選擇展出 “文獻” 作品完全契合體制的價值觀，排斥了不少具有更大影響和更高行為藝術價值的作品，甚至幾乎放棄了某些重要時段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這次展覽拉上了當代藝術的奠基性人物栗憲庭，冠之以“中國”概念，自然會凸顯其“出發點”企圖，這是不言而喻的。毫無疑問，不管主辦者是否主觀故意，這次展覽的“搶佔”色彩是很濃的，搶佔行為藝術話語權基礎和制高點，進而建立行為藝術的價值裁決主體身份，形成權威和壟斷，將成為這次展覽行動的客觀主題。種種做法和現象表明，這次展覽希望完成的使命不外乎進一步與權力結盟，爭奪行為藝術的話語權。
所有這些徵兆，都與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走向完全吻合，於是，對中國當代藝術今後十年的走向判斷，也就大體上可以得出某些結論。
今後十年中國社會將在通貨膨脹、實業空心化、貧富差距快速拉大、物價上漲等前提下，壟斷進一步加劇、社會道德急劇下滑、社會治理結構和規範日益受到利益集團左右的時期。當代藝術必定會在壟斷寡頭的操控之下成為權力和資本的附屬物。有關資料顯示，目前中國民間游動資本即達到了7萬億，這個數字會因為不斷地從實業中抽離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進入當代藝術的數字也會在目前數百億的基礎上快速上升，資本的屬性會抬高當代藝術的價格，使當代藝術的“權力資本混合體”獲取更多的利益。
基於壟斷和高價，當代藝術的獨立性和創造性會因為壟斷而喪失，以實現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權力資本混合體”儘管不一定採取武斷的方式來規定當代藝術的樣式，但是一定會採取包裝、炒作、闡釋、炒作等途徑對當代藝術進行商業化引導，很大程度上會出現這十年符號化、特色性的藝術面孔，尤其容易出現的是，在所謂消費主義的驅動下，走上純粹形式主義的軌道，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獨立立場的消逝、理性精神的丟失、批判態度的遁隱，當代藝術作品的消費商品屬性大大展現，一方面是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當代藝術家群體游離于社會存在之外的必然。藝術家將回歸製造娛樂産品的“最早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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