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丁曉潔
2010年的雙年展們已經漸漸落下帷幕，人們把對雙年展的關注視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也是爭議最多的“視覺景觀”。毫無疑問，伴隨著全球藝術一體化以及“超媒介”、超連結”的迅猛發展，雙年展的發佈、舉辦和討論已蔚然成風並生長成為一套整齊有序的“運營流程”，它的含義和複雜性遠遠超越其自身蘊含的意義，無論是從藝術的角度還是從社會、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雙年展都不再是少數人的“遊戲”而是一道放置在大眾面前人人可視可餐的“視覺盛宴”，這樣的一種展覽模式來源於“西方”卻在中國乃至亞洲扮演著越來越豐富的角色。
伴隨幾年來全世界對亞洲經濟崛起的矚目，亞洲雙年展成為輸出亞洲文化和觀念的主要形式，光州雙年展、上海雙年展、釜山雙年展、台北雙年展、北京雙年展、雅加達雙年展、新加坡雙年展以及橫濱三年展、廣州三年展、福岡三年展等等，大小展覽鱗次櫛比，一張張國家、城市的名片散落而又密集地爭相呈現，文化就像是城市的皮膚，暴露出其隱含的種種痛楚與歡樂，而“雙年展”這場歡宴的複雜性似乎也體現在它無所不包的寬容性以及與學術性之間的博弈。寬容帶來了多元與實驗，學術標示著傳統與保守，再加上地緣特徵與時代的症候，這道菜真是越來越難做，做好後又滋味難辨。儘管如此現在依然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其中，正像西方有了金獅、金球、戛納、奧斯卡一樣，東方亦會産生金雞、金馬、金紫荊，這似乎是一種暗自的較量，説的好聽點就是“交流”。不管起點怎樣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環節就是所有的國際大展已趨於同質化——拋開展覽所屬地那不同的風土人情你很快就會發現雙年展們真是越來越像，甚至一些“國際策展人”也都化身成為“藝術流竄犯”，他們的特權不僅是一種文化霸權的體現更是雙年展制度屢受質疑後所構成的一樁難以消解的詬病與公案。它既是全球一體化後的惡果也似乎預示了新一輪的文化局面將會悄悄升起。
雙年展的“政治美學”
雙年展不斷經歷著一場讓人又愛有恨的運動，這其中極具影響力的就是光州雙年展，光州雙年展起始於1995年9月，它的建立與上世紀80年代的光州民主化運動有著緊密的聯繫，“光州事件”不僅是南韓軍事獨裁之後政治民主的象徵，其意義和影響也延展到了文化領域，這種深入骨髓的影響滲入到從事藝術與觀看藝術的群體之中，並深刻體現了一個時代的精神。毫無疑問，文化自始至終都會在一定意義上記載和影響人們對歷史的印象，這樣的歷史背景不僅影響著藝術史的發展同時也造就了雙年展的生命構架。2010年光州雙年展的主題名為“萬人譜”，這個展覽告訴我們雙年展的目光和討論始終都應該回歸到“人”的本質問題上，人的痛苦和歡樂、命運與掙扎是當代藝術不能回避的命題。而無論是**還是人性，國家是強大還是衰弱都必然會通過人的“圖像”來凸顯藝術的奧秘。在這一點上“萬人譜”與上海雙年展2008年的主題“快城快客”似乎有著異曲同工的默契，“快城快客”刻畫了城市化進程中人的變遷併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和上海雙年展主題“巡迴排演”奏響了前奏。而這樣一支“國家隊”的舉動和影響絕對不容小覷，它牽扯到的不僅是藝術本身，甚至會是一個國家的運動方向，千絲萬縷的關係遍佈其中。
2007年光州雙年展爆出“學位門”醜聞，最年輕的雙年展策展人申正娥幾乎鋃鐺入獄，順藤摸瓜你就會發現這個事件其實映射出南韓政府對權力的監控力度以及政治透明的程度，正像當年南韓人樸智澤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説，“南韓是一個民族國家，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就是國家的事，不像中國很大，一個地方做了錯的事，不會影響另外的地方”，這樣的區別也造就了中國式雙年展的某種特殊性，即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與控制，於是一些人揶揄地拿雙年展與全國美展作比較，認為這就是中國當代藝術權力分佈中的一個局部而已。
儘管雙年展們一直飽受爭議，但必須承認的是它為藝術融資建立了新渠道。2009年首屆798國際雙年展舉辦；2010年首屆南京國際雙年展、西部國際雙年展（銀川）、草場地雙年展舉辦……如今雙年展們在中國已經如雨後春筍般的成長，草根、民間、官方、美術館、畫廊各方兵馬匯集玩的就是混裝搭配，曾幾何時“國際”這一詞彙供不應求並審時度勢成為各類標簽和吸引眼球的籌碼（2010年上海雙年展有意避開這一影響，故此三位策展人全是中國籍）。當然，這種格局也不過是整個中國社會環境的縮影而已，地球人都知道誰能在雙年展中脫穎而出並且延年益壽那得看後臺有多硬，走馬觀花式的策展人蜂擁而上，風光一陣又拂袖而去。不過，這個現狀也早就有人接受，“藝術這行就是這麼不靠譜”，圍觀的人如是説。
對現實問題的回避將是硬傷
就在前幾天中國廣州舉辦了亞運會，但多數人對亞運會的關注並非是圍繞在體育項目或是獎牌上，他們對2010亞運會號稱即將2000億的花費産生質疑，這屆亞運會的昂貴據説堪比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光煙花數量就是曾經奧運會的一倍，人們不禁要問，在這個房價飆漲通貨膨脹的寒冬裏有沒有必要搞這樣奢侈浪費的“聚會”，國際形象與社會民生相比到底哪個重要？同樣，與以往相比國家文化部門對當代藝術的扶持已今非昔比，但真正的投入還是遠遠不能滿足雙年展的願望與需求，上海雙年展策展人李磊就曾大吐口水説要想成為真正的“世界第五，亞洲第一”就不得不懂得“行銷”。在現實條件的裹挾之下，中國的雙年展又如何實現其理想，的確舉步維艱，於是我們會看到林林總總的大小雙年展越來越像某個群展的升級版本，討好藏家是主要，其次才是雙年展所應該具備的學術價值、公眾教育以及國際效應。由於藝術公共資源無法共用以及藝術教育的缺乏，觀眾在面對雙年展時常常會産生這樣的疑問——“看不懂？”藝術儘管是“上層建築”，但畢竟根植于社會、政治、經濟，脫離了對現實的關注，藝術家和策展人將越來越輕易地去扮演中産階級代言人、公司老闆或是充斥在這個圈子裏的機會主義者，假如觀眾最終成為所有“演出人員”的一個參照物或是幻化為可有可無的符號，那麼藝術的危機就會真正的出現了。
雙年展不是藝博會，那是什麼？
綜上所述，雙年展的舉辦效果漸漸取決於企業的贊助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學術性和獨立性就會不斷面臨考驗，由於在中國並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藝術基金會制度，贊助無法實施、不能給予贊助方有效的“回報”……都破壞了雙年展與資本的合法化擁抱以及這根不能斷裂的良性鏈條。於是，雙年展們的啟動和運作不得不尋求更多樣化的“經濟支援”，暗箱操作和資本潛規則充斥其中，由於資助渠道的狹隘，導致很多雙年展不得不打折或是出讓公共利益，而能夠像上海雙年展那樣得到瑞士銀行連續10年的贊助畢竟鳳毛麟角。雙年展企業化和公司化的現象勢必會日益嚴重，這無疑會影響到它的學術形象，“衝出亞洲”的理想也只能化為泡影。如果有一天我們發現一進入某個雙年展的展廳就能夠辨認出此藝術家出自哪一家空間或畫廊，那堂堂的雙年展又何異於一場風光秀麗的藝術博覽會？那麼一場雙年展到底在公共藝術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人們對它的指責與評價又是否能夠成立？——主題空泛、與現實脫節、缺少與小展覽的互動關聯、過分強調策展人的理念、文化宣傳環節薄弱、沒有客觀的討論平臺等等，兩年一度或三年一度的雙年展們無法回避這些問題環節，因為它不僅僅只是關乎到藝術這個小眾的群體，回歸大眾即是時代的需求。也許在雙年展從一個莽撞少年成長為有為青年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會加入其中，藝術的平等終將讓“互動”成為下一輪雙年展發展的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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