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靜、沈薛恩
侯瀚如的職位是舊金山藝術機構公共項目主席及展覽總監，而更多時候，他被稱作“國際頂級華裔策展人”。5月底，早已移居海外的侯瀚如開始了又一次中國之行。在北京，他作為2010年中國當代藝術獎(CCAA)的國際評審之一，出席了頒獎活動；在上海，他與《外灘畫報》讀者見面，帶來一場有關亞洲當代藝術收藏的講座。
“萬能”的國際策展人
1990年移居巴黎時，侯瀚如只有27歲。九年之後，侯瀚如策劃的“運動中的城市”開始在全世界7個城市巡展。這個展覽旨在探討亞洲當代城市建設和藝術互動及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發展，引起了國際藝術和建築界的高度重視。而擔任威尼斯雙年展法國國家館策展人的經歷，則使得這位華裔策展人一炮而紅。
1997年南非約翰內斯堡雙年展、1999年墨西哥國際攝影雙年展、2002年廣州雙年展、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2009年里昂雙年展……在侯瀚如的履歷中，有長長的國際大展的策展經歷。他同時也是歐洲、亞洲以及美國很多藝術基金會的委員和評委，眾多重要藝術刊物的專欄批評家，並時常在各種頂級藝術機構講演。
早在2000年，侯瀚如就已經出任上海雙年展的策展人。2005年，又擔當起廣州三年展策展人的重任。兩年之後，既熟知國際藝術界，又有深厚中國文化積澱的侯瀚如應邀擔任2007年威尼斯雙年展中國國家館策展人。
首次嘗試跨界
在今年9月的上海藝術博覽會國際當代藝術展(下簡稱“當代藝術展”)期間，侯瀚如將策劃一場由國際策展人、美術館專業人士和收藏家參與的藝術論壇。該論壇名為“收藏亞洲當代藝術：收藏什麼，何時收藏，如何收藏？”，由侯翰如和“當代藝術展”聯袂推出。以理論見長的侯瀚如善於思辨。他所參與的上海雙年展和廣州三年展均産生了深遠的學術影響，他信口而談的理念與理論，至今仍值得回味與探討。
亞洲當代藝術收藏是寬泛的命題，一直從事策展的侯瀚如開始嘗試小範圍的“跨界”。他所邀請和組織的不再是藝術家，而是一群對於國際藝術界有深遠影響的嘉賓。包括蓬皮杜藝術中心國立現代藝術美術館館長AlfredPacquement、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副館長Kathy Halbreich、新加坡美術館館長、倫敦泰特現代藝術館國際藝術收藏項目總監Frances Morris 等。
“當代藝術展”進入第四個年頭時，“內憂”與“外患”並存。最初的發起人、總監皮埃爾-于貝爾和洛倫佐-A-魯道夫相繼離開。而在更為國際化的中國城市香港，香港國際藝術展日益衝擊著“當代藝術展”亞洲頂級博覽會的地位。
“萬能”的國際策展人侯瀚如在遭遇市場問題時，既沒有被學術與市場間的跨界難倒，也沒有停留在藝術博覽會的表面就事論事。他以自己深厚的理論功底，發明瞭一個讓學術界代表人物探討新興亞洲當代藝術收藏的方式。在接受《外灘畫報》記者採訪時，侯瀚如説：“建一個美術館，做一個展覽，如果不是面對觀眾展出的話，都只是私人行為。我想其中更重要的東西，是用自己經濟上和工作上的能力，幫助社會保存公共記憶。”
拍賣藝術品的價格和藝術價值無關
記者：你怎麼看待拍賣市場上天價藝術作品的價格與藝術價值？
侯瀚如：藝術家的作品賣得貴是一件好事，但價錢若太超過於他在藝術上的價值就有點奇怪。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行規或者職業道德，但亞洲藝術市場卻有一種説不清楚的混亂，就是拍賣的作品。拍賣是什麼呢？拍賣其實就是股票市場，純粹是一種貿易行為。拍賣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和藝術品的藝術價值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拍賣本身有自己的一套規律，那是炒家之間的遊戲，我覺得這跟收藏家的需要是差很遠的。
我覺得畫廊除了賣畫以外，更大作用是幫助藝術家取得一些資源，培養藝術家的公共形象，幫助他們更容易被認識。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工作，也是需要投資的一個工作。這樣一個工作，往往就被通過投機來發財的拍賣行業所抹殺。先不説對藝術家怎樣，就是對很認真從事的畫廊來説，也是毀滅性的。所以我建議大家去畫廊買作品，而不是去拍賣行，特別是當代藝術作品。
記者：對於藝術品收藏，應該怎麼去衡量一個藝術品的價值呢？
侯瀚如：我想必要的知識準備是基本的，如果有時間去看看藝術史，看看藝術家創作的一些資料，然後直接去接觸藝術品。有時間就多去看展覽，多問些類似于“你為什麼喜歡這件作品”的問題，我想很快你就會有自己的一個判斷標準。
記者：您認為中國的收藏市場是不是不夠健康？
侯瀚如：説實話我也不是特別了解國內市場，大多是道聽途説或者看國內的雜誌，我認識的收藏家也非常少，認識的畫廊的人也不多，拍賣行我基本不認識。如果能夠説是有點不健康的話就是可能需求量太高，藝術家盡心去做他想做的事的機會太少。藝術家可能都在急於製作很多東西，就很難有機會去深入地想一下，很少能很自覺地去控制自己作品的産量，找時間做一些研究。
好展覽可能有許多説不清楚的東西
記者：如果一位美術學院畢業的學生剛進入社會的話，想從事策展方面的工作，您有沒有相關的指導和建議？
侯瀚如：喜歡畫畫不一定要做策展，可以有許多方式，比如可以自己畫畫。所謂展覽策劃其實是一件説不清楚的事情。首先為什麼一個藝術品要展覽？它的含義是什麼？做一個體現藝術家及其作品價值的展覽，要讓公眾理解作品的含義，欣賞它的美學上的品質，我覺得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簡單，平凡的工作。但首先要理解這個工作本身的責任。策展人是藝術家和社會溝通的橋梁。要變成橋梁就需要很多準備工作，要學習藝術史，了解各種各樣的批評流派，了解各種各樣藝術家的工作，然後要研究觀眾需要什麼樣的展覽，這個展覽在社會中又意味著什麼。當你在一定程度上有這種知識以後，我覺得很自然你就是很好的策展人了。
記者：如何評價一個策展人的好與壞？
侯瀚如：展覽策劃現在是一種職業，有一個很完整的教育體系來培養策展人。當一個東西變成職業以後就有它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怎麼教學生。我如何告訴一個學生這是一個好展覽，為什麼好，當你説得很清楚的時候可能這個展覽的好處全部都沒了。因為一個好的展覽就跟一件好的藝術品一樣，它可能有許多説不清楚的東西。就好像一個藝術家如果他很清楚知道什麼叫好的藝術品，能夠借筆和原料把它一條條列出來，這個作品就很糟糕。好與壞的界限怎麼劃分我也不清楚，就好像學游泳，當你不會游泳時要學各種知識，會游泳時就會忘了自己在游泳。
侯瀚如：藝術品應該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財富整理
收藏的意義在於欣賞它今天在這裡看到很多老朋友，上海對我來説是有感情的地方，我第一次來上海是做學生的時候，上個世紀80年代初，從北京來上海完全是感覺進城了。
我那時候來上海最感動的還是私人的記憶。當時我還在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史係，那時的好處就是學校只有大概10個人一個班，二三十個老師教我們，每年大概要跟一兩萬人競爭才能進中央美院，進了以後吃住學習都不用錢，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每年學校送我們去下鄉。美術學系下鄉就是去全國各地看美術館，很好玩。
所以我們就被派送到上海來，進了城了，當時印象最深的就是看上海博物館。我記得是謝稚柳先生接待我們的，他把我們帶到庫房裏，把博物館裏珍藏的、平時不露面的一些收藏拿出來給我們看。接下來又去了蘇州，我記得一位老先生住在一個大雜院裏，他和太太的房間只有三張桌子那麼大，但他從床底下拉出一個大箱子來，裏面有沈周、鄭板橋等人的作品，我們就著15 瓦的燈泡看了一晚上。
過了幾年再來上海，發現上海博物館被搬到人民廣場了，在一個“大火鍋”裏頭。從大廳一頭走到另一頭，大概就要走15分鐘。地上鋪了大理石，亮亮的，很滑。那時候我已經在國外生活過一段時間，但我從沒見過這麼高級的展廳，當你靠近展品的時候，燈會亮起來，平時為了保護畫，燈都非常暗。
這件事情讓我想起謝稚柳自己跑到庫房下把灰撣開拿畫給我們看，這個對比我覺得很有意思。更加不用説和那位住在老房子裏的老先生對比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涉及到今晚我們要談的收藏問題，就是説什麼是收藏？如何收藏？為什麼收藏？收藏是不是只是展示給別人看？或者為什麼展示給別人看？它和這個社會裏每個人有什麼關係？這些都是問題，我覺得比起在很好燈光下看這些隔得很遠的畫，在老先生家裏在很暗的燈光下面，打開那個長卷的感覺更接近閱讀藝術的感覺。
所以回過頭説，實際上收藏藝術並不需要花很多錢，收藏藝術品實際上就是如果你真的愛它，愛一件作品，其實可以用非常簡單的方式，不只是擁有它，還有很重要一點是欣賞它。我想這就是收藏的意義。這就算是一個開場白吧。
現在已經到了談論藝術品去向的時候現在中國藝術市場非常熱鬧，各種各樣博覽會和拍賣會都很紅火，藝術品的價格也非常高，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據説前一陣還有一位中國藏家花一億多買下了畢加索的一幅畫，破了世界紀錄，這挺好的，有點像劉翔跑得比別人快。應該怎麼看藝術品呢？好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地方叫博物館，還有一些叫做美術館的機構，這些地方給我們機會可以看到很想看的藝術品，也可以讓我們做一些夢。所以怎麼幫助這些地方發展他們的收藏，起碼對這個專業的人來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所以在今年9月的上海藝術博覽會國際當代藝術展期間，我和他們將一起組織一個論壇，論壇的主題就是“收藏亞洲當代藝術：收藏什麼，何時收藏，如何收藏？”
在中國或亞洲當代藝術收藏的問題上，我們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在美術館、博物館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中國或者亞洲很多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價格已經漲到遠遠超出這些機構能夠付出的地步，他們(博物館)收藏的機會越來越少，這些作品可能更多是落到一夜之間炒股票炒房子發財的私人手裏，而這些私人可能就把它們放到保險箱裏面，誰也別想看，就連他們自己也不常看，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一件藝術品，特別是好的藝術品，應該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財富。為什麼説是共同財富呢？因為它反映的可能是當時人類最有想像力的創造，並且是這段歷史的一種記憶載體。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麼辦法可以幫社會保存這種記憶，能夠讓大家共同來欣賞這個最有創造力的成果？這確實是非常有挑戰性的一個問題。
應該怎麼辦？我也不知道，在我們能夠想像到的或者能做到的範圍裏，我最想把國內外專家請來介紹他們在這方面的經驗。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做這個討論會，請一些有博物館背景的人來談，尋找一系列的辦法建立公共收藏。其中一種方式可能是私人出錢買，藏于公共博物館，讓大家能看到。大家在談論藝術博覽會時，往往都在關注賣了多少作品，很少有人問，作品賣了以後去哪了。我想，現在已經到了談論藝術品去向的時候了。
在歐洲，有很悠久的利用公共資源、國家支援來進行藝術收藏的傳統，納稅人的錢通過國家流向藝術。而在美國，則有很多私人買了作品之後捐贈給博物館，或者直接捐資給美術館和博物館。在中國乃至整個亞洲，有很多博物館沒有資源做收藏，這是今天我們面臨的非常緊迫的問題。亞洲的藝術創作很活躍，但是文化記憶的建立卻非常薄弱。這個矛盾怎麼去解決？有沒有一種比較可行的模式，把歐美模式的長處利用起來，同時也適合自己。這可能只是第一次對話，以後我希望更加深入。
藝術正在變成高級消費品世界在經歷一種可怕的社會變化，甚至可以説是一種歷史倒退。有錢有勢的人成為新的權力實體，正在把他們的模式傳播或強加到世界很多地方。世界在經歷單一化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的轉變，這個是更危險的。當代藝術那麼活躍，其實是很可悲的，因為少數人獲得了絕大多數的財富和權力。
我的工作和市場基本沒有關係，我也不是很了解市場。近十年來，藝術變成市場化的産品，變成了高級消費品，基本上跟鑽石黃金差不多，所有的公共資源沒辦法與私人比拼。這種來自市場的壓力，確實是最關鍵的因素。大家都很無奈，也不得不屈從。有些人逾越了專業底線和職業道德，一些面臨破産的美術館被收購，而被指定的館長也是做生意的。類似的做法如果傳到中國來，可能更可怕，中國沒有可防禦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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