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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與共性：地域美術史研究範式及其存在的問題
傳統意義上地域美術史研究的終極目的，是通過對於一個特定地域美術發展的專項研究，探求其個性與共性之間的關係，繼而建構一種美術史發展模式，完成意義的昇華。受到現代學術觀念與方法論的影響，愈來愈多的研究者對此進行過踐行與反思。是單純“就事論事”、保持其獨有價值體系的個案研究，還是將其放置在一個整一的社會文化形態中，觀照其普適價值與建設性意義，成為地域美術史研究回避不開的選擇。
在西方藝術史方法論的發展史上，有著從地域美術史研究中抽繹美術史研究範式的傳統。溫克爾曼較早試圖通過一項特定地域範圍的個案研究來推導出各地域藝術史的統一規律與模式。他認為研究古希臘藝術的目標，是要把人們的認識“引向統一，引向真理，並以此來作為我們在判斷和實踐中的指南” 。其《古代藝術史》（History of Ancient Art，1764）通過對於古希臘藝術史的深入考察推導出藝術史研究的原則，提出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藝術必須看作和它的物質環境和社會背景有血肉聯繫：“藝術史的目的在於敘述藝術的起源、發展、變化和衰頹，以及各民族各時代和各藝術家的不同風格，並且儘量地根據流傳下來的古代作品來作説明。”對於這種“由點及面”的推廣，認同與批判的聲音一直並存。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1922-1996）認為“取得了一個範式，和取得了範式所容許的那類更深奧的研究，是任何一個科學領域在發展中達到成熟的標誌。” 以此來看，溫克爾曼從希臘藝術史中抽繹出的規律與發法論完成了一次偉大的建構。而同樣的方法在藝術史家文杜裏（1885-1961）看來，“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它所研究的藝術作品失去了個性，而成了某種類型。因此，溫克爾曼開拓的道路偏離了歷史和美學的標桿。……他把‘藝術家生活’置之腦後，而創造了‘藝術史’的一種類型。”正是這種地域美術史研究推導出的範式，使溫克爾曼成為了文杜裏眼中橫亙在後來藝術史家們面前的“偉大的絆腳石”。
對於地域美術史研究來説，比研究範式更為重要的，是地域文化氛圍、地理環境和人文風俗的具體影響。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認為藝術作品的産生“取決於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地域性及其文化氛圍，深刻影響、啟蒙了藝術家及其藝術創作的審美取向與風格追求。鄭午昌也在《中國畫學全史》指出，畫家傳、畫跡錄和畫學論“三者互相參證，並及與有影響之種種環境而共推論之，則其源流宗派，與乎進退消長之勢，不難了然若揭。” 如此説來，與地域美術研究相互關涉的因素就十分複雜豐富，隨之而來的相關問題也存在著多種可能。在筆者看來，對於地域畫派和地域美術史研究，存在以下幾個容易掉落的陷阱：
其一，方法論的“範式”誤區。在大多數情況下，地域美術史專項研究的個性特徵，與其可能達成的普適性範式，並非直線對應的關係。從這一角度來看，地域美術史研究對於美術史方法論的真正的建構意義可能在於，這項研究的學術價值不是對於已有模式的重復驗證，而恰是對於一種已有的“普范性”模式的校正、反撥與挑戰。任何先入為主地“套用”既有方法論範式來進入一項特定的地域美術研究，都可能無法發掘該地域美術的核心特點。因此，在“小中見大”的同時，秉持“同中求異”的精神，即在建構普遍聯繫的同時保持相對的獨立性與個案性，也正是地域美術研究的普適價值所在。
其二，研究初衷上的地方保護主義與“家鄉偏好”（權且借用金融學界的“home bias”一詞）。研究者的“故鄉情結”，很容易變為地域美術史甚或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動力來源，這種源於集體無意識的鄉土情感本無可厚非，也確為一種可貴的文化使命與倫理情操，但正如站在山中望此山的全廓難以盡收眼底，“家鄉偏好”也使研究者很難保持一種理性客觀的中立態度。如果這種立場又與某種文化權力甚至經濟利益相對接，其後果更可想而知。一個新鮮而典型例子，是2009年12月在河南安陽一次考古發現，所引發的關於“曹操墓”的真假及其歸屬的爭議。其後來的一系列由地方政府等各方人士參與的辯論和爭奪，事實上已與學術研究無關，與隨後“劉備墓”的挖聲又起，共同淪為一場爭奪能夠帶來經濟利益的旅遊資源的角逐。
其三，過度強調地域文化性格對於地域美術的影響。地域藝術史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稍有不慎便會陷入地緣決定論的極端，即過度放大地域決定文化的絕對性。事實上對於地域美術研究而言，地域性不過是某種特定的資源與背景，而非對藝術創作的全部內容，甚至也不是對於藝術創作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清人沈宗騫在《芥舟學畫編》中論述過地域性對於畫家影響的相對性，並舉其反例：“視學之純雜為優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復有二：或氣稟之偶異，南人北稟，北人南稟是也；或淵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師是也。第氣象之閒雅流潤，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尚矣。” 地域並非不可跨越的因素，尤其在交通與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日。南方畫家寓居北方，西部畫家定居東南沿海的情況十分常見，地域文化間的交融互滲是愈發需要重視的現象。未能充分認識到此點，就容易陷入一葉障目、刻舟求劍的尷尬。
其四，地域美術研究的“主流皈依”情結。尤其在當代美術史與美術現象研究上，這一情結與文化權力與美術史研究的話語權有關。面對現當代中國的地方畫派，一些學者與批評家試圖通過推廣某一地域的藝術家、畫派來進入美術史的主流敘事。這種趨向的結果是，相關研究片面地回避地域性特徵，導致了敘述模式與價值標準的趨同。一些本已珍貴的具體研究，一經“昇華”，反而失卻了它原初的優勢和獨特味道。這種趨向的另一種表現是，在一些經濟文化欠發達地區，人們往往習慣於把“地域性”作為一種文化策略，以應對無法與主流文化對話的窘迫與尷尬。
今日的地域美術史研究，已經愈發依賴於各不同學科方法的參入，需要考古學、社會學、民俗學、歷史學、文獻學、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通力合作。尤其當今日的美術史研究“不再奠基於嚴格的材料劃分和專業分析方法之上，它成為了一個以視覺形象為中心的各種學術興趣和研究方法的交匯之地和互動場所。” 地域美術史就註定成為地域文化的視覺映像及其意義闡釋的重要方式，並折射出特定文化群落獨有的精神趣味。
于洋 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主任，副教授，博士
（此文發表于《美術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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