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楊衛
要談畫家職業與知識分子身份的話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知識分子，否則，談來談去也談不到要點，甚至很容易變成一些套話。卡夫卡曾經説過：“沒有殉道者，任何運動都會蛻變為廉價投機的利益集團。”我把這句話轉移到這裡：不把一些基本概念弄明白，論何道德文章都落不到實處，而極容易變成空泛的説教與口號。就我個人而言，是比較討厭説教與喊口號的。所以，面對這樣一個話題，我也不想站出來呼籲什麼。我想，與其站出來吆喝，還不如踏踏實實來進行梳理。因為也只有把知識分子的身份搞清楚了，我們才會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來的，又將會到哪去。
毫無疑問，知識分子指的是一類人，一類有知識的人，這是字義上的理解。但事實上，作為知識分子又不僅僅只是具有知識就夠了，算命先生也有不少知識，但他們不是知識分子，而是旁門左道。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成為社會發展的一個主要推動力量，就是因為他們身上具有高於知識的道義承擔，借用老康得的一句話，就是“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換成今天的話説，就是有社會正義感。
正義感應該是知識分子站立的一個中心，否則，再多知識也只會導致認識的膨脹與思維的混亂。古希臘哲人説的“理性”，就是圍繞著這樣的一個中心原則。這個原則裏有一個永恒不變的真理世界，它可以幫助人們認識世界的全貌。當然，今天的知識分子其涵義可能要更加複雜一些。因為社會的複雜程度加大了，那麼知識分子的角色特徵也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比如今天的知識分子就不太可能像古希臘哲人那樣坐而論道便可以實現自我價值了，而更需要有一種社會性的參與，也就是説得在公共事物上發揮作用。
事實上，近代知識分子正是伴隨著世俗社會的繁榮壯大而出現的。儘管知識分子作為一個詞彙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中世紀，但那不是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近代知識分子産生的背景，恰恰是工業革命解放了中世紀的束縛，由此而引伸出一系列對於自由人格的知識召喚。現在我們聽得較多的某些詞，諸如自由，諸如民主等等，就是啟蒙運動以後隨著近代知識分子的崛起而出現的。從這些詞彙中我們能夠讀到一些微妙的變化，那就是近代知識分子不再是作為守持真理的哲人，而是將真理不斷付諸於行動的知識傳播者。
我很認同現代人把知識分子説成是社會的良心這麼一説。因為有心才會有發現，有發現才會有拓展的道路。這其實也正是西方哲學一詞的詞根原義。
現在回過頭來説畫家，我個人是不太喜歡使用畫家這個稱謂的。因為這個稱謂所指的基本只是一個技術層面的涵義，並沒有涉及到創造性的精神實質。所以，我更願意用藝術家這個詞。事實上，如果單純説畫家，是一個過去時的概念。西方中世紀的時候，畫家是屬於工匠的範疇，並沒有什麼創造性的精神內涵。那時的畫家只是服務的機器，就如同我們今天的許多畫家為意識形態服務一樣，只不過那時的畫家是為教皇統治服務而已。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藝術史沒有把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菲爾説成是“文藝復興”三位藝術大師，而只是把他們稱之為三位藝術巨匠的原因了。因為就創造的實質而言，他們並沒有徹底走出中世紀的教堂陰影;在藝術表現上他們更多注重的還是科學技術，而不是思想觀念。
西方從印象派到現代藝術直至當代藝術的發展歷程，實際上正是近代知識分子所推出“自由”等概念在視覺革命上的一次次體現。這期間，畫家的身份也開始了蛻變，即由原來單純的技術身份轉變成了今天的創造者身份。西方現在把從事視覺創作的工作者籠統稱之為當代藝術家，體現了他們對這種創造性身份的一種價值認同。在這裡，藝術家跟知識分子不再是兩個身份，而是合二為一，成了一種完整的獨立人格。
以上是我對西方知識分子及其畫家職業的一個簡單梳理，但如果我把這個話題拿到中國的背景來談，問題就會複雜得多。首先，我們會發現中國人的許多文化概念乃至文化身份實際上都經歷了一個徹底打碎，然後再重新組建的過程。比如知識分子，中國古代既沒有這樣一種人格身份，也沒有這樣一個詞。雖然，中國古代的“士”比較接近於今天的知識分子，而中國古代士人信奉的“道”也基本等同於古代西方哲人崇尚的“理性”，但我們卻沒有一個自我發展、延伸，直至覺醒的完整歷史。眾所週知，“知識分子”一詞是“五四”前後從西方舶來的概念，甚至當時還不叫“知識分子”，而稱“智識分子”，可見當時的中國人對這樣一種獨立人格其陌生的程度。“五四”提出科學與民主的概念帶有一些啟蒙主義的色彩，但這種啟蒙以科學主義為基本原則，從根本上又不同於西方啟蒙運動時期的自由思想。所以，當近代以來的中國藝術家抱著強國之夢向西方學習時，因為更多側重的還是其科學的造型技術與手段，而不是其內在的人文精神，也就使得畫家作為一種職業既遠離了西方的知識分子背景，同時也抽離了中國古代的文人背景，變成了一種完全技術性的身份。這也是後來許多中國的畫家們被意識形態架空一個原因。因為在這種技術身份的背後，沒有一種精神價值的認同和獨立品格的支撐。
長期以來，中國的主流渠道都是以“國、油、版、雕”來劃分畫家的不同技術身份，這種劃分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特徵。也就是説，畫家成了掌握不同工具類型的工匠，為的是給一個意識形態的中心思想造型。這無疑是對知識分子的一種剝奪。我這麼説，並不是因為我不重視技術。恰恰相反，我認為技術應該朝往更加專業的方向發展，但這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擁有專業的武器來發揮人文的價值，並最終構成一種參與社會的批判性力量。
事實上，中國的知識分子，依然處在一個知識重建的過程中。在我看來，重要的既不是如何要向西方知識分子的歷史去學習，也不是要怎麼樣去繼承自己的文人傳統，而是要在這二者的基礎上轉換出一種獨立的品格來。也只有這樣，我們的知識分子才能成為一種參與社會的力量，在各自的技術領域實現其人文的價值。至於畫家是不是一定要成為知識分子，我倒覺得未必。人各有志，有的人要去羅馬，而有的人更願意去耶路撒冷，這是道的不同，沒有什麼好指責的。我只想説，成為了知識分子的畫家已經不僅僅只是畫家，除了他們掌握著一定的技能之外，在他們身上必然還會體現知識分子的人格特徵。我很喜歡曾經為“文藝復興”撰寫《當代史》的作者保羅·焦維奧説過的一句話：“抱著不確定的希望為了永恒的讚揚而延長自己的名聲。”在我看來，這，既是知識分子一種精神務虛的人格，也是他們在精神務虛中對自我美德的一種現實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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