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新世紀，中國攝影家對於空間的關注從記憶等方面展開豐富的空間敘事，大大拓展空間的意義。把空間作為一種記憶的容器加以突出提示的，當數邵逸農、慕辰的《大禮堂》系列。他們的作品第一次明確地將中國現代史記憶與空間改造的關係聯繫在一起。我們從他們的作品發現，特定年代裏出於政治需要對於空間的塑造與改造，無論是廢棄不用還是出於其他目的的改造，都是一種以空間形式對於過去的否定，這其實也是對於過去政治加諸於空間的塑造的反彈，如今則反過來成為空間對於政治的一種反訴。
而榮榮、映裏的《六里屯》，雖然也關涉記憶，但他們的視線卻從公共空間拉回到私人空間裏來。這部作品表現的是他們兩人曾經生活過的空間，這個私人生活空間經過城市改造而成為過去，並埋藏了他們所共同經歷的一段記憶。他們的拍攝行為也成為對過去生活的追懷，並將個人記憶與生活空間的變化以及社會變動連動，以個人感受與記憶提出對於當代現實的看法。空間的變化，成為他們思考生活與現實的出發點之一。
針孔攝影已經成為史國瑞攝影的標識。他照片中的城市空間成為了一種負像異托邦。本來充滿了野心的城市空間，經過影像的反轉，卻成為了如同墓場一般的死寂，黑暗的影像將現實能量全部吸收並加以反轉，沉重打擊了人們的空間期待，也給出了理解與表現空間的全新的視角。
與北京的空間變化相比，上海的城市空間所發生的急劇變化，其劇烈程度並不亞於北京。鳥頭小組(宋濤、季煒煜)的《新村》，表現了在當今的上海話語中受到故意排斥的工人新村。這種影像表現除了是一種對於“主流”上海話語的對抗之外，也是對於被排除的空間的對抗性的提示。而朱浩的持續已久的《上海默片》，則以日常中的異常為主要關注。他的空間凝視，讓我們從對於空間細節的描繪所釋放出來的詩意，感受空間本身的存在與呼吸。
此外，還有攝影家或藝術家或從想像空間著手(如翁奮)，或直視城鄉交接處的郊外空間(如朱岩、齊鴻、田野等)，或深入與建構生活空間(如邢丹文、劉麗傑、趙利文等)，或揭示消費空間(如曾翰、常河)的秘密與存在，在攝影的空間言説上都有種種獨特的表現，這裡因篇幅關係只能割愛。
以上介紹儘管粗略，豐富多彩的實踐與探索遠遠不止這些，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當代攝影的“空間轉向”並不是突發性的，而是有其脈絡可尋，是可以與當下的實踐接續起來的。攝影從根本上來説，也是一種處理空間的視覺方式。作為以透視法原理建立起來的觀看系統，攝影對於空間的這種幻覺塑造，進入20世紀一度被認為是一種保守的觀看與再現世界的方式，因此出現了激進前衛的攝影蒙太奇的嘗試，以打破疑似三維空間對於人類視覺的主導。不過，進入20世紀後期，攝影對於空間的認識與再現，經過前衛藝術的考驗，再次來到以攝影本體的觀看方式強調空間的存在與空間政治的時代。這個傾向可能以國外的一批攝影家的實踐為最先，他們的觀念、手法與風格各各不同，但為我們重新認識攝影的可能性帶來了新的智力刺激。從最近的一些中國攝影家的實踐看，當代攝影對於空間認識的變化，也已經不僅僅體現於以空間為考察對象，以空間變化為主題的層面上，更體現在與當代社會變遷的各種議題，如全球化、記憶、社會性別、人與自然的關係等的深度結合，來展開對於現實的思考。
|
