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劉禮賓
2009年展覽的主題是“證偽”，2010年展覽的主題是“局中戲”。前者強調一種“不相信”的決絕態度，後者則把“決絕”本身也視為反思對象，即“決絕”本身也是無效的，不過是一場“戲”。在“局”中，把“戲”推向極致，可能是犬儒主義的無可奈何，也可以視為“盛世”無需思想的權宜之計。下面是我為2010年展覽寫的前言：
“局”定“戲”出。
“局”，可明可暗，可大可小。當“局”將你我納入其中時，對“局”沒有決定性影響的反思、質疑、怒吼的作用和順從、恭維、諂媚並無二致，都變成了“戲”。
“局中戲”。英文翻譯“ALL IN THE GAME”更能準確表達其含義。既在“局”中，如何做“戲”？強烈抗議是一種態度，但可能也只是一齣“戲”。順應“局”的趨勢，把“戲”做到極致，使其物極必反，也是一種方法。
通過作品可以知道，這些參展學生發現了自己處於“專業”、“學院”、“知識結構”、“意識形態”這些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局”中。他們用繪畫來做“戲”，又經過對某個問題的深入處理和巧妙轉化，拖出了“局”的尾巴。
“戲”凸“局”顯。
2009年10月出版的《盛世:中國2013年》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我之所以這樣看，是因為這本書涉及到了中國的知識分子處境。正如小説作者陳冠中所言“這部小説的潛臺詞是，如果盛世出現，中國尤其是知識分子將如何自處？包括老百姓應該怎麼自處，這都是需要有人發問的：到底怎麼樣才是對的？”
讀這本小説，對我形成了巨大的衝擊，乃至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無處著力的感覺控制了我很長一段時間。在此之前，我一直把“批判”視為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精神維度，也就是“對”的，但這個維度好像被陳冠中釜底抽薪了。或者説，這一個維度本身需要被反思。這本小説出版于“證偽”展覽之後，如果在之前，可能就不會有“證偽”這個主題了。
但提出“局中戲”這個主題，也絕非“嬉戲”。“嬉戲”是把自己弱智化了，表現出來很像周星馳電影角色的“無厘頭”（當然周星馳自己不“無厘頭”，他是導演）。可怕的是很多藝術家和批評家真的認為“無厘頭”是一種態度，變成了弱智。
那麼“戲”是什麼呢？在這些新畢業學生身上又有哪些呈現呢？我想對這個問題回答就是這些學生的狀態的呈現。
近期《HI藝術》的編輯問我： 80後的藝術家跟以往的藝術家相比有什麼不同？我的回答是：他們已經不同於上一代藝術家只注重反思和批判的狀態。這是否是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就“知識分子將如何自處”的問題給出的答案呢？
如果我們深究，會發現以前很多藝術家的立基點、出發點是被別人告知的，或者説不自覺獲得的。對於這些新畢業的學生來講，別人説的他們不一定相信——這不僅僅是懷疑和反思的結果，他們從小就生活在一種悖謬的現象裏面（比如他們所看到的人民公僕貪污腐敗、革命後代不勞而獲、社會主義社會兩極分化、同是祖國花朵教育機會不均等、黑貓富了剝削白貓等等）。他們不見得思考多深，但會呈現出一種態度和情緒：就是你們別忽悠我們！
他們已經意識到：我們不需要總是PK（在我看來“貌似反叛”和“恭維諂媚”是一丘之貉），我就做我自己的，我也不設想那麼多假想敵，我就玩我的。別人説的那一套，他們半信半疑。“好好學習，努力奮鬥，現在多吃苦，以後少受罪”這些通常説法對他們來説可能是無效的，因為他們的現實沒有呈現出這樣的因果關係。
其實，這些新畢業的學生身上有一些真正的活躍因素，並且這些因素很多元化。他們從多個“點”出發，直接做下去，作品更加深入和精細，更加個體化，藝術形式上也比較多樣化，從而促成藝術形式之間交織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另外，他們處理的問題往往不是一些宏大的問題，相對比較微觀，但鑽得很深。
思維活躍，對自己的深入挖掘，對自己關注的事的深入挖掘，成長過程養成的面對社會的態度：別再忽悠我！這是參展藝術家給我的具體印象。
具體到這次參展的作品來講，房程的《仁者心動》、李藝嘉的“情節”系列作品、鄭江的“花玻璃”系列作品、王春黎的照片作品以及裝置作品、衛星的《讀不可讀之書》、張偉的《慾望都市——向左走向右走》、丁帆的《透明的墻》、張宇飛的“春天”系列等作品都典型地體現了這一特徵。在他們的作品中，都含有一層“膜”（鮑棟語）。這層“膜”可以是視頻隨即投影的不確定性，可以是筆觸的真實與所表現物象的虛無、可以是“花玻璃”的變形、可以是上百次拍攝的模糊過程、可以是視錯覺、可以是素描與圖像的對比、可以是透明玻璃的正面與背面，可以是平面觀看的誤讀與3D眼鏡下的“真實”。
儘管這些學生看似處理的“視覺”問題，但是他們對遮蔽的彰顯無疑是在認真地做“戲”。
這麼多“戲”集中在一起，其背後那個若隱若現的“局”即便是“鏡中花”、“水中月”，畢竟也浮現了出來。以往的藝術家喜歡去粉碎“鏡中花”、“水中月”。殊不知，他們可能打得只是“鏡”和“水”。而“花”不為其燦爛，“月”還在空中。年輕藝術家凸顯這個局，可以視為無可奈何，也可以看做“一江春水東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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